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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面人─原东德外国情报局长回忆录-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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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法官似乎只管需要时找出有关的证据材料，一刻不停地在堆积成山的文件堆里翻来找去。第五个法官让人难以捉摸。他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偶尔脸上浮现出一丝让人捉摸不透的微笑，一瞬间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凝视着这些在我眼里只能是敌人的司法机关的代表，不禁浮想联翩。我的一生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我的厄运源于我的成功。正是因为我领导了欧洲大陆上最卓有成效的情报局，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西方国家的，我才被送上了被告席。
我的律师首先提出，位于卡尔斯鲁厄的德国最高法院……联邦宪法法院……做出我是否应受到审判的裁决之前，暂停审理此案。在此之前，负责审理接替我任外国情报局局长的魏尔纳·格罗斯曼一案的柏林法院表示，最高法院就统一后的德国法院审判前东德谍报人员是否有充足的法律依据做出裁决之前，拒绝受理格罗斯曼的案子。我因此怀有一线希望。然而宪法法院的法官一口回绝了我的律师的申请。
下一步我和律师打算通过证人的证词以及政府档案中的证据说明，东西德谍报人员的活动从法律意义上讲没有什么不同。证明了这一点，检察官审判我的主要依据……向克格勃递送情报的行为构成了叛国罪……也就不存在了。以此类推，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为自己辩护：西德联邦情报局也同样卖力地向它的美国盟友……中央情报局……传递情报。
不幸的是，我和律师无法在法庭上做这种比较。法官裁决，西德联邦情报局的活动不属于他的法院审理范围之内。检察官于是揪住一点作为指控我的主要依据：东德情报局充当了一个非正义政权的工具。他据此声称，我们情报局本性是侵略的，而冷战期间另一方谍报机构则是防御性的，因而也是无可厚非的。他的法律依据是西德制定的基本法。根据该法，西德声称对前德国的全部领土拥有主权。
杜塞尔多夫法院驳回了我的律师的申请后，我马上决定主动承认自己有罪，以节省法院的时间。检察官称，我多年来一直担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国情报局局长。显而易见，证明这一点无需任何证据或证人。首席检察官还称，他握有我犯罪的证据，可以证明我曾亲自会见过间谍并向他们面授机宜。我不需要麻烦法院去…一调查这些会面是否属实，因为我根本不想否认这类指控。我是一位事必躬亲的谍报首脑，而不是坐在办公桌后面，指使他人出生入死搞情报的官僚。对此我感到骄傲。
“我之所以接受审判是因为我希望生活在祖国。我尊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法律，不管我同意与否，”我向法官陈述道。“然而1990年10月3日那一天起我才成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一名公民。在此之前，我是另一个国家的公民。”
德语里“叛变”一词按字面解释是“叛国”的意思。稍有常识的人不难看出，把这个罪名安在我的头上十分荒唐。我背叛的到底是哪个国家？毋庸讳言，我当然没有背叛自己的祖国，也没有出卖过我的部下。我不明白，以背叛他国的罪名把我送上被告席究竟依据的是哪一家的法律？
随后的7个月里，检察官指控我亲自操纵了30余名重要的间谍。其中一些人还被传到法庭上作证。我从而有机会再次见到并观察许多因共同的信仰和事业与我共事多年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倒应该感谢法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和我一样，亲眼目睹了自己所信仰的社会制度土崩瓦解。然而他们不改初衷，维护了自己的尊严。我感到极大的安慰和鼓励。
出庭作证的证人无奇不有。他们中既有东德人，也有西德人，身世经历各不相同，向我们出卖情报的动机更是五花八门。在法庭上与加比见面的那一刻令我心碎。她走进法庭时，扭过脸避免看到我。报道这次审判的新闻记者把这一举动解释为她与我决裂的一种表示。其实她在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加比是个极其冷静的证人，拒绝顺从检察官的意思，把我说成是斯文加利式的人物，通过要挟和其他高压手段迫使妇女充当东德的间谍。她看上去因内心痛苦而面色苍白，竭尽最后的力气对付法官的提问。我深知这对她有多么不容易。她和库龙的不幸遭遇又一次使我痛苦地认识到，昔日我以为情报局人员牢不可破的荣誉感没能经受起风云变幻的考验。
出庭作证的另一名被告是波斯特，这位希望利用与我们的关系促进两德关系正常化的企业家和百万富翁。当年西德政府认为，与东德的任何接触都是犯罪行为。德国统一后，他也因此而暴露。我上一次见到波斯特时，他还是一位年轻的企业家、如今坐在证人席上的他巴是一位老人，一头白发乱蓬蓬的，脸上胡子拉碴。他仍主张两德之间应该实现和解。当年他正是怀着这种愿望为东德做事。他称指控我叛国的罪名荒唐无比。
出庭作证的人中还有我手下的一位“超级罗密欧”，施勒特尔。他使我回想起往日荒唐的计谋和大胆的把戏。检察官一一列举了施勒特尔的成绩后质问他：“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是上帝送给女人的礼物？”我手下的这位官员和往日一样憨直，大步走到我坐的被告席边，敬了个礼，大声说：“将军，在你手下干不胜荣幸！”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纪尧姆出庭作证那一天，法庭里挤得水泄不通。人们从他脸上已找不到当年曾是勃兰特左臂右膀的那个人的影子。纪尧姆被捕后在狱中度过了7个春秋。后来又犯了一次心脏病。这一切在他脸上留下了痕迹。检察官威胁说，如果他拒绝出庭作证，有可能再次受审。他这才被迫同意出庭。当检察官问他对多年欺骗勃兰特作何感想时，纪尧姆平静地回答说：“我这一生为两个值得尊敬的人忠心耿耿地工作过：马库斯·沃尔夫和威利·勃兰特。”纪尧姆重提他曾把勃兰特的挪威文件转交给我们时，法庭上出现了片刻的骚动。我不禁冲他苦笑了一下。不过我和律师事先已商量好，不说任何可能对他不利或导致重新审判他的话。两个老同事在大庭广众之下就此事争吵绝非我俩所愿。
鉴于勃兰特倒台时金克尔在内政部任职，之后又担任过西德谍报首脑，我的辩护律师要求德国统一后任外交部长的金克尔出庭作证。金克尔在幕后参与了倒勃兰特的卑鄙勾当。时至今日，这些不光彩的事才在对我的审判中被当众抖搂出来。我与金克尔同出生在黑钦根镇。小镇附近有一座霍亨索伦王朝时期修建的城堡。
我们这两位东西德谍报机构的首脑终于在法庭上见了面。我因为干这一行成了被告，而金克尔日后却成了一位高级政治家，在华盛顿、伦敦和莫斯科受到欢迎。至于他过去干过谍报工作这一点，没有人在乎。金克尔的助手事先处心积虑地做出安排，确保我俩去法庭的途中不会碰上。我知道金克尔内心对我厌恶至极。世人看到我俩在法庭对面而坐，有可能感到我们这两个谍报首脑从事的活动无所谓谁善谁恶。一想到此，他一定恼怒不已。为此金克尔一直拖到马上要开庭时才露面，坐到了证人席上。对我的存在，他故意视而不见。过了片刻，连他自己也感到不好意思，于是冲我点了点头。
金克尔不过是回答了几个不甚重要的问题。然而我与他在法庭上的相遇可以说是德国统一后东德人遭受的精神创伤的一个写照。东德人过去的一生被置于台面上，任凭拿着手术刀的西德人随意解剖。西德教师仅凭东德教师在另一种制度下执教这一点就可以全盘否定后者，不管他多么称职，或是多么受人尊敬。借用今天一种新的说法，东德外交官因为“与前制度的瓜葛太深”丢掉了工作。而不久前还和他们坐在一张谈判桌前的西德外交官却继续官运亨通。东德间谍坐到了被告席上，而西德间谍却在证人席上。
尽管对我提出起诉一事荒唐无比，而且不少人对起诉我的法律依据表示怀疑，法院仍于1993年12月6日对我提出起诉。叛国罪可判6年徒刑。法院判决我有罪。我的律师向高级法院提出上诉。高级法院又请联邦宪法法院做出裁决。1995年6月，宪法法院裁决，不得以叛国或从事谍报活动的罪名起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谍报官员。1995年10月18日，联邦高级法院不得不接受我的律师的上诉，推翻了判我有罪的结论，把此案退回给杜塞尔多夫法院。
凝视从我面前走过的昔日的特工和鼹鼠，我不禁思忖道：过去的一切是否值得？我为撰写本书陷入对往事的回忆时，这个问题常常萦绕心头，挥之不去。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试图审视20世纪后50年的风风雨雨，思考自己作为一个谍报机构首脑在其中起的作用。虽然我们情报局成就卓着，仍无法挽救它为之效力的制度的灭亡。冷战时期的一切无法以黑白画线，只有深浅不等的灰色之分。无视这一点，就无法正确地认识过去，走向未来。正如我在法庭上陈述的那样：
任何司法审判都无法完全揭示充满了矛盾、幻想和罪咎的这段历史。我生活和工作下的社会制度是乌托邦的产物。19世纪初以来，千千万万的人们，包括相信人类可以摆脱压迫、剥削和战争的杰出的思想家，渴望实现这一理想。这一制度最终被人民所抛弃。但我仍然认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过去40年的历史不是一团漆黑，一无是处。西方国家也不是一切都洁白无暇。用“正义国家”和“非正义国家”这样的陈词划分对立的双方无助于正确地认识这一段历史的巨变。
这是不是说双方没有任何责任，不应受到任何指摘呢？当然不是。冷战是一场无情的较量。双方为了赢得胜利都犯有罪恶。如今冷战连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从报纸头版中消失，成了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但我们不应忘记，实际情况从来不像双方的宣传机器描绘得那样黑白分明。当代着名日本哲学家池田大作说过的一句话值得我们深思：“我们不能仅凭相对的好坏标准评价某个人，不假思索地或把他捧为正义的使者，或斥为邪恶的化身。善恶与世上万物一样，随着历史条件、社会特征、时代和主观观念的演变而变化。”只有用这种观点看问题，才能真正从冷战以及我们这些参与了冷战的人的一生中汲取教训。
第十七章 后记
在我的谍报生涯中，甜酸苦辣的滋味都品尝过。既经历过巅峰时刻的辉煌，又因我们的出色成果受到忽视坠入过情绪的低谷，外加任何官僚机构都免不了的日常琐事带来的烦恼。每天的头等大事往往是向国家领导人报告坏消息。冷战期间敌方的高级谍报官员回首自己度过的一生时一定也有同感。当然，他们与我们有一点不同。他们一方是赢家。我这一辈子不仅参与了冷战期间不为人知的谍报战，而且还目睹了以我仍然信仰的社会主义的名义肆意滥用权力的行径。
我们在谍报这一行中的老前辈的光荣事迹始终激励着我。我也一直想以此激励我的部下。无论是总部的谍报人员，还是潜入敌后的间谍，都把这些老前辈视为自己的榜样。但有一件事始终缠绕在我心头。希特勒上台后对世界虎视眈眈。索尔格、舒尔策·博伊森和特雷佩尔这样的英雄事先都曾向苏联发出过警告：德国正在暗地磨刀霍霍。倘若这一情报引起苏联重视的话，本来可以避免惨重的损失。然而斯大林却把他们的警告当做耳旁风。这些人一生的最大悲剧在于：他们效力的制度不允许人们有自己的见解。一切决定和判断都只能由一个人做。一个不能容纳异见的制度也不会理睬不合自己胃口的情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实行的制度最终沦落到了这一步，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或独立见解。
日后，我曾寻访过红色乐队的部分幸存者。从西德出版的刊物上可以看到有关这一地下抵抗组织的详细报道，而国家安全部里却查不到这方面的档案。米尔克把纳粹时期的档案抓在自己手里，把它们交给调查司下面的一个特别科保管。我想尽办法也没能看到这批档案。我想弄明白，背景和信仰如此不同的这批人究竟是如何投身于反抗希特勒的事业中来的，又是如何克服了自己内心的疑虑和恐惧？他们不顾周围环境的险恶，毅然同一个魔爪无所不在的野蛮政权做斗争的内在力量又来自何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出版的刊物一般回避探讨诸如此类涉及个人道义和历史责任的问题。
就事业而言，我们这些参与了冷战的人没有昔日反抗纳粹制度的那些人高尚。如果我对自己一生的叙述说明了什么的话，那就是谍报工作的局限性。回顾所做的工作，令我们感到欣慰的不是我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了敌人一个冷不防，而恰恰是相反的理由。由于谍报机构的存在，双方的政治家不用担心会遭到敌方的突然袭击，从而为半个世纪的和平……也是欧洲大陆历史上时间最久的和平……做出了贡献。
双方的政治家，也是我们的主顾，并不想承认这一点。情报价值的大小同间谍为搞到情报显示出的勇气和做出的牺牲实在毫无关系。根据我的体会，一个谍报机构是否卓有成效主要取决于收到情报的人在情报不合自己胃口时是否仍会重视它。问题是，通常只有少数人可以接触到秘密情报，而且他们的决策方式也极不科学。由于收到的情报数量庞大，他们根本没有时间认真消化。最终做出的决定明智与否基本上取决于向他们递送情报的官僚机构。政府部门与谍报机构之间常常互相保密，好似隔着一堵墙。我在任期间，几乎没有机会向上级解释哪些情报最重要。到头来我手下的官员和间谍的工作成果只有米尔克随意指定的极少数人知道。
在一个极权社会里，判断上的失误可以说是势在必然。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内的讨论常常冗长无比，而且空洞无物。国家安全部偶尔召开全体大会时，米尔克会滔滔不绝讲上一大通，随后讨论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
西方的民主社会似乎也没有找到判断情报价值大小的可行办法。猪秽湾惨败一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一个蹩脚的外国谍报机构为了应和冥顽政客的主观愿望，向肯尼迪总统建议采取这一毫无成功希望的冒险行动。据我所知，可以看到联邦情报局送给总理办公室的情报的西德人士中，大部分人视其为废纸，不屑一顾。纪尧姆事发后上台的施密特总理任职期间，常常因类似案件恼火不已。一次他当着东德驻波恩大使麦克尔·科尔的面挖苦说：“你们能不能别再搞这些谍报活动了？搞到的那点情报都是些陈仓烂谷子，反正也没什么新玩意儿。真正有用的军事情报我们谁也搞不到，重大机密早就被美国人和苏联人捂得严严的。把钱花在谍报上毫无必要，只会使谍报机构自我感觉良好，证明自己需要这么多经费和人。”说归说，施密特照样把西德情报局抓在自己手里。这位总理及他的办公室主任经常光顾位于普拉赫的情报局总部。1977年，我在日记里写道：谍报机构“的确自成一体。不管是否搞到货真价实的情报，双方谍报人员神通广大的名声确实产生了一个效果：谁都知道任何重大的事件或活动都不可能长久保密。仅这一点就为和平做出了贡献，而且还保证了国际义务切实得到遵守。”
这席话听上去很像是给自己脸上贴金。人们可能马上会觉得我过高地估计了我们情报局提供的情报的作用和意义。其实我常常对自己工作的价值抱有疑虑，尤其是每年庆祝东德国庆时。1974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庆刚过，我在日记里写道：“在讨论谍报机构的作用时，除了什么人得益的问题外，越来越多的人还思考另一个问题：这些谍报机构忙活了半天是不是全是瞎忙？我们这些深谓内情的人中，有谁能不假思索地马上回答？有此问题的不止谍报机构一家。武装部队耗费的资金更是不可计数。然而北约组织那些上面盖有‘机密’或‘绝密’戳子的文件到头来还不如卫生纸值钱。”
还有一些持批评态度的人士把我们这些谍报机构的活动比做孩子的游戏。克格勃的特工冷眼旁观中央情报局、西德情报局、摩萨德或英国谍报机构的特工跟踪克格勃人员。一位人士评论说：“为了达到目的，应召女郎主动投入外交官的怀抱，伞尖上涂上了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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