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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规则:光头裁判科里纳自传-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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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裁判员和球员站的是不同的立场，所以有的时候，场上会出现一些比较困难的局面。这个时候，相互之间的了解会对情况有所帮助。甚至只是通过一个玩笑，就会消除双方的误解。说到这儿，我想起了英阿大战时发生的一件事。那是在中场休息之后，我们正在重新走回场上。这时候巴蒂斯图塔在抱怨，上半场12分钟的那张黄牌吃得太冤枉，他觉得他的那次犯规并没有那么严重。很显然，在那种情况下，不适合再去调查事情的实际情况。由于我很了解巴蒂斯图塔，于是我就选择了开玩笑的方式来缓和当时的气氛。那张黄牌，是一位来自加拿大的助理裁判请求我判罚的。于是我就对那位阿根廷前锋说：“你知道那个助理裁判给你黄牌的真正原因吗？”他好奇地看着我，于是我就接着说：“是的，他是加拿大人，但是他的祖籍是智利！”因为智利和阿根廷是老对头，所以我就开了一个这样的玩笑。于是巴蒂斯图塔就说：“啊，原来是这样的！”他听懂了我的玩笑，又重新投入到比赛当中，而争论，也就到此为止了。
所有上述的这些情况，使得英阿大战成为了一场美妙的比赛，没有出现任何的问题，也没有留下任何可供争议的尾巴。即使是对于败方——阿根廷队而言，比赛的结果也只能说明，他们在比赛的过程中押错了注。
虽然我一直在宣扬“了解”的重要性，但是我并不是说，没有它就会导致失败。我只是认为，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为了尽可能少出意外，“了解”，可能会是一种好的方法。
世界杯继续前行
在德国对喀麦隆，以及比利时对俄罗斯的两场比赛之后（我在这两场比赛中充当的是第四官员的角色），我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任务，那是一场八分之一决赛，日本对土耳其。我曾经观看过日本对俄罗斯、日本对比利时这两场比赛的实况转播。在那两场比赛中，东道主日本队的球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热烈地参与到比赛之中。他们也许还不是十分在行，但是却极为投入，极为喜悦，他们渴望着能够更多地了解这个足球世界。由于两名比利时教练的帮助，我感到，我的身体处于很好的状态。虽然比赛的过程中不停地下着雨，但是由于球场的排水系统效果良好，所以场地的情况也非常的好。当时还有一种咒语一样的感觉，这是因为只要是我做主裁判，土耳其国家队就从来不会输球。所以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把我看做是他们的吉祥物，于是他们所有人的脑中都有一种预感：这将是一次美妙的经历。
而实际上，那场比赛也确实是一场令双方都达到了目标的积极的比赛。
而在现场观看那场比赛的日本观众，给我留下了最强烈的感觉和最深刻的记忆。那一幕发生在比赛的终场哨音响起之后，先是10秒钟绝对的寂静，紧接着，四万名喜悦的日本人爆发出一阵长达两个小时的、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就像那场雨一样，持续不断。
他们的球队输了，他们的世界杯在那个时刻结束了。那十秒钟，我觉得好像是永恒的，又好像是不真实的。在那个时刻，我弄懂了“震耳欲聋的寂静”那句话的含义。然后，就是一阵沸腾而感人的长时间的掌声，他们想要表达出心中的谢意，因为那个结果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一个卓越的成就。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我很少会有那样的感受。当土耳其人在场上庆祝的时候，很多日本球员流下了眼泪，而我也本能地走到了日本队队长宫本恒靖的身边，对他简单地说：“我认为你们应该为你们所做的感到骄傲，感到骄傲，而不是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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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者的骄傲
那些球员，那支球队，得到的成绩超出了世界杯对他们的期望。他们进入了八分之一决赛，有尊严地输掉了最后的比赛。对于我这个旁观者而言，这个结果是令人敬佩的。毫无疑问，他们是被突然击败的。在那种情况下，我情绪激动地对日本队队长说了那些话，是想要表达，我对他们很有信心，是为了向这些尽管输掉了比赛，但是已经竭尽了全力去争取胜利的人，表达我的敬意。我觉得，在当今这个世界，不仅仅是职业体育世界，在面对失败的问题上，人们已经迷失了方向，人们没有对那些应该受人尊敬的失败者给予正确的评价。胜利，本来是一种意外的惊喜，现在却变成了常规，变成了最低的目标。胜利仿佛是正常的。然而胜利这个词，定义的是一种例外的情况。当然，我并不认为一个运动员应该以简单的参与为最高目标，或是应该为此而感到满足。“参与”，对于我来说是不够的，我更喜欢努力地去争取胜利，只要是正当的，我就会用尽一切手段去做到这一点。但是，在争取胜利的同时，我也知道，也许我会是第二名或是第三名，或者也许会是最后一名。
失败者并不是“反常”的，胜利者才是“反常”的。这是因为，他做得与众不同，他做得比所有的人都好，他这样的人应该受到人们的祝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所有的人因此就变成了失败的人。有一种体育文化，是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它意味着竞争的激化。在这种文化下，人们就会不可避免地使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只要能够取胜，他们会用尽一切可能的方法，例如欺骗、欺压，甚至于兴奋剂。这是违背体育精神的，也是违背社会文明的。我认为，那些脱离了社会的空想主义者，是无法改变这种情况的，同样，那些不可救药的好心人，也无法做到，这两个阶层的人我是不太认同的。但是我相信，人们应该向那些没有取得胜利、但是已经努力了的人致以崇高的敬意，这是因为，他们只是在那一天，遇到了一个比他们更为强大的对手。仅仅以成绩做出评价，肯定是不正确的。人们在做出评价时，应该考虑到他们为了达到这一成绩，曾经做过的很多努力。
我本来想对那位日本队队长说，你们已经努力地去争取胜利了，但只是被一个踢得比你们更强的球队击败了。而他的微笑告诉我，他已经听懂了我的话，他的英语水平至少不比我差。观众们无休无止的掌声，让我感觉到，他们和我持有相同的态度。
还有一些类似的例子，比方说在韩国举行的韩国对土耳其的那场比赛，那是为了争夺第三名。比赛结束之后，胜方的球员与败方的球员全部拥抱在了一起。又比方说，尽管莱切斯特城队遭到了降级，但是她的球迷们还是把掌声献给了自己的球队。这让我思考，并且领悟到，足球比赛和战争的宗旨并不是一样的，球赛并不意味着要流尽最后一滴血，而是一种健康的体育竞技。对于失败者而言，她并不应该只是一个忧伤的记忆；她也不仅仅是少数梦想家的美好记忆而已。我不会忘记曼彻斯特老特拉福德球场的观众。那是一场欧洲冠军联赛，红魔以0∶3落后于皇家马德里：没有一声口哨，只有鼓励球队的歌声，尽管最后还是以2∶3输掉了比赛，但仍然是一阵长时间的表示感谢的掌声。
关于体育文化的话题，谈起来话就长了。因为人们肯定会谈到，我们的国家、教育体系、缺乏训练用的体育场地、青少年时期体育运动的落后等等很多的情况。
启蒙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够帮助运动员形成一个健康的心理，使他以后成为一个“被动的”运动员，成为一个单纯的体育爱好者。家庭的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有些家长倾向于让孩子们去参加激烈的竞争，让他们不惜任何代价去争取成功。
我并不是想批评家长，因为我知道，为了能够让孩子从事体育训练，家长们经常需要承受经济上、时间上、精力上的多重负担，这些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承受得起的。但是，谁都不应该忽视启蒙阶段的真正价值。比方说，应该正确地看待失败，应该知道，失败者也是可敬的。认识这种失败者的价值会有点苦涩、有点艰苦、有点辛苦，但是必须得接受它，甚至于必须刻意加以培养。
我上面所说的话，也就解释了我为什么会在日本对土耳其的比赛之后，对宫本恒靖说那些话，同样解释了我用来鼓励倒地不起的库福尔的那个姿势。那是1999年，在巴塞罗那举行的欧洲冠军联赛的决赛，库福尔所在的拜仁慕尼黑队在伤停补时阶段的最后一个瞬间，眼睁睁地看着胜利从身边溜走了，当时的对手，是曼彻斯特联队。
裁判不会庆祝
如果有人想要做体育宣传，而让我来选择一些宣传图像，我会选择土耳其对韩国的比赛之后的那些图像。土耳其的球员拉着刚刚被击败的对手，光荣地绕场一周，来庆祝双方共同的胜利，也就是说，他们都成功地打进了那场争夺世界杯第三名的比赛。还有，在登上领奖台的时候，他们中的一些人，例如布伦特和阿卜杜拉，叫来了他们的孩子，并把他们放在了自己的肩膀上，当时显现出来的画面，真的是非常的特别。那个画面真是太美了，美得我有点儿嫉妒，嫉妒那些能够在公共场合和自己最亲近的人分享喜悦的人。
但是人们知道，裁判员有他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他是不能够庆祝的。即使是人们已经认可了“我的世界杯决赛”，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够庆祝。尽管这种认可看上去只是一件小事，但是对于我来说，却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国际足联所规定的赛后颁奖仪式，是非常严格、非常精确的。一直到赛前，还有人在跟我们说，比赛之后我们会登上球场的领奖台，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会把奖章发到我们手里，然后我们应该立刻走下领奖台，给球员让出空间。
我们当时已经按规定做好了准备，这是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准备好，那么在登上领奖台之后，就会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广播里在介绍着我们，而观众们则以欢呼相回应。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喜悦；而对于布拉特主席来说，却是一个违规操作的好机会：他没有把奖章交到我们的手上，而是把它们直接挂到了我们的脖子上。这个动作看上去并没有什么，但是对于我们裁判员而言，却具有着深远的意义。因为这使得授奖仪式变得更为庄严，他让我们变成了和球员一样的胜利者。这个意外，差点使我从领奖台上摔下来。但是意外并没有结束，布拉特主席在给球员们授完奖之后，让我们和球员排成一排，脖子上都挂着奖章，再一次接受观众的敬意，并一起照相和录像。
那是一次对于我们裁判员的认可，也是一次对于所有的演好了自己困难角色的裁判员的认可。那是一个特别紧张的时刻，对于我来说，如果当时我能够和家人共享那一刻，真的就太完美了。她们在13，000公里之外的地方看着电视，但是我感觉，自己距离她们很近。在这个快乐的时刻，我立刻亲吻了一下我的无名指，那上面戴着我的结婚戒指，我想这样一来，她们肯定就会知道，我正在想念着她们。
说到这里，我还想多说几句。一直以来，都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就是禁止裁判和“他的队伍”在圆满完成任务之后，于众人面前进行庆祝或是表现出心中的喜悦。我记得，我做了那个表达内心喜悦的动作之后，就引来了一些批评的言论，还涉及了许多别的内容。那些言论说，终场哨音响起之后，那位意大利裁判感觉到在那一场对于他非常重要的比赛之中，自己表现得很好。我并不认同这一观点：那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发自本能的动作。当然，我们在场上应该尊重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应该知道，超越尺度的欢呼是不合适的，是粗俗的。但是如果说，裁判员的身体类似于运动员，他们的能力也接近于运动员，而不是类似于那些穿着长袍、毫无感情的法官，那么，他们当然会有一些运动员的举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并没有去摆舞着上衣，跑过去拥抱第四官员。总而言之，我就是觉得生气，就是觉得不明白，我整天都像一个职业球员一样在进行着训练，我也会去参加集训，那么，很自然地就会慢慢地有一些类似于球员的举动或是反应，难道这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吗？我并不是要求所有的人都能够理解裁判的“感情流露”，但我敢保证，球员能够理解我们，因为“我们是一伙的”。裁判员和他们一样，要去努力地做出最佳表演，即使当这个角色很难演的时候，我们也要给观众们献上一场精彩的演出。
几年前，在一则招收新裁判员的广告上，有一句这样的广告词，“一种从事体育运动的不同方式”。今天，至少在职业比赛裁判这一级别上，那种不同的方式，可能已经没有什么不同了。
。。
决赛中的一个画面
在日本举行的我的世界杯决赛，关于这个话题，我已经说了很多。但是那个迷人的夜晚，肯定还有很多别的细节和别的画面会留在我的记忆里。就像我曾经说过的一样，她注定会成为我职业生涯中的惟一。我想通过一个画面来对她进行概括，我认为这样做是很有意义的。
从技术的观点来看，那无疑只是一件“小事”，但是如果从一个特殊的观点来看，这件小事又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让我很好地解释了裁判的执法原则。
那件事，就是埃德米尔森穿反球衣的事。
那是世界杯决赛的高潮。我当时注意到，有一位巴西球员的球衣被撕烂了，我就让他去换一件球衣。这时候从场边递过来一件，他就脱下了那件被撕烂的球衣。但是当他试图穿上新球衣的时候，他的双臂跳起了芭蕾舞。他站在那儿，令人发笑地与球衣“纠缠”着，展开了一场小小的战斗。一次，两次，他无计可施了。球衣就是不愿意被他制服，尽管他的几名队友也跑过来帮他穿。后来，他的头终于胜利地从衣领里面冒了出来。这个时候，看台上“哦”了一声，观众们也松了一口气，但是随即又变成了一阵哄堂大笑：原来衣服是穿上了，但是却是反的。又过了一会儿，他终于把衣服给穿对了。看台上又传来了一阵慷慨的掌声，祝贺他取得了成功，仿佛他刚刚踢进了一个精彩的倒钩球。这时世界杯决赛才得以继续。
我讲述这个小插曲，并不只是为了去回忆这件奇怪而好玩的事情，而是出于一种很认真的思考。如果我当时按照规则的字面意思去执法，那么，我应该先请那位球员到场外去换衣服，穿好了衣服再回到场内继续比赛。但是如果当时我请他出去，就相当于是对他的球队实施了处罚。在世界杯的决赛上，如果为了换一件衣服这样的事情去处罚球队，那么，我就没有通过合适的方式去理解这场比赛，我就违背了双方球队所展示出来的公平竞争的体育精神。当时最好的做法，就是选择浪费一点时间——即使我没有料到那次换衣服会变成一场柔韧性练习——因为如果坚决地执行规则，那么我就可能会破坏掉那个平静的局面。
跑，裁判，跑（1）
我所理解的“裁判技巧”，最关键的一点就在于赛前准备。为了尽可能好地做好一场比赛的裁判，一定要知道自己是被叫去做什么的，然后使自己处于最佳的状态，这就意味着任务、工作和注意力。
意味着，只要存在可能，就什么也不放过。
准备，自然是和跑步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裁判员在场上的90分钟时间里，就是要不停地奔跑。而今天的足球比赛，其节奏非常的快，非常的紧张，竞技程度常常会达到很高的地步。因此，为了能够以最好的状态做出判罚，一个裁判员就必须依靠自己的体能准备，去适应球场上的速度。
只要你看上一场15至20年之前的足球比赛录像，你就会明白，现在与过去相比，踢球的速度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你的第一感觉就是，录像机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因为电视中的画面就像是在放慢镜头一样。但实际上并不是在放慢镜头，而是因为现在的足球运动员，动作更快了，有时候甚至没时间去思考，而只是在重复训练的时候已经练习了无数次的动作。他们踢球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有时候他们根本没时间抬起头来传球。这几年来，人们在注意区分球衣颜色的同时，也开始十分注意区分短裤和长统袜的颜色，这是因为，现在的球员，已经开始通过这些来辨别队友和对手了。同样是这几年，为了避免在这个方面出现问题，已经开始要求裁判员使用彩色的长统袜，以代替传统的黑色袜子。
裁判应该清楚，对他而言，一场比赛中最危险的阶段，就是比赛快要结束的时候。从理论上来说——实际上也几乎总是这样，那个时候，由于巨大的体力消耗，球员们会出现很多技术失误，误传、呼吸急促、把球带丢等等；而球员的失误往往就会变成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就意味着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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