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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之红星传奇(豫西)-第11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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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许多外国人怀揣发财梦到东方淘金，天津就是首选地之一。在美国一天干十小时矿工致能赚2美元的孤儿胡佛，于1899年漂洋过海来到天津，趁着义和团起义，从直隶热河矿务督办张冀手里骗占开平煤矿，成了第一个在中国发财的美国百万富翁。胡佛发财后返回美国，凭借在天津掠夺的财力，参加总统选举，成了美国第31任总统。
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政客粉墨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演出了一幕幕令人嘀笑皆非的闹剧，天津的作用就变得越发的微妙了。一些被赶下台的失意政客就跑到天津租界当寓公，伺机东山再起。当时的北洋政客们有句名言，说是北平是前台。天津是后台，在后台化好妆后到前台去演出，前台谢幕了到后台去卸妆。因为这个关系，北伐结束后，北洋政府寿终正寝，天津租界一下就住了北洋政府三任总统、十二任国务院总理。这些北洋大佬捞足了钱，对天津工业投资额超过4600万，占当时天津民族资本10万元以上大厂资本总额的58％；著名的“北四行”里有盐业、金城、大陆三家银行是北洋资本开办的。其他大银行也有北洋大佬的大宗股份。
天津还是侵华日军在华北的前进基地。纵观日军侵华史，旅大地区、天津、青岛、上海这四个城市的地位都很重要，分别是日军侵占东北、华北、山东、华中的触角和前进基地，小鬼子在这几个地区囤积武器弹药，蓄养兵力，名为保护侨民。实际上是为扩大侵华战争作准备。卢沟桥事变，就是司令部设在天津的日军华北驻屯军旅团和天津特务机关联手制造的。
因为天津有各国租界，国际邮轮每隔三五天都会停靠天津新港，加上便捷的铁路交通和市内众多的电台、报纸，天津也是华北地区各种势力获取情报的谍战主战场，其地位与华东的上海可以相提并论。看天津的报纸、听天津的电台广播，往往是各种商业广告的背后都隐藏着联络密语。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各看各的，各取所需。
我军第一次袭占天津后。彻底摧毁了日军在天津的政权体系。天津的日军及其特务间谍机关和汉奸组织被我军彻底摧毁，连伪天津师长赵琪和名噪一时的川岛芳子都被我军公审处决了。
袭占天津，是刘一民初上抗日战场时的神来之作。占领天津后，我军从天津缴获了华北日军大批武器弹药储备，部队装备登时就鸟枪换炮，上了一个台阶。包括装甲一旅前身装甲团的坦克、装甲车以及充足的配件都是从天津缴获的。最重要的是，我军把天津日伪的资财缴获一空，原来在天津横行的日本商人一个个都只剩下了一身衣服，连日租界的土地都被刘一民组织拍卖。等于是在天津刮地三尺。把富裕的、支撑华北日军扫荡作战的天津变成了日伪沉重的包袱。
日军重兵集团合围天津、夺回天津后，华北日伪想尽一切办法恢复天津的经济。重建日伪政权，招降纳叛。
小鬼子说刘一民让天津经济倒退了20年。这话说的确实没错，我军把天津能够搬走的民族企业都搬走了，把日资企业、资本全都没收了，说天津经济倒退20年一点都不为过。刘一民之所以这样做，那是要和小鬼子打经济仗，避免这些企业资敌。
小鬼子重占天津后，寺内寿一逼着王克敏想法设法弄钱发展天津经济。王克敏使尽浑身解数，从北洋遗老手中敲诈，向东北的日本企业出卖华北权益，向英租界、意租界、法租界的洋人买办卖地、卖各种特权，拿钱去日本买设备，算是把天津的企业恢复了一部分。而且，王克敏按照寺内寿一的指示，在天津大开大烟馆、妓院，以毒养战，靠毒品赚钱来支撑天津日伪政权的经济。把个天津搞的乌烟瘴气，越发显得民生凋敝，畸形发展。
令人郁闷的是，日伪军恢复统治进展的很顺利。中国似乎从来都不缺汉奸，我军都把天津的大汉奸收拾完了，想不到还有人敢于当汉奸，协助日军建政权、建特务组织。
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主要有两点，一个是我军不可能把天津的汉奸杀完，只能杀大汉奸、双手沾满鲜血的汉奸，那些小汉奸、伪职员不能杀，只能抓起来教育后再予释放，我军撤离后，这部分伪职人员、小汉奸绝大部分重操旧业。另一个是天津的畸形社会状态导致产生了一个特殊群体“天津混混”，这帮人鱼龙混杂，本身就是谁给钱帮谁卖命，日军在卢沟桥事变前就经常利用他们制造事端，重占天津后，自然又一拍即合了。
说起天津混混，那是民国年间特有的产物，也就是现在常说的黑社会。本来，20年代袁世凯当政的时候，对天津混混给予了沉重打击。但是到1926年的时候。奉系军阀褚玉璞的军警督察处处长厉大森到天津发展青帮势力，在警察系统发展大批徒子徒孙，最底层的喽罗就是原先的天津混混，并依靠这些人成了津门一霸。后来，天津的青帮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在华界活动的警察，一部分是在租界活动的知识分子，多为编辑、记者、教师、医生。这些人混青帮主要是为了自保，象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大公报》采访部主任张逊之、北洋财政总长张英华等，都是青帮老大。
天津混混干的最惊天动地的事情就是在土肥原贤二指挥下，浑水摸鱼，协助日军把溥仪弄到了东北去，由此导致诞生了伪满洲国。这就是著名的便衣队事件。
土肥原这个人是个绝对的中国通。熟读《三国演义》，精通中国谋略，也知道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作用。
恐怕中国人谁都想不到，日军最大的特务头子土肥原是青帮弟子。早在1921年，土肥原在天津向青帮头子魏大可递了拜帖，成了青帮弟子。也就是说，土肥原贤二早在1921年就是以天津混混为基础的青帮的自己人了。
土肥原要炮制满洲国，首先就要把溥仪弄到东北去。但是，此事谈何容易。想那溥仪虽然在天津静园闲居，但必然处于严密监视中，他要是离开天津，无论是走水路或是走陆路，那都得经过批准才行，不然就寸步难行。这个事情驻扎天津的日军华北驻屯军都办不成。
关键时刻，土肥原动用了他的青帮自己人。
1931年11月8日傍晚，海光寺日本兵营的警钟响过，两千多穿着便衣、手持枪支的暴徒从华北驻屯军海光寺兵营冲了出来。戴白色臂章的是朝鲜人。黑色臂章的是日本人，戴红黄蓝臂章的是土肥原用每天4毛的价格雇来的天津青皮混混。大多数是青帮头目袁文会的徒子徒孙。这帮匪徒在东马路、南马路、南市、北马路一带抢劫。这一带是天津最繁华的地方，匪徒们连续抢劫三天，把天津警署的注意力全部吸引到了这里。
就在抢劫进行到第三天的时候，早已和土肥原勾结到一起的溥仪偷偷溜出了房间，藏进了汽车的后备箱。司机打开了长期不用、被小广告把门糊死的车库门，开车就跑。结果这车是一辆莲花跑车，司机没开过，出门就撞上了电线杆，藏在后备箱里的溥仪后脑勺登时就磕碰出血。就这，溥仪的司机还是把车开到了日租界一家料理店。溥仪在料理店换上日本军服，之后改乘日军司令部的军车，从日租界进英租界，登上日商轮船“淡路丸”号出天津港。
便衣队事件中土肥原之所以能把溥仪运出天津，最关键的就是以天津混混为基础的青帮帮忙，这帮混混无孔不入，渗透把持了天津的水陆交通，这才让土肥原成功。
因为有与日军穿一条裤子的天津青帮混混，日军重占天津后很快就又建起了自上而下的统治体系。
日军行动快，我军部署更早。刘一民撤离天津的时候，就让天津市委书记姚依林重返天津，领导天津的地下斗争，并且特别指示姚依林，要抓住日军重建伪政权的机会，动员和安排骨干打进日伪政权内部，长期隐蔽潜伏，获取情报。
除了山东我军、晋察冀我军在天津发展地下组织外，中央社会部也在天津设有情报组织。不过，中央社会部的情报组织不与山东、晋察冀我军的情报组织发生横向联系，这是保密需要。
不光是我军，戴笠的军统组织也抓住我军袭占天津的机会，在天津发展地下情报组织。只不过我党情报组织注重获取情报、发展人员，戴笠的军统天津站注重行动，就是制裁汉奸。
天津制裁汉奸最有名的抗日组织，一个是天津地下党领导的“抗日防火团”，第二个是国际情报组设在大连的“抗日放火团”，第三个是军统的“抗日锄奸团”。
戴笠的军统天津站领导的抗日锄奸团实际上是一个自发组织的抗日团体，全是出身豪门的贝满女中、育英中学、天津中日中学、南开中学、大同中学等天津名校的学生，象伪满总理郑孝胥的孙子郑统万、郑昆万，袁世凯的侄孙袁汉勋、袁汉俊，同仁堂的大小姐乐倩文，孙连仲将军的女儿孙惠君，冯治安将军的侄女冯健美等，他们使用的暗杀武器通常都是“掌心雷”，有的还在掌心雷枪柄上镶嵌珠宝。
军统天津站站长王天木为了更好的控制抗日锄奸团，派天津站书记曾澈到南开当学生，打入抗日锄奸团内部。王天木本人还和抗日锄奸团的成员喝血酒、拜把子。只不过抗日锄奸团的成员都不知道军统把他们当外围组织使用。
有这些抗日组织、抗日志士，天津的小鬼子和汉奸的日子不好过。有时候一个小汉奸晚上出门，一不留神就会被几个天津小伙用砖头拍死！
当时，在国共双方和国际情报组三方情报系统的监视下，天津的日伪军一举一动都会落入我军眼中，没有丝毫秘密可言。
可惜，后来王天木在上海被捕叛变，导致日军在天津展开了八月大搜捕。这一次，小鬼子连天津警察系统的自己人天津混混都不相信了，从伪满洲国调来大批军警在天津展开搜捕，导致军统天津站站长曾澈等一批烈士被捕牺牲，抗日锄奸团部分逃过劫难的成员转移到上海继续斗争。
军统领导的抗日锄奸团被打击后，由于叛徒的出卖，国际情报组领导的抗日防火团也遭到了破坏，牺牲了许多烈士。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驻英租界，并与今年2月份宣布将英租界归还给汪伪政府，3月29日举行了移交仪式。这个时候，天津的租界只剩下日、意、法三国租界。
失去了英租界的掩护，天津的地下斗争变得更加艰难了。但是，由于我军袭占天津后先行一步部署，一批地下党员已成功潜伏在日伪政权里面，而且是长期潜伏，一般情况下绝不暴露，天津日伪军的一举一动都不可能逃离我军视线。
对于我军来说，天津无秘密！
谢谢！
第一五0八章津门鏖兵（上）
我军在东北发起大战前，为了防止日本海军在渤海湾登陆，刘一民下令朱瑞封锁渤海湾，采取的手段就是布设水雷，天津港因此而变成了死港，日伪再也不能通过海运向日本运送从华北掠夺的物资了。
按理说，这么重要的海运航线被切断，日本海军应该迅速攻打旅顺港、打通渤海湾航线才是，但奇怪的是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竟然没有这样做，而是忙着与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上争战。承担支援侵华战场的日本海军中国派遣舰队也没有发起攻打旅顺之战，而是确保青岛港口安全，向日本运送从华北掠夺物资也是通过铁路到青岛、连云港装船发运。看来，日军是被旅顺要塞坚固的工事和我军航空兵曾经击沉龙骧号航母编队、空袭日本给吓怕了，生怕再次被我航空兵偷袭，舰队不敢距离旅顺太近。
刘一民担心日本海军联合舰队集中力量在渤海湾登陆，日军担心再次被我轰炸机编队空袭，这还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比如饮水冷暖自知。
日军天津守备队部队长兼天津防卫司令官有末精三少将昨天晚上就接到了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命令他死守天津、阻击迟滞东北野战军、抢运储备物资的命令，连夜都开始行动了。
天津的防御难度比较大，既得防止东北野战军从冀东、北平方向对天津发起攻击，还得防着从海上发起攻击。没办法，东北野战军可不单单是有步兵，那是一支拥有航空兵、海军船队、装甲兵、骑兵的强大力量，打的是立体战。有末精三少将作为天津守备队队长、天津防卫司令官，从天津港被封死这件事上就能知道东野不打天津则罢，一旦来打。必然是水陆并举。而且，他还知道东野是一定要来打天津的，躲不过去的。
自从我军袭占天津后，日军加强了天津城防工事。特别是我军袭占上海后，日军已经知道我军有可以长途奔袭的船队了，青岛、天津、连云港都加强了海防工事。等到我军攻占旅顺、占领沈阳，天津的小鬼子就急眼了，驻天津的海军陆战队当时就进入阵地执勤。等着两眼紧盯着海面，时时刻刻防备着我军突然来个登陆塘沽。
有末精三少将忙了一夜，在天津搞紧急动员，一边紧急抢运物资，一边从日侨中征召在乡军人，还不忘编组天津的汉奸、伪警察、特务。加强守备力量，同时电令散布在天津周边县区的日伪军侦察东野动向，发现情况立即报告，并实施阻击，向天津缓缓撤退，回防天津。结果，天一亮，收音机里就传来了北平解放的消息，内田银之助少将惊呆了。他想不到有着厚实的城墙的北平这么快就被攻破，那四处受敌的天津怎么办呢？
心里没底的有末精三少将向冈村宁次发去了请求紧急战术指导的电报，结果冈村宁次回电严令他死守天津，抓紧转运物资，务必将刘一民部阻击在城下三天，掩护主力向沧州、德州集结布防。
有末精三少将这才知道冈村宁次大将把他当做弃子使用了，要让他和天津城共存亡了，心内一片怆然，再也顾不上其它了。躲在办公室里给妻子写诀别电。
这个有末精三少将也是个老特务。当过日军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历史上1942年下半年他接替平田正判出任华北方面军副参谋长，但是现在历史发生了变化。日军历史上原本在天津就没有守备队，就是青岛、石门、北平、太原都没有独立的守备队，平时有日军警备师团、独立混成旅团一部分驻守就行，主要依靠宪兵、警察维持统治。遇到大扫荡作战，驻守这些大城市的日军部队就会被抽调一空，战役结束回防。由于刘一民的穿越，侵华日军伤亡惨重，太原、石门、天津、济南、青岛甚至上海都被我军攻占过，逼得日军不得不增加兵力、专门成立了守备队这种不伦不类的编制的部队，专门驻守城市。
天津是华北与北平并肩的大城市，战略地位重要，当过日军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的有末精三少将就被派到天津来当天津守备队的队长了。
有末精三少将自感大事不好，给妻子的诀别电写的就分外凄惨。这老鬼子，全然忘记了他当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时，是如何狂妄叫嚣鼓吹扩大侵略的事情了，也不提什么为天皇陛下尽忠的事情了，而是在电报中交待妻子想法把家里的日元兑换成黄金，以防日元不断贬值，让一家老小挨饿。
刚刚起草好诀别电，交给电台发出去，日军天津武装别动队的头子王士海就慌慌张张跑来求见太君了。
这个王士海就是天津的一个恶霸，也就是天津混混。我军袭占天津的时候，王士海还是一个普通混混，上不得台面，躲过了一劫。
日军重占天津后，王士海抖起来了，网罗了一帮子混混，跟在日军屁股后面当狗。
有末精三少将当天津守备队部队长和天津防卫司令官后，让王士海当了天津防卫司令部安慰所所长，也就是天津武装别动队队长，还给他委任了个华北治安军少将军衔，主要任务是给日军提供慰安妇。
王士海是来向有末精三少将请示怎么处理刚刚征集的慰安妇的问题。
实际上天津日军征召慰安妇有两种办法。
一种是王士海的别动队提供，靠的是绑架、抢劫年轻妇女，每两、三星期给日军进奉一批，每批二、三十人不等。王士海一伙基本上都是在南市一带行动，绑架后，如果家属能够高价赎人，王士海就收钱放人。交不起钱的、或者家属找不到的，就送给日军当慰安妇。这个类似于土匪绑票，只不过土匪收不到钱就撕票，王士海是把肉票送给日军供日军糟蹋。
另外一种办法是日军让伪天津市政府的警察局出面，从妓女中挑选貌美的、年轻的、没有疾病的，供日军蹂躏。这后一种是公开的，一般都是由天津防卫司令部的高森副官、天津警察局的日本毛利专员和伪警官把开妓院的老鸨叫到一起开会，根据各家妓女数量摊派。人数凑齐后，送到日军的医院检查，初审合格再送到妇女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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