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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会儿。对于敌手，我们一无所知，似乎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后来对敌手的情况几乎了若指掌。
　　我是从伦敦的《每日快报》上首次看到西德情报机构第一任首脑赖因哈德·格伦将军的名字。该报的大标题是：“希特勒的将军重操间谍旧业……为了美元”。该文署名德尔默，是个有英国情报机构背景的记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是英国反谍报机构主办的加来士兵广播电台的台长。德尔默的文章掀起轩然大波。它不仅披露了昔日纳粹情报网依然完好无损的消息，而且还透露出联邦德国新成立的情报机构里有大量前党卫军成员和纳粹军事情报专家。这些人曾在法国和其他地区为希特勒政权从事情报活动。格伦本人就曾是纳粹军事情报机构中对付苏联红军的头头。通过格伦情报局这条线，美国人得以把昔日的纳粹情报网抓到手里。和东欧阵营里的俄国人一样，美国人在西德情报机构里也是发号施令的主儿。　　关于乔治·巴顿将军扮演的角色也是谣言纷纷，传说他保护了一批德国高级军官。我不无担忧地意识到，战后建立一个和平统一的欧洲的目标已经泡汤。敌我双方都已子弹上膛。付出惨重代价后赢得的和平如今显得摇摇欲坠。欧洲陷入分裂，敌我之间的断层横穿德国领土。
　　西德总理阿登纳把自己的命运同美国的“实力政策”和杜勒斯倡导的击退共产主义的战略拴在一起。杜勒斯的兄弟艾伦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二次大战结束时，苏联的势力向西得到扩展。现在华盛顿打算聚集美国和它的盟国的所有政治、经济、情报，必要的话还有军事力量予以反击。格伦认识到这一新的冲突给他带来的机会。他可以借此对政策直接施加影响。西德从中央情报局手里接管它的情报机构之前，阿登纳曾召见过格伦，为他撑腰打气，并授予他广泛的权限，其中包括掌管国内政敌的档案材料，如基督教民主联盟政府在议会里的反对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情况。在西德的武装部队和政府部门里，第三帝国的忠实仆人又一次身居高位。前纳粹军官再次效力于格伦的麾下。
　　汉斯·格洛布克是阿登纳最亲密的顾问之一，最后官至总理府国务秘书。他的名字成了纳粹分子入朝做官的同义词。他曾是希特勒政权下的内政部高级官员，对纽伦堡种族法做过权威的评论。这部种族法使暴力的歧视行为合法化，并最终导致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格洛布克后来在阿登纳手下任国务部长达十年之久。
　　在这种疯狂的气氛下，50年代的柏林取代了维也纳，成为欧洲间谍活动的中心。多达80余个情报组织以及它们的分支和掩护单位在柏林驻有情报人员。美俄两国的情报据点用各种名义作幌子，从水暖公司，果冻公司直到学术研究机构。大批联络官在这里从事发展和操纵间谍的活动。1961年柏林墙将柏林市和德国一分为二隔开之前，这些间谍可以在柏林的各盟国占领区之间以及后来的两个德国之间随意穿行。
　　那时西德的经济奇迹尚未出现，食品奇缺，人民生活困苦。人们面对可以吃得好一点或有一份好工作的诱惑而当间谍。西德方面出手更大方，而我们的经费却少得可怜，只能从意识形态上下功夫。我们在西德的许多跟鼠，尤其是在政治和工业部门的鼹鼠，并非共产党员。他们替我们做事是出于消除德国分裂的愿望。他们认为，西方盟国的政策加深了这种分裂。柏林墙修建后，他们中的一些人与我们分道扬镳。在他们眼里，这堵墙成了凝固在混凝土中的一个分裂的德国的象征。
　　着手组建一个情报机构占去了我大部分时间。事无巨细都要我过问。我的注意力放在西方国家上，为熟悉美国和西欧国家的政治动态，掌握它们战后情报机构的近况花了不少力气。
　　我们亟待在对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等要害部门发展我们的耳目。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苏联人为我们情报局制定了极其严格的保密条例。为了物色到合格的间谍，必须对数干名被推荐的候选人逐一筛选。西德有亲戚的人不能要，二战期间作为难民或战俘滞留在西德的大部分人也不能要。时至今日仍有传言说，我们明知有人是前纳粹分子，但照用不误。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比西德人更正直。
　　我们掌握了第三帝国时期部分纳粹党员的档案，并以此劝说西德那些隐瞒自己纳粹历史的人与我们合作。更多的人主动要求为我们做事，声称想为昔日的罪恶赎罪。这是从好的方面看待他们的动机。实际理由很可能是，他们想确保自己在西德的生活和工作不致因历史疮疤被我们揭开而毁于一旦。德语里用“双保险”（既为将来，也为过去保险）一词来形容这种行为。有一位自由民主党政治家，叫魏劳赫（日后在西德的德国共同事务部任职），过去曾为西德共产党提供情报，而后向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政治情报。我们发现他在德国占领波兰期间曾任高级官员并犯有战争罪行后，马上断绝了和他的来往。局内另一位前纳粹分子曾是前冲锋队队员，化名莫里茨。他在我们对欧洲防卫共同体展开的政治攻势中出过力（欧洲防卫共同体最终没有搞成是因为法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作梗，而不是我们情报局反对它的宣传）。
　　对于情报组织来说，一个人过去的历史是有力的武器。敌我双方都毫无顾忌地使用了恐吓手段。正如我们通过揭露敌视我们的政治家或高级官员的纳粹历史把他们搞下台一样，西柏林自由法律工作者委员会，一个由逃离东德的律师组成的反共组织也如法炮制，在报上登出了隐藏自己纳粹历史的东德官员的名单。由于第三帝国期间几乎我们所有的高级情报官员和政治领导人均流亡国外，或转入地下，东德人轻而易举地赢得了这场宣传战。
　　一些纳粹分子想隐瞒历史，改换门庭投靠我们。我刚上任不久，一位下属找到我，局促不安地说，他注意到审讯处里有个人的胳膊上有党卫军的刺青。审讯处是国家安全部里最粗野的部门。我可不想落到那儿的一些恶棍手里。可以想象，曾在希特勒手下干这一行于得津津有味的人，在这里一定有如鱼得水之感。我不动声色地把这人调走了。
　　恐吓是一种既卑鄙又危险的游戏。敌我双方都参与了这场游戏。西德的前纳粹分子中，有的主动帮我们干事是出于真诚的悔过，有的是为了钱，或是为了隐瞒自己过去与纳粹政权同流合污的历史。苏联人在这方面得天独厚，因为他们缴获了纳粹的档案，而且还抓获了像前党卫军成员费尔费这样的人。费尔费曾在纳粹情报机构第三帝国安全局内任上校，战后被网罗进格伦的情报局，后来又成了苏联的双重间谍。西德情报机构的所有重大机密经他的手源源不断地流向莫斯科。他给西德造成的重大损失决不亚于金·菲尔比、乔治·布莱克和奥尔德里奇·艾姆斯等双重间谍。
　　德国共产党的情报机构给我们提供了打入西方盟国情报部门的最初机会。19世纪时，德国社会民主运动为了对付德国皇帝的镇压，建立了自己的情报组织。经历了血雨腥风的德国共产党（建党之初，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等斯巴达克同盟成员即惨遭杀害）仿效社会民主党也建立了自己的情报网。这一情报网很快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领导人和苏联的秘密情报机构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本世纪德国共产党情报组织的缔造人是恩斯特·施内勒尔和汉斯·基彭贝格尔。前者于1944年被希特勒杀害。后者死于1937年的斯大林肃反。德共情报网专门搜集科技和军事方面的情报，然后转交给苏联。希特勒年代，该组织是着名的情报团体……红色乐队的情报来源之一。
　　红色乐队是德国境内规模最大的地下抵抗组织之一。它的少数成员是共产党人。此外，还有少量来自苏联情报机构（人民内务委员会和总参情报部）的人员。我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是弄清建立一个新的共产党情报网是否可行。没多久，我即得出结论，以旧的情报网为基础新组建的情报网不可靠。尤其是英国人成功地说服了一些作为战俘被扣押的共产党人为他们工作。他们还在战时流亡海外的共产党人中间以及新成立的共产党情报网的新的年轻特工中发展了一些人做他们的间谍。
　　默库尔的例子清楚地表明这一情报网已受到严重破坏。默库尔的真名叫施洛姆。我是在浩如烟海的材料堆里寻找西德情报机构的蛛丝马迹时发现了他。我查阅了他的档案。上面说他与位于科隆的西德反谍报机构（联邦宪法保卫局）有来往。此外，他还认识许多波恩的政界人士。最近他向党提供的情报无论从细节、范围还是深度方面均很有水平，包括西德议会里各政治党派的内幕，外交部和其他部的只许阅览的材料，以及西德反谍报机构的内部组成。乍看起来，他似乎是一位不可多得的间谍。我于是派了一个人根据他的档案提供的地点去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找他。默库尔见到我们的人后说，他一直在耐心地等待我们与他联系，而且毫不犹豫地同意来柏林。他是我打算招收的第一名间谍。
　　默库尔按约定的时间准时来到我们在柏林郊区的一个隐蔽据点。他是个电机工程师，30岁左右，细高个儿，一看就像是干这行的人。他告诉我们，他在汉堡上大学时即参加了共产党的活动，为党的情报组织搜集情报并根据党的指示参加了一个右翼青年团体。以后逐渐爬到了帝国社会党主席弗里茨·多尔斯博士的私人秘书的位置。我随后详细地盘问了他，可还是感到有点蹊跷。我们问到一些他说他认识的人，可他的回答与我们掌握的情况并不符。我们让他回西柏林，第二天再来。我又一次研究了他的档案。
　　第二天他来后，我和辛德一个扮红脸，一个扮白脸。每当辛德对我们这位潜在的间谍不耐烦时就大声呵斥道：“你小子给我放老实点！”默库尔越来越不能自圆其说，最后终于交待，早在1948年英国就派他打入共产党的情报机构。现在仍在为英国人工作。他向我们提供的材料都是英国人拿来糊弄我们的。
　　审讯默库尔一事随后转到国家安全部（成立于1950年2月8日）的第二把手米尔克手里，最终由国家安全部部长亲自处理。国家安全部部长对我们情报局始终怀有戒心，把我们看做是竞争对手。早在西班牙内战时期，他与同是战友的辛德就搞不到一起。对我就更看不上眼了。米尔克以双重间谍罪名逮捕了默库尔，把他交付审判。默库尔最后被判了9年徒刑。
　　默库尔一案不仅使西方警觉起来，而且也给我们自己敲响了警钟。根据对他的提审以及他的交待我们得出结论，他对德国共产党情报机构以及它与其他组织的关系了解甚深，远远超出了一个情报人员应知道的范围。为此我们意识到，必须对德共地下情报机构总数为40到50的情报人员逐一仔细地审查甄别。好像破谜一样，我先把派到西德的联络员和信使找来了解情况。这样可以避免走漏风声，传到这些情报人员的耳朵里。他们向我反映了违反秘密情报工作纪律的现象。我开始怀疑这个情报网已受到敌人的渗透。
　　我于是坐下来，画了一张草图，标明所有情报网之间的关系。这张图看上去像是一张巨大无比的蜘蛛网。我像当年学航空工程学时那样，在一张图纸上画了这张我自称为蜘蛛网的草图，上面用线条把所有信使、秘密据点和类似的内容联结起来，把可疑的双重间谍，情报来源和当地情报员分别涂成红、蓝、绿三色。各种方块和线条还显示了不同人之间的个人及工作关系。对一些疑难处和可能与敌方接过头的事例标有特殊符号。
　　对别人来说，这张草图好似天书一般。可它却在我的脑海里形成了一个清晰的轮廓，明确了下一步调查的方向和任务。弄清敌人对这一情报网渗透到何种程度至关重要。
　　我最终得出结论，如果西德情报机构愿意的话，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个情报网一网打尽。实际上他们可能还不至于聪明到这个地步。但这种危险始终存在。倘若这一情报网被破获的话，西德共产党面临的危险尤其大。我打定主意，与其等敌人下手，还不如主动解散整个组织，断绝与西德所有共产党耳目的联系。
　　我夹着这张草图约见了乌布利希。当时东德的所有情报部门都归他管。事先我向他强调了这次汇报内容的绝密性质。他于是邀我去他位于潘科夫小区的家里面谈，而不是在办公室召见我。潘科夫被东柏林人贬称为“城中城”。这位东德领导人家中的陈设反映出他木匠出身的审美观，中产阶级偏爱的结实耐用的家具上面刻有装饰性的花纹。
　　我在乌布利希家的餐桌上摊开草图，详细地向他汇报了我的分析结果。我建议断绝与西德境内的共产党情报机构的一切往来。凡是与之沾点儿边的间谍一概不用。来见他之前，我和阿克曼谈过这一想法。他与我不谋而合。当时西德当局准备取缔共产党是我们做出此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1956年，西德正式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乌布利希对我们的建议表示赞同。从此以后，西德的德国共产党成了我们情报局躲避的禁区。德国政治气氛宽松后于1968年重新成立的德意志共产党同样也是禁区。
　　1952年，我们召回了在海外的间谍。哪怕是最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也受到“别墅式的软禁”和严厉的盘问。人们常好奇地问，我们对这一部分人使用了什么手段。当时主要对他们施加心理压力。这批人一向因为自己属于一个由志同道合的同志组成的集体感到自我的价值和自豪。一旦突然不再对他们表示信任，他们的心理马上受到极大的压力，根本无需威胁或是正式逮捕他们。只需把他们当做嫌疑犯加以审问，根据他们的回答就足以使我们确认他们是清白的，而不是什么双重间谍。当然，他们根本不可能再被派回西德。释放前，他们曾受到警告，不得把这一切说出去。所有的人都对此守口如瓶。
　　他们中有些人曾在反对纳粹的斗争中表现英勇。有一个人甚至当年和我父亲一起关在法国的集中营里。一连几周，他被软禁在房间里，问题弄清后才被释放。有的人领到了退休金，有的则被分配到各省份从事一般工作，不再受到信任。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秘密报告后，我们为大多数从西德撤回的同志恢复了名誉，并授予了奖章。布鲁诺·海德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法国抵抗组织并肩作战。撤回东德后，他被发落到马克思城的一家工厂当普通办事员。以后他曾任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副总检察长。他指责我解散德共情报网的做法与斯大林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式的残酷手法如出一辙。事实并非如此。日后他听说了像默库尔这样的双重间谍案子后，终于理解了我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虽然怨气未消。
　　少数几名“予以保留”的间谍没有被撤回，以后又重新启用了他们，但我们把他们与新的情报网严格区分开来。为什么要留下这几个人呢？原因很简单，我们发现敌人渗透的程度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严重。西德的情报人员并不比我们多什么绝招。


　　第四章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走向成年，我也走向成熟


　　1952年12月的一天，我接到东德领导人乌布利希的通知，去位于东柏林繁华市中心的中央委员会大楼见他。在入口处，我领到一张通行证。卫兵仔细检查了这张通行证和我的身份证。当年党中央总部大楼里并没有搞得戒备森严。大楼看上去也不大起眼。以后中央委员会总部搬到韦尔德舍尔广场后情况就不同了。不过即使在当时，人们已经开始感觉到一个特权阶层正在形成。这一阶层最终完全脱离了人民。
　　我来到乌布利希的外间办公室。他正在开会，但很快就出来了。衣冠楚楚，蓄着两撇向上翘的小胡子的乌布利希把我领到隔壁他的妻子，也是最亲密的同事洛特的办公室。我和洛特很熟，当年我俩在莫斯科的“德国人民广播电台”共事过。她热情地跟我打招呼。乌布利希示意我坐下，然后把妻子支开。他以前见过我几次，所以省去了寒暄，直入正题。他的一贯作风是谈吐简洁务实，而且从不直视对方眼睛。
　　乌布利希面无表情地告诉我，外国情报局成立以来一直任局长的阿克曼因为健康方面的原因请求辞职。我知道阿克曼被解职并非身体不佳，而是乌布利希不喜欢他提出的走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德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观点。阿克曼因一段婚外情被乌布利希抓住把柄，被迫辞职。50年代的东德好似清教徒社会，婚外恋属大逆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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