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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豪杰去抗日-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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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着这两种利害相反的武装团体，服务员的任务就是如何把他们都引向联合对敌，共同抗日的轨道，但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这种任务不能明讲，只能暗暗地做工作。
管大同把人员分成了两拨，一拨是明着到民团中去做工作，一拨是暗着到绿林中做工作，在绿林中做工作的要绝对保密，以免被人说是官匪一气。可是实际上，凭着服务员的这些力量，无论对民团还是对绿林做工作，都是很困难的，那就是行话说的，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绿林的目标是，攻城劫寨，搜刮民财大吃二喝，服务员去了，绿林们讲他们的一套大道理，根本就看不起这些年轻的服务员们。民团的目标是，保护村寨，尽最大的力量保护自己的财产。他们一看服务员去的，有的还客客气气，表面敷衍，有的干脆就把服务员们撂到一边，不管也不问，给以冷遇。一旦这些民团做大之后，更是不愿意让服务员们接近他们的团丁，想方设法撵出这些服务员。
尽管遇到了不少的困难，但是年轻的服务员们在不断地总结着经验，越来越感觉到，掌握县政权的重要性，特别是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
机会终于来了，1938年1月4日，县里到处风传日军已到了离县城不远的十里堡，县里顿时和炸了营一样，有钱的士绅和官员们纷纷外逃，服务员们也撤退到城东北二里的一家贫苦农民家里。等事情稍微平息下来之后，管大同和服务员到县里一看，县长齐思元携带眷属借口到南岸视察，再也不敢回来了。
这样，寿张县长就出了缺。
服务员们商量后，就决定由管大同和姜维扬去见范专员，请示寿张县的工作。范专员略加考虑后，慨然以他的名义，任命管大同继作寿张县县长，原来的寿张政训处干事工作由聊城政训处派别人担任。
原来的管干事一下子变成了管县长，寿张县里的上层人物对服务员这些年轻人的态度一下子来了个九十度的大转变，就连县政训处的地位也明显提高了。当管大同这时候来走马上任的时候，寿张县的绅士们都出城列队迎接，接着又都纷纷来县政府“晋见”和祝贺。
管大同到任的当晚，即和大家商讨组织县政府领导班子及施政工作。大家决定建立一个抗日廉洁的县政府。初步规划如下：1、施进财产累进税；2、救济灾民；3、废除苛捐杂税；4、推行抗日教育；、举办抗日干部训练班；6、加强对县内武装的纪律整顿；、组织群众性抗日团体。推荐孙思白立即草拟报告，宣布施政纲领。
接着大家又商议参加县政府的成员，除第一科（民政）科长已经礼聘了一名旧人员以外，其余都从政训处同志中推行，推任孙思白为县政府秘书，岳树梅为县政府第二科（财政）科长，其余科员都由服务员们担任。
管大同一上任，就给这座旧衙门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上下级之间都是商量着办事。县政府首先提出减薪，那些老职员感到有些惊慌，但是看到县长和科长的薪资削减一半，幅度比他们大得多时，他们又安心了。
这时候的县政训处服务员可以拿着新县政府开的介绍信，大大方方地分别到城关和四乡的民团中去担任政治指导员。民团的头头们这时候明白了县政府和政训处的关系，都表示“热烈欢迎”，至少表面上工作做得好多了。
各项工作一开展，原有的政治服务员就不够用了。县政府就拨款开办“寿张县政治人员训练班”，管大同兼校长，林以身任班主任，许法任教务主任，课程主要有：游击战术、政治常识、统一战线、中日战争之前途、帝国主义论等。地方党的赵凤生同志，发动了当地不少进步青年进训练班学习，为**的建设提供了不少后备人才。
寿张县政府的大门敞开了，如果老百姓来提意见、告状，那是有求必应。但是几千年来，“县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的思想贯穿人心，真正的穷人来告状是很少的，倒是前来求见县长的是一些有钱人。
由于寿张县地跨黄河，所以分为了河北派与河南派。社会上有四大冲突，即信仰冲突、爱情冲突、性格冲突、利益冲突，河北派与河南派有什么冲突呢，那就是利益冲突。彼此为了派粮、派工、官员安排、枪支摊派、县里的好事多少，常常争吵不休，来县里互相说对方的不是，争夺最大的利益。
河北派的大绅士有姜瑞五、姜次敏、姜益轩（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刘庆锡（城关保安团团长），河南派的有蔡如清、雷殿霆、民团团长王老七。他们两派都有自己的武装，都企图左右县政权，让县政府顺从他们的意图。河北派因为是近水楼台，所以频繁地来县政府纠缠不休，河南派则是紧紧地盯住县政府不放，不让北派分享了他们的权力，逮住你是死缠烂打。
这不，刘庆锡来找管大同说：“管县长啊，这一阵子，县城一带土匪活动猖獗，请求管县长派我们城关保安团前去剿匪。”
管大同知道这几天并没有土匪前来捣乱，刘庆锡所谓的前去剿匪，也不过是前来要几个钱而已，只得说：“剿匪好啊，不过匪在哪里，有多少人，得需要多少人前去，花费大约多少。”
刘庆锡乱说一通，然后递上了一个账单说：“这是我们需要的花费，请管县长过目。”
管大同接过账单一看，又是枪炮子弹、又是军用服装、又是粮食铺草，最后需要花费一千五百块大洋。
管大同皱着眉头说：“县政府确实穷啊，上哪里弄这么些钱去。据我所知，这些天来，没听到土匪的什么动静啊！”
刘庆锡一听说是管县长对他的剿匪计划提出了质疑，当时就耷拉下了脸子。
正在这时候，河南派的王老七团长又来了，听说了剿匪的这个事情，马上插嘴说：“管县长啊，剿匪的任务给我们吧，我们一千块钱就能完成剿匪大业。”
刘庆锡一听王老七的话就火了：“我说王团长啊，你捣什么乱。我们剿匪是我们城关附近的事情，关你什么屁事，你还是自扫门前雪，把你那边的事儿办利索了再来说话！”
王老七当然不服气，说道：“这话怎么讲，这土匪窜过来窜过去的，说不定从你这里又窜到我那里去了。你一千五百块能办成的事儿，我一千块就能办成，这不是给县政府省了钱了吗。碍着你哪根筋疼了，我不和你废话啊！”
刘庆锡大骂道：“你不和我废话，我还不和你废话呢！真是离了你这个臭鸡蛋，还做不成鸡蛋糕来。”
于是，两个人大吵一通。当然，剿匪的经费，哪一派也没有给他们。
这两个人什么事儿也没有办成，当然都窝了一肚子的气，只能回去给他们的狐朋狗友绅士们诉苦去了。
别看对剿匪有利的事情，他们挺热心，可是对他们应该需要做的事情，他们可就横加推诿了。
当时，有国民党的军队、六专区的部队，还有政府的各种人员从寿张县境内过往，他们需要房舍、铺草、粮秣、茶水等物，按照惯例，这些都由各区的区公所筹措，然后造册报销。然而，这些乡绅们觉得从县里捞不到什么好处，就在这些事上借故要挟。部队、公务人员来过往了，什么也不给预备。
管大同催促他们办理，他们就发牢骚说：“不好办呀，区公所穷呀！哪里有钱有粮啊。”“要不，县里先拨出一部分钱来，我们再办理。”“县里不给钱，什么事也不好办。”
这些没被伺候好的“大爷”们，鼻子底下可有个嘴，就到处乱说，“这个寿张县什么也不行。”“对过往的部队不管不问，故意刁难。”“管大同不行，这个县长他当不了。”
对此，管县长气得了不的，跺着脚骂道：“这些区公所、乡绅们太混蛋，非毙他几个不行。”可是生气归生气，真要是撤了他们，时机还不成熟，他们掌握着区乡的一些实权，背靠国民党，既有武装又有钱，实力太雄厚。
县里要取消集市上的一些非法苛捐杂税，这样对广大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大有好处，可这下子似乎又戳到了这些乡绅们的痛处，对这些事千方百计地抵制，就是不办。管大同打电话问他们时，他们却说：“管县长啊，清水养不住鱼，区公所就这么点儿好处，把这些都取消了，来来往往的这些费用从哪里出呀！”“管县长啊，这点儿小事你就不要管了吧，再管的话，我们的区公所里就没人干了。”
县政府感觉到，虽然掌握了县印，但是如果没有枪杆子，就无法压制他们嚣张的气焰，就没法顺利推行我们的政令。
当时寿张城关的武装有两部分，一支是县警察队，有百十来人，一支是城关保安大队，有两百几十人。在名义上两部分人都隶属县政府，听县政府指挥，其实不然。警察局长陈义勋是专署参谋长王金祥推荐来的，他自认为有王金祥为后台，所以根本就不把寿张的县政府放在眼里。而保安大队长刘庆锡则根本就是当地士绅的爪牙，处处听从绅士们的意见，对县政府则是一个耳朵听，一个耳朵冒。
管大同和同志们认为，这两股力量根本就不是县政府所能掌握的，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才能保证政令的执行，于是决定建立“寿张县政府特务大队”，队员公开招募，也由地方党和政训处从各方面物色选拔一部分，人员是很快募齐了。
但是枪支呢？寿张县政府本来有政务警用的一百多条枪，但是在旧县长齐思元逃走后，这些枪支被城关保安队的刘庆锡拿走了。当县政府向他们提出要把这一部分枪支归还县政府后，刘庆锡在地主绅士的支持下却百般抵赖，先是说：“那是原有的枪支已不能辨认。”又说：“我们可以派团丁进驻县府，任凭县长随时调遣，何必要那些枪呢？”
同他们谈判，他们软磨硬顶，拖延搪塞，就是不交枪。
直到二月底，经寿张县政府的请求，聊城政训处派来了一支武装来到了寿张县。这支部队的队长是红军来的廖云山，是**掌握的10支队。这一招真灵，廖队一开到，那些绅士们就乖乖地把枪给送来了。县特务大队的战士有了枪，专区政训处又派了红军营长金维国来任大队长，县政训处姜维扬任政治指导员，**就算真正掌握了这支小小的队伍。
当寿张的政治建设正搞得轰轰烈烈的时候，莘县、朝城、观城三县也在进行着同样一场争夺抗日政权的斗争。
第18回 吕世隆就任抗日县长
莘县的国民党县长逃跑了，为了填补权力的真空，范筑先委任**员吕世隆为抗日县长，同来的还有县府秘书刘泮溪、政训处干事张炳元等。他们多是平津流亡学生，经历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有的人还是运动的负责人，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就加入了**。
吕世隆，193年上半年入党，泰安城西李家庄村人，北平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系学生，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的骨干。张炳元，天津胜芳镇人，1936年入党，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学生。他们随平津流亡学生于193年夏天到达济南，考入了第三集团军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毕业后到达聊城工作。
193年12月，正是滴水成冰的时候，吕世隆于29日骑着一头小毛驴，冒着刺骨的寒风到达了莘县县城，他唯一的行李就是一床薄薄的棉被和一件棉大衣，张炳元等人也随后到达了莘县。天寒地冻，挡不住他们火热的心，稍作安顿，立刻派服务员苏群去冯海村接来了地下党员冯子华，他的工作地点原来是在冠县。
冯子华顶着一身雪花进来，各自介绍了一下身份后，张炳元向冯子华传达了**鲁西特委的指示：“你不要到冠县去了，就在莘县做党的工作。”又指了指身旁的吕世隆说：“莘县党的工作由我们三人负责。”
就在这间破败的小屋里，莘县党委的三人小组成立了。
为了便于工作，冯子华和县里的部分党员、进步青年进入了县政训处，以此为掩护。大家齐心协力，在不长的时间里，吕世隆恢复了县政府，各区也恢复建立了区公所，教育科长苏群、财政科长曹大成都是**员。全县的混乱局面初步安定下来，抗日政令得以推广实行。
1938年春节，鞭炮声不时地划过节日的空中，许多农民正忙着走亲串友，庆贺这一年中最快乐的节日。在城里政训处驻地，却正在召开一个秘密的重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炳元、吕世隆、李集安、冯子华等，他们表情严肃，等待着一个重大的宣布。
张炳元站起来，向大家严肃地宣告：“我正式宣布，莘县**委员会，正式成立了。”
大家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个个神情激动。
张炳元又宣布：“书记张炳元、委员吕世隆、李集安。组织部长白雪亮、宣传部长冯子华，群工部长王惠卿。”
大家集体鼓掌通过，表示热烈支持。
会上，大家就当前形势和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决定：1、大批培养干部。根据两个月的工作，大家感到最迫切的问题是缺少干部。靠聊城要干部已经不现实，必须采取措施培养。会上决定了培养干部的途径和方法。2、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在要求抗日的青年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建立农村党支部，尽快建立各区区委。3、组织抗日武装。建立莘县支队及区基干自卫队、村不脱产自卫队。决定了莘县支队的领导人选。4、迅速建立工、农、青、妇抗日群众组织。
会后，各同志按照县委的统一布署，展开了紧张而有序的工作。首先是建立抗日武装，吕世隆把莘县民团和原县警察局人员及枪支收容起来，建立了莘县支队。吕世隆兼任大队长，**员晁苏民为副大队长，郭鲁为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连，负责守城、巡逻、维持治安等任务。
吕世隆还亲率莘县支队去城南张洼、城北燕店一带去讨伐土匪。后来莘县支队改名为莘县保安大队，县委向各连队派了政治指导员。这支队伍在剿灭土匪，稳定局势方面，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1938年月，一支队伍突然开到了南关外，要求进城。莘县支队以为这是大股土匪，坚决不开城门。后来才知道，这是国民党68军的敌后挺进军，到河北去的途中经过莘县。吕世隆担心该部进城后骚扰百姓，仍令不开城门。
双方相持了三天，该军声言如不让进城，就炮轰城门，强行入城。最后，吕世隆令郭鲁随该部北上，担任向导，才将事件平息。
在建立莘县支队的同时，各区亦相继建立30人到0人的基干自卫队，村建立了不脱产的自卫队。城西孙怀玉的民团，被范筑先收编为独立十四团，莘县的局面进一步安定下来。
莘县抗日政府举办了各种训练班，大批培养干部和抗日骨干。在城内东街第一高小内，先后举办了两期农会干部短训班。每期十多天，由张炳元、吕世隆、冯子华、王惠卿等授课，讲解抗日形势和今后的任务，怎样组织农会，农会干部的工作方法等。农会干部培训班之后，还选拔优秀青年赴延安和南宫八路军一二九师驻地及聊城政治干校、军事教育团学习、受训。
县政府又建立了抗日群众团体组织。1938年4月，建立了莘县抗日动委会，吕世隆兼任主任。农训班的学员结业回村后，随即发动农民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农民抗日救国运动。农民纷纷加入农会，各区农会长在县城召开联席会议，建立了莘县农民抗日救国会，选举王惠卿为会长，白雪亮为副会长。
农会会员也进行了一些基本的操练，枪支被自卫队占用了，农会会员就用红缨枪、大刀、棍棒及常用的农具铁锨、锄头进行训练。1938年秋后的一天，艳阳高照，莘县万余农民从四面八方涌进县城，齐集于城内东北角的广场。在简陋的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白布红纸写的横幅“莘县农民阅兵大会”。台下万头攒动，红缨枪的枪尖闪闪发亮，红缨子和各类纸旗迎风摆动，口号声此起彼伏。
县长吕世隆、农会会长王惠卿在热烈的掌声中作了慷慨激昂的讲话，随即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人群至夜方散。这次检阅和游行，展示了组织起来的农民的力量，为进一步全面发动农民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奠定了基础。
莘县政府推行战时的经济政策，当时的口号是“抗日高于一切，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人出人”。吕世隆在推行县政过程中，根据莘县地广民穷的情况，把农业所得税改为累进税，也就是财富越多，税率越高，减轻了广大贫下中农的负担。减轻其它捐税，严禁高利贷，强制地主富户纳粮，救济贫苦农民，号召恢复家庭手工业，加强集市贸易的管理，严惩不法商人等措施，使濒临绝境的莘县经济出现了生机。
为了支持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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