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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胡同第几槐-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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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古典歌剧正式开幕前，往往会有好几分钟的序曲。多数西方电影的最后，是一边放映详尽的演职员表字幕，一边响起终曲，有时终曲会是一首很长的歌，像好莱坞大片《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曲，就不是穿插在情节流动当中，而是放在最后字幕走动时，由席琳？迪翁深情唱出。许多中国观众还不习惯在电影院里静坐到全部字幕走完，欣赏完终曲再离座，有的影院甚至也不待拷贝彻底走完便停止放映；一些人士在家里看光盘，就更不耐烦听电影的终曲了。记得三年前我在巴黎蓬皮杜文化中心看一部法国电影，故事结束后黑底子的字幕走动了大概有五六分钟，但只有少数观众离场，多数人都静坐在座位上欣赏那伴随着字幕的终曲。我置身在异国他乡的那种情景中，忽然想起了母亲，想起了她虔诚地对待演员谢幕，我更加铭心刻骨地意识到：沉浸于艺术，是我们人生之旅中“美丽的停顿”。
二勇
那是去年春节前，村友三儿跟我说，村里老秦家有一副二勇。我不信。那玩意儿能经历半个多世纪的世道沧桑，保留到如今？
所谓二勇，是一种布制傀儡。它上半截是两个摔跤手面对面扯臂的形象，茁茁实实的。下半截呢，没被耍弄时就是空空的一条肥裤子。半个世纪前，我还是个少年，随父母从重庆来到北京，很快融入了新的民俗氛围，在东庙（隆福寺）和西庙（护国寺）的庙会里，都看到过民间艺人表演“二勇摔跤”。那表演的爷们自己穿一条跟傀儡的裤子一模一样的肥裆裤，彻底地弯下腰，把自己的两只胳臂套进傀儡的裤子，把头部隐藏起来，这样，那二勇就成为了两个揪扯在一起的摔跤壮汉。表演者变换种种技巧，自己的双腿和双臂巧妙地移动、磕绊乃至踢出躲闪，使观看者觉得就是有两位勇士在专心地搏斗。那傀儡的上半部虽然看上去就是假人，但是因为下半部的灵活运动，不断地颤抖摆动，也就以假乱真，让看客在真真假假的谐谑表演中获得极大的乐趣。表演完了，艺人从傀儡的裤子里褪出上半身来，一定是满头大汗，两条粗壮的胳臂青筋暴起。在他转着圈抱拳作揖的时候，会有一多半看客转身离去，但也一定会有一些看客往搁放在地上的傀儡身上扔钱。我那时也就把妈妈给我的零花钱，拿出二百扔下去——我说的是旧币，相当于现在的二分钱。现在的年轻人会哑然失笑吧？你那么抠门！但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在庙会里吃一碗炸丸子——过油的素丸子用滚水煮了撒上些椒盐，撇一勺稀释的芝麻酱，再撒上点香菜叶——很香啊，二百块钱一碗。
其实，那种一人演出呈现两人景象的傀儡戏，也不都是“二勇摔跤”。我后来还看到过几种类似的表演，比如“猪八戒背媳妇”，再比如“瞎子背疯”。——那傀儡的上半截是一个瞎子背着一个“疯婆子”的造型，所谓“疯婆子”，并不是得了精神分裂症的妇人，而是“疯瘫”（其实更正确写法应该是“风瘫”）即高位截瘫的妇人，为了表示其下肢瘫痪，还特意制作出了一双别在丈夫腰后的萎缩得不成比例的坏腿。和“二勇摔跤”不同的是，“猪八戒背媳妇”和“瞎子背疯”的表演者虽然也入套藏脸，但底下不是四条腿，多半用自己的腿脚表演丈夫的腿脚，而以自己的双臂表演媳妇的双臂。“背疯”把“疯婆子”乱指挥、瞎丈夫步步错的“洋相”呈现得淋漓尽致，有的观众笑得前仰后合，但我很不喜欢。这类民俗性质的表演，有精华，有糟粕，“瞎子背疯”拿残障人开涮，格调不健康。多年前，我写过《丑媒婆可以休矣》一文。现在我仍坚持自己的看法，就是我们现在组织民俗表演，比如跑旱船，应该删除那男扮女妆、唇边点着大黑痣、举着长杆烟袋锅、模仿三寸金莲移动艰难、摇摆扭捏的丑媒婆一角。
话说三儿带我到了老秦家，他家房子虽然改建过，正房里有一间居然还保留着砖炕，北墙根还保留着一个大躺柜，莫非那大躺柜里存着二勇？老秦见我急切地询问，觉得好笑，那算啥稀奇玩意？早该扔了！带我到东厢房堆杂物那间屋，从旮旯里揪出一样陈旧得不行的东西来，正是傀儡二勇！那两位勇士的造型，是辫子盘在头上，呀！该是晚清的遗物吧？老秦告诉我，那是他祖爷爷留下的，他爷爷还玩过。为什么能一直留下来？因为在讲究阶级成分的时候，他家成分好，没人来他家翻查，他们也几次打算扔掉，但总没彻底清理堆房，也就一直保存了下来。老秦说你喜欢这没用的东西你尽管拿走。我想起城里的一位朋友专爱搜集民俗旧物，就决定哪天带他来拜访老秦，收购了去。
但是，后来我忙来忙去，没顾上张罗这事。今年秋天带着我那位朋友来到我乡村书房温榆斋所在的村子，也没麻烦三儿，直奔老秦家。唉，你猜怎么着？老秦不在家，他媳妇告诉我们，那二勇已经被她拆了，铺在狗窝里了，那狗可是拉布拉多名贵品种，繁殖好了会有人一千两千地拿钱来买！
我十分沮丧。倒是我那朋友频频劝解我。他说“二勇摔跤”挺有哲理内涵的。细想也真是，人生、社会，说是双方争斗，其实往往是自己跟自己较劲。要想跟人和谐，先得自己协调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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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好麻秸待踩岁
那天老友马君来我乡村书房温榆斋，一落座就高谈阔论。马君是个民俗研究者，他有一个观点我颇赞同，就是不能把所有民俗都博物馆化，有些民俗，应该在我们的生活里保持下去，比如踩岁。他认为以往的内涵就十分丰富，现在还可以注入更多的意义，推陈出新，成为除夕的一大亮点。
五十七年前，随父母初到北京，我还赶上过踩岁。那时我家住在一个大型四合院里，那是机关宿舍，虽然分住了很多家，却俨然一个团结和睦的大家庭。除夕夜，院里的孩子们从大人那里得到压岁钱以后，都纷纷跑到胡同里乃至胡同外的街市上，买到自己喜欢的耍货零食。记得我买的是可以在地上拖着走的兔儿灯和什锦冰糖葫芦。有的小伙伴买的是木制关公刀和糖瓜儿，或者是手提猴戏傀儡和体积十分夸张的棉花糖……年饭后已经放过几阵炮仗、礼花，子时将临又掀起一番放炮放花的高潮。但真到零点来临，则大人们纷纷嘱咐孩子们暂停放炮，全院的人们都集中到院落前边，从院子的二道门——一座精致的垂花门——到斜对着它的大门口，地上满铺着芝麻秸，大人小孩一齐踩岁。那芝麻秸被踩碎的破裂声尽管远不如炮仗响亮，但噼噼剥剥的十分有趣，而且与大人们“岁岁平安”的笑语和孩子们跳跃拍掌的欢声交织在一起，构成非常浓酽的过年喜气。
压岁完了踩岁，踩岁完了跟大人一起在家里守岁。那时候没有电视，连收音机也并不普及，但听大人讲各种掌故，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胜过看电影、翻小人书。屋顶挂下萧何不停地追韩信的走马灯，地板上停着被蜡焰照得雪白透亮的兔儿灯，记得母亲就坐在灯之间，告诉我踩岁其实应该写成“踩祟”，就是把坏东西踩掉轰走。她说，你们那么喜欢过年，知道“年”是什么吗？原来“年”就是个“祟”，是个没头没脸的大怪物，每过十二个月它就要跑来一次，必须把它撵跑，放炮仗的目的在于此；踩麻秸的目的也在于此；把它撵跑了，也就“过年”了。听了这样的解说，小小的心里，全然没有对“年”的恐惧，反而呆想：这“年”可别跑远了啊，它常来多好啊，我们随时可以“过年”，也不用再上学了，压岁钱领了可以再领。原来攒一套梁山好汉的“洋画儿”（即夹在香烟盒里的烟画）得费一整年的时间，每月过年那就很快能攒齐了！但是父亲偏乐呵呵地走过来纠正母亲，说把“年”当成怪物对待，那说法至少在明清以后就不时兴了；为什么要踩麻秸？一来芝麻开花节节高。花果熟裂抖出芝麻以后，那些“小铃铛”又让人联想起小元宝，而且芝麻秸不是圆形而是带棱的，风干后踩起来声音特别脆响，所以有“岁岁平安”的含义。二来麻秸挺直，一般总有一米多长，象征“长命百岁”。人们一边踩岁，也就一边祈祝自己一年更比一年好，能够长远地丰衣足食，“脆脆生生”地过好日子。
马君听了我的回忆，拊掌喟叹，说那是建国之初吧？他的父母当时也为新*主义的实现而欢欣鼓舞啊。记得那时候看国产电影，片头是工农兵的雕像在明快的乐曲中缓缓旋转，他哼出那乐曲的头几个音节，我随着延续。那乐曲就叫《新*主义进行曲》，贺绿汀谱曲。在那样的氛围里踩岁，人们心中都怀着无限的憧憬啊。我们聊得正欢，村友三儿从厨房出来——他来给我送自家树上的柿子，刚把那些大柿子摆放在我厨房窗台上——听见话茬就问：什么是新*主义啊？我和马君就齐声让他去读毛泽东的宏文《新*主义论》。三儿一脸不解，马君就说，其实，那意思就跟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差不多。马君叹息：可惜后来走了弯路，还“大破四旧”，连踩岁的好民俗也给破没了。三儿四十郎当岁，改革开放初期正是少年郎，他说一九八○年春节的时候，他爷爷还活着，他家踩过岁，他还有印象，那时候他家房子还没翻盖，睡炕，踩完的麻秸正好放进灶眼里，燃起来又是一片“岁岁平安”的吉祥之音。
我说真想踩岁，只是如今哪儿找芝麻秸去呢？三儿说他们村原来没少种芝麻秸，他爷爷说早年还用大车把芝麻秸和松柏枝、野蒿子运到城里当年货卖。我当年参与的踩岁活动的那些芝麻秸，应该就是院里大人们合伙从三儿爷爷那样的农民手里买来的。马君就问三儿还能不能从村里找到芝麻秸？三儿挠耳朵说，今天开发明天开发，咱们村还剩多少地？花椒树砍光了，没人种芝麻了。也许远处的村里还有人种芝麻。
但是春节前我来到温榆斋，忽见门侧整整齐齐码着一摞芝麻秸。不消猜，一定是三儿想方设法给我找来的。今年除夕我可以约马君来一起踩岁了！望着那摞麻秸，我想，踩岁的意义，起码于我，是提醒自己什么事都急不得，大步跨进什么、跑步进入什么，结果欲速则不达，任何方面的“大跃进”都不可取。不追求夸张虚饰的“大满贯”， 拭心灵，除戾气，实打实地稳步朝前推进，尽可能把失误减少到最低，在平安、平和乃至平常、平淡中享受生活，也许，便自己有福，并能融汇进大家共同的福祉之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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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龙尾
在农村书房温榆斋，我问村友三儿他们村过年为什么不舞龙？他说二十几年前舞过，后来兴许是电视呀、网络呀什么的越来越发达，又没有人张罗，所以没人玩了。他建议我去十几里以外的一个度假村看舞龙，我知道，那里只要游客多，就必有舞龙表演，也不光是舞龙，还有舞狮、跑旱船、踩高跷、抬花轿等许多名堂。他们村里有的村民就被招聘去，在那里上班，舞龙什么的成为一种计时挣钱谋生的手段。三儿作为机务队开大农机的驾驶员，眼下用武之地越来越少，许多农田被征用、被开发了，他那营生也成了“夕阳行业”。他说那个度假村也曾来他们村招人，同龄人有的去了，挣的不算少，也动员他去加入舞龙队，他说他去看过几次，不羡慕，不动心，就还是开大农机。
但三儿回忆起二十几年前参加舞龙，却极为兴奋，声量也高了，脸膛也亮了。他说那时候舞龙根本就不为赚钱，村里有自动挑头的，包括他在内的一批男子汉自愿参加，大家凑钱买布，买铁丝，以及其他必备的材料，自己制作长龙，一些娘儿们也兴高采烈地参加进来，用布头拼成龙鳞细心贴上。完工那天，先在村街上拉直了展示，几乎全村的人都来围观，由村里德高望重的老辈人，拿着海笔给龙点睛。笔一点，锣鼓齐鸣，炮仗冲天，欢声一片。
他记得，龙头是由村里最强壮的一位大叔掌执，然后一顺全是壮汉和精豆子般的小伙排列在后，每人掌执一段。他呢，当时刚二十出头，被安排在龙尾的位置。他说你可别小瞧了这舞龙尾的，龙头前还有个举着大海珠的，龙头追叼海珠，那当然是大家伙最喜欢观看的。但龙身子的曲折舞动，还有龙尾的摆动，也必须配合得天衣无缝，才能让观看的人觉得真是蛟龙出海逛到咱们村来啦！
三儿说得我好馋。真想一睹那村中舞龙的盛况啊！
我跟三儿说，舞龙这民俗起源得特别早，有个说法，大家都耳熟能详，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蛟龙生于大海，而我们中华大地的水域，黄河也好长江也好，甚至于我们眼前的潮白河、温榆河，在我们先民的心目中，都是与海相通的，一个猛子扎下去，不管是哪条河哪片湖，最后都可以游到龙宫啊……可见水与我们民族生长的关系太密切了！舞龙，应该就是搬出龙王爷来，朝天求雨啊！
三儿对我这一番感慨，毫无共鸣。他说北京郊区，特别是他们这一片地方，从来都是不怕旱，倒是特别怕涝，从老辈子算起，村民就从来都没有求雨的心情，他们舞龙，没有丝毫祈雨的动机。
啊！那我就细问，你那回舞龙尾，究竟是那一年？是不是欢庆改革开放新阶段？是不是因为新的农村政策允许农民离土？是不是刚刚享受到初步富裕的甜头？……三儿不解地望着我，憨憨地说：“刘叔，你跟我聊这些个事，咋总是想掏腾出那么多的大意义来呢？！”
总愿意从一件事情里掏腾出意义，确实是我经常性的思维习惯。回想去年初夏去俄罗斯，先看见克里姆林宫圣母升天大教堂里勇士格奥尔基刺杀凶龙的古画，后来到了新建成没多久的胜利广场，那中心的大雕塑，也是勇士持剑把凶龙斩成几截的造型，就更觉刺眼。当然，他们心目中的所谓凶龙，跟我们民族所幻想的龙，在形象上还有所不同。冷静下来一想，真不该钻牛角尖。美国又在大选，所谓驴象之争，美国*党居然把驴当成自己的美好象征，而对于一般中国人来说，不要说拿驴比喻政党绝对是污蔑，说谁是驴那肯定是谩骂。一个村有一个村的风俗，一个店有一个店的招牌，各村各店无妨各保其固有传统，而又尊重对方，和谐相处。
三儿说，那回舞龙，对他来说，就是特别高兴。没有人注意到他在舞龙尾，他紧跟着舞前一段的哥儿们，步法潇洒，腰肢灵活，跃进时觉得自己身子开成一朵大花，暂停时不住扭动双臂表示龙尾欢摆，更觉得自己这朵花在结成一个大果子！
啊！生命中那纯净的高兴，与概念化的意义无关，与收入支出无关，与美食烟酒无关，与情爱和*无关，就是生命自身的花果在欢腾！
愿三儿和我，能在生活的新进程里，获得如他那回舞龙尾般的最单纯的快乐！
玉带林中挂
早在一九八四年，周汝昌先生就发表了《冷月寒塘赋宓妃——黛玉夭逝于何时何地何因》一文，提出了曹雪芹对黛玉的结局设计是自沉于湖的观点。我在《揭秘〈红楼梦〉》的系列讲座和书里，承袭、发展了周先生的这一论断，主要是从古本《石头记》前八十回的诸多伏笔里，探佚出曹雪芹在已经写成而又不幸迷失的后二十八回里，安排黛玉在中秋夜沉湖而逝。整个过程构成一次凄美的行为艺术，体现出黛玉生既如诗、逝亦如诗的仙姝特质。
周先生二十多年前提出的黛玉沉湖说，似乎关注者不多，经我在《百家讲坛》弘扬后，反响开始强烈。质疑者提出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一是黛玉葬花时，她否定了宝玉提出将落英撂到水里的建议：“撂在水里不好，你看这里的水干净，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脏的臭的浑倒，仍旧把花糟蹋了……”她主张土葬，令花瓣在香冢里日久随土化掉。黛玉对落花尚且主张土葬而拒绝沉水，她怎么会到头来自己去沉湖呢？第二个问题是第五回金陵十二钗正册的册页里，画着写着“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如果说后一句意味着宝钗最后孤独地死在雪天，那么前一句是不是意味着黛玉最后是用玉带挂到树上，上吊自尽呢？
正如蔡元培先贤所说，“多歧为贵，不取苟同”，每一位红迷朋友，都有参与讨论、独立思考的权利。针对以上两个问题，提供我个人的看法如下，仅供参考。
黛玉是仙界的绛珠仙草，追随神瑛侍者下凡，她将其一生的眼泪，用以还报后者以甘露灌溉的恩德，眼泪流完以后，她当然就要回归仙界。黛玉沉湖，最后不会留下尸体，不存在像落花一样流出大观园去的可能。当然黛玉在回归仙界前，她又是个凡人，她被赵姨娘通过贾菖、贾菱配制的慢性毒药所害，她在《葬花词》里唱道：“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也向往能够入土为安，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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