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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爱丁堡的领事处比西德驻伦敦大使馆审查得松。不过鉴于我国政府希望与伦敦搞好关系，尤其是考虑到我们与美国的关系极易受到超级大国政治的左右，这些非法谍报人员很少有人长期潜伏在英国。国际大赦组织是我们渗透的目标之一。米尔克认为它是一个搞颠覆活动的组织，梦寐以求地想派人打入其中，探明它是通过什么渠道得到有关苏联和东欧国家内部消息的，可一直没有得手。我们没有花费气力刺探英国的情报还有一个原因（东德驻英国大使馆内外国情报局谍报人员的活动除外），波恩有我们的耳目。从70年代中开始的大约10年里，我们通过在西德外交部任政务参赞的布劳博士可以看到西德掌握的一切有关英国的情报。他是我们在西德外交部内最出色的耳目之一。布劳娶了个日本妻子。以后他被派到驻日本使馆工作，继续向我们提供有价值的情报。
　　一直到70年代初，哈尔斯坦主义主宰了西德的外交政策。波恩拒绝承认任何给予东德外交承认的国家。因此，东德与美国之间几乎没有什么正式交往。我们在美国本土上的谍报活动主要是增加对美国科学技术的了解。这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联邦调查局对付可疑的外国人很有一套，只是手段粗暴了些。由于我们在美国没有大使馆或任何其他代表机构，一个想在美国定居的东德人马上会引起联邦调查局的注意。因此，派人去美国事先一定要周密策划，具体实施上格外谨慎，以免把我们的人白白送入虎口，成为报复性驱除对象。冷战期间，互相驱除对方驻外人员的做法成了东西方关系中的一个特点。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成功地用冒名顶替的办法在美国安插了少量非法谍报人员。也就是说，他们的履历都是仿照实实在在的人伪造的。其中有的人已经作古。这样可以防止美国谍报机构随意抽查时发现他们顶替的人其实并不存在。而我们这些间谍冒充的人都是确有其人，只不过是两人顶一个名字。他们必须在一个审查不严的第三国先取得合法身份。通常我们选择澳大利亚、南非或拉美国家。在这样的国家住上两年后再移居美国，以免引起怀疑。我们还指示他们刚到美国后暂时不要急于发展任何人。有时我们开玩笑说，等到这批人站稳脚跟后，我们早已忘了他们是谁，或他们的任务是什么了。
　　这种做法的一大弊端是：它很容易被70年代末西德反谍报机构成功采用过的侦查手法识破。美国谍报机构通过一套甄别办法找出了一些特点，如单身男子，中等年纪，在不同国家改换过职业等。这些因素凑在一起可以大大缩小侦查范围。我们潜入美国的不少谍报人员就是这样被发现的，其中包括极富潜力的间谍之一吕蒂希。1979年他被捕后，同检察官达成了认罪辩诉协议，把了解的我方情况向美国人全盘托出，换取从宽处理。吕蒂希的叛变后果尤其严重。潜伏美国前，他曾是东德谍报机构里的一名主管特案的官员。我们对他十分信任，先安排他在汉堡安下身，在当地一家国际搬家公司找了份工作。此后又走关系将他调到纽约。他在美国主管我们一些处境极为困难，随时有可能暴露的谍报人员。此外，他还利用工作之便告诉我们美军的运输路线，并发展了一些耳目，把美军和物资的调动情况泄露给我们。
　　1979年，在一次美国和西德谍报机构的联手行动中，吕蒂希被捕。他出卖了负责传递东柏林指示的一个西德人的名字和地址。更糟的是，他告诉西德人及美国人，东柏林可以通过最近在古巴架起的一台发报机向潜伏在美国的间谍单向发报。研制一台具有如此敏感功能的发报机花费了我们几十年的时间。它大大改善了我们在全球范围的通讯联系。
　　冒名顶替手法的另一大缺陷是：派一对夫妇潜伏国外十分罕见，因为同时编造两个人的假身份极其困难。我们一般只派单身男子，指望他们娶个美国妻子，改善自己的移民地位。可在西德运用的得心应手的罗密欧手法到了美国却屡屡碰壁。情报局内主管美国的头头向我解释说，80年代末时，美国妇女已非常解放，不肯轻易结婚。而且她们好像还有一种本领。我们这些男间谍跟她们交上朋友后常常会良心发现。从谍报工作的角度看，这种心灵深处的仟海却是一场莫大的灾难。有些人未经允许就向妻子或女友透露了真情。按照规定，只有俩人爱得难舍难分时，我们才允许对恋人讲实话。到了这一步后，她们心甘情愿接受自己丈夫或男友的双重身份。美国是一个盛行忏悔的国家。受此风影响，我们潜伏在美国的很多人不禁吐露真言。对这些人，我们只能断绝关系。他们大多在假名下继续生活在美国，从事当初我们为掩护他们的谍报活动而为他们找的职业。
　　吕蒂希被捕后，我决定撤回在美国的所有谍报人员。这意味着在美国的谍报工作需要从头开始。驻美大使馆和联合国代表团内的谍报人员除外。我怀着沉痛的心情下令召回很有潜力的间谍。有一对夫妇已在美国住了5年，在密苏里大学为几位从事科研和教学的教授当助手。还有一位与吕蒂希情况差不多的单身特工。
　　至于我们情报局在驻美使馆里的人，他们的工作收效甚微，费用却十分高昂。根据我们的经验，美国联邦调查局对东欧国家的外交官监视得极严。他们很难有机会发展间谍或是和没有戒心的知情人拉关系。尽管我们在使馆里的谍报人员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由于美国人视我们为极端危险的人物，仍布置了大批人马对我们驻外使馆人员的活动严加监视。我担任情报局局长期间，始终未能通过这一途径与消息来源保持联系。我们情报局在华盛顿使馆和联合国代表团里的人员为此主要把注意力放在保护东德外交官不受敌人的拉拢，检查美国是否在使馆内安装了窃听器，确保秘密交谈不被窃听，等等。东德外交官也向国家安全部的反谍报部门反映情况，但绝不是什么洞悉了美国真实意图的石破天惊的消息。偶尔，驻华盛顿大使馆里的谍报人员会向我们汇报一些旁听到的里根或布什总统的只言片语，参议院里的逸闻趣事或是某个产业大王的真知灼见。诸如此类的消息，通常过几天在报纸上也可以看到。
　　我们始终没有找到在美国开展谍报活动的感觉。苏联人对普通美国人的心理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因而同美国人打起交道来更加得心应手。可苏联人仍认为，我国地处欧洲前沿的战略地位以及比邻柏林美占区和西德的地理位置，使我们在渗透美国方面具有一些有利的条件。从50年代开始，克格勃请我们帮助搜集有关“头号敌人”的情报，并监测美国与西德的关系以及在西德内的活动。虽然我们在美国本土上的谍报工作收获甚微，然而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我们在家门口的西德发展了一批可靠的情报来源。60年代反战运动以及反传统的社会思潮风靡一时。这对我们在欧洲的美国人中间发展间谍极为有利。此外，深受青年知识分子喜爱的政治哲学家赫伯特·马库塞的作品也起了作用，如《单维人》。美国在西德的驻军雇用了大批美国人，此外还有一个人数庞大的外交使团。这些人都是潜在的发展对象。而且根据盟国签署的柏林市地位协定，大多数美国人可以自由出人东柏林，不会因去东德受到任何怀疑。
　　美军在海德堡的司令部是我们的首要目标之一。同在这里工作的人拉关系也很容易。英国人和法国人在海外服役期间通常缩在本国人的小圈子里。而美国人却喜欢交际。遇到不熟的人请他喝酒吃饭，聊聊美国人在欧洲的生活感受，一般来者不拒。我们还发现，美国人喜欢贪便宜。苏联人干起这种事来比我们老辣得多。他们认为，美国人答应为一个外国人做事常常是受到物质上的诱惑，即使他们自己很有钱。我们注意到，美国谍报人员拉拢东德人与中央情报局合作时，往往一上来就以优厚报酬作为诱饵。而我们发展间谍继续打政治信仰这张牌。有时也利用人的报复心理。当两者都不奏效时，或者发展对象显然就是冲钱来的时，我们才用金钱这一招。
　　通过一个名叫耶尔德勒姆的土耳其人，我们使用金钱手段收买了几个人。耶尔德勒姆是美军在柏林基地的汽车修理工，在修理厂干活时经常与技术专家在一起调侃。谁挣多少钱都瞒不过他的眼睛。聊天中大家流露出自己憧憬什么样的汽车。据此他可以请到哪个人对自己的收入尤其不满，有可能出卖情报捞点外快。通过他的引见，我们认识了美军中的几个潜在人选。
　　耶尔德勒姆介绍的这些人没有一个可以与美国国家安全局内从事电子谍报活动的专家霍尔相比。美国政府对这一通讯机构严加保密，甚至指示其工作人员否认它的存在。国家安全局的人开玩笑说，该局的英文缩写（NSA）是“没有此局”的意思（英文中“没有此局”的缩写也是NSA）。倘若能够渗透到这个局里，收获之巨可想而知。耶尔德勒姆挑中霍尔是因为霍尔对美元贬值造成生活水平下降满腹牢骚。他建议我们试试这个人。
　　霍尔在位于托伊费尔斯贝格的柏林地面站工作。我们称它为美国的大耳朵。该地面站建于西柏林附近的一座山顶上。山顶上的房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部毁于战火，因而有“魔山”之称。专家认为它的地理位置尤其适于接受电磁信号。美国人给它起了个不疼不痒的名字，叫柏林地面站。其实它是美国在欧洲的电子监听心脏。各种先进的侦听天线如蛛网密布，触角一直伸到东德与西德交界的地区。该站共有1300余名高级技术人员截听无线电和电话通讯。他们对截听到的内容加以分析后分成不同种类，然后将其中有价值的情报转给美国和北约当局。华沙条约国的侦听活动根本无法与此相比。因而对苏联来说，对抗西方电子侦听的最佳办法是尽可能了解西方的侦听手段，然后想出反侦听的对策。
　　认识霍尔前，我们通过托伊费尔斯贝格里的几条内线多少知道一点该站的内部建制。它的成员包括美军第6912电子安全小组和英军的第26信号股。但我们对该站能接收多少讯号，以及这些讯号发自何方几乎一无所知。我OJ知道，该站是截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党内电话通讯、东德空军无线电和电话通讯以及国家安全部来往电讯的中心。以后又发现，美国人成功地破译了我方使用的无线电密码。每天向党中央汇报国内国外政治形势时用的就是这种密码。可惜发现得太晚了。
　　主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经济政策的米塔格同我国核心经济和金融部门之间的通讯渠道也受到美国人的窃听。这好比是每天把东德最新的经济动态拱手送到美国人面前。西德人多次要求美国人允许他们接触这类情报，但屡次碰钉子。美国人不相信西德有能力确保这些高度机密的情报不落到我们手里。美国人的这一决定看来还是正确的。话说回来，倘若西德人可以直接看到送给米塔格的报告的话，再加上他们对两个德国之间贸易状况的了解，恐怕很早就会得出结论，东德经济上已经垮了。
　　有了霍尔这条内线后，我们开始源源不断地收到有关托伊费尔斯贝格的机密和绝密情报。霍尔和耶尔德勒姆都是贪得无厌的人。外国情报局第9处副处长艾希纳负责评估霍尔提供的情报，有时也直接向我汇报。我非常器重他的直觉和周密的思考。“这下可发了，”他兴高采烈地告诉我。“只要此人小心谨慎，可以一直干下去。”霍尔为我们干的5年中，我们一共付给他10万美元，超过他的工资收入一倍还多。有段时间他提供的情报尤其丰富，一年就拿了3万。对我们来说，这笔数字相当庞大。不过同他向我国政府和莫斯科提供的价值连城的情报相比，实在不算什么。在这期间，霍尔被提升为电子谍报分析处里的一个小头头。他提供的情报质量随之上升。1985年，他回美国接受进一步的培训，之后被派到驻扎在法兰克福的美国第5军军事谍报营工作，最后一直做到第5军内主管电子及讯号谍报工作的头头。
　　霍尔选在法兰克福的PX百货商场与耶尔德勒姆接头，以购物作掩护将一个装有文件的塑料袋交给他。耶尔德勒姆随后独自驾车来到霍尔在市内租的一小套公寓房子，把这批材料复印下来。有时要一直干到晚上。干完活后这个土耳其人开车返回柏林。霍尔再把文件放回原处。为了多赚钱，霍尔向我们提供的文件越来越多。由于数量太大，情报局的分析员处理不完，叫苦不迭。我这才建议把这批材料转给苏联人。这些材料中不仅有东德感兴趣的细节，还有大量对莫斯科更有用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情报。不过我们从来没有告诉过苏联人这批材料的来源。
　　由于这批文件涉及的大量技术细节超出了我们局分析员的能力，我们还请安全部无线电谍报与反谍报处处长予以协助。他后来得出的分析结果中包括了一条当时不为我们所知的重要情报，直接关系到军事部署。他发现，借助ELOKA电子战系统，美国和它的北约盟国可以精确地知道华沙条约组织指挥部的位置以及东德与苏联之间的部队调动。换言之，尽管华沙条约组织的将军们竭力遮掩部队和武器装备的调动，可每次重要的调动都没有逃过托伊费尔斯贝格的眼睛，并立即传给华盛顿或布鲁塞尔。
　　我们从霍尔那里得到的最重要的文件中包括一份“国家信号情报手册”。这份文件长达4000页，里面解释了如何使用“信号情报”手段搜集政治和军事情报。我们从中得知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国务院认为自己在哪些领域不甚了解情况。了解这一点极其重要，我们可以据此推断美国人会增加哪方面的活动，并采取相应的反措施。另一个重大成果是搞到了一份代号为“天蓬”的报告。里面列举了一旦爆发全面战争时，北约为破坏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的指挥中心将采用的各种类型的电子战手段。而且详细说明了如何破坏苏联最高司令部向其武装部队下达命令时使用的高频通讯。我们把这一情报转给苏联人后，他们在通讯线路上安装了干扰装置并采取了其他的防范措施。
　　由于霍尔提供的情报数量太大，我们担心会引起怀疑，建议他悠着点干。有一回他一次就交给我们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谍报与安全指挥部的13份整套文件、指令和工作计划，还有美国今后10年准备研制的无线电谍报技术的详细方案。此外，霍尔还提供了里根宠爱的反导弹防御系统……星球大战计划的机密材料。美国军事谍报机构在美国国内的出色表现曾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托伊费尔斯贝格它显然失于疏忽。霍尔调回国后，继续与我们保持联系。可惜他大贪心，为了多捞一份外快，又把同样的文件出卖给了苏联人，结果引起了联邦调查局的注意。1988年12月，他与耶尔德勒姆来到佐治亚州萨凡纳市的一家饭店，与一名扮成苏联谍报官员的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接头。俩人随即被逮捕。法庭上宣读的列举霍尔罪状的起诉书证实，6年中，美国对东欧国家的电子侦听活动由于他的泄密受到严重的破坏。霍尔对指控他从事间谍活动的10条罪状供认不讳，被判40年徒刑。拖他下水的魔鬼耶尔德勒姆也因间谍罪受到起诉。
　　我们从化名孩子的卡尼那里得到的有关美国电子谍报技术的情报也极其重要。卡尼是一名空军中士，在西柏林的腾佩尔霍夫机场任语言和通讯专家。美国空军把这一机场当做空军基地。位于美国马里兰州米德堡的国家安全局总部与在法兰克福的欧洲分局和柏林一托伊费尔斯贝格有直线联系。根据卡尼提供的情报，我们详细地了解到这一通讯系统如何能够在战争爆发后的短短几分钟内精确地测出数十个华沙条约组织脆弱目标的方位。该系统的某些能力我觉得简直有点邪乎，为此不得不请专家做出评估，然后用浅显的语言向我解释。例如，西柏林有一小批人专门监视位于东柏林东北部大约28英里的埃伯斯瓦尔德苏联空军基地。卡尼的文件表明，美国人已成功地破译了该基地的地对空通讯系统，并正在研究如何在俄国飞行员收到地面指示之前来个偷梁换柱，代之以美方从西柏林发出的指令。如果搞成的话，米格飞机的驾驶员就会从敌人那里接受指令！这听上去像是科幻，但我方的专家认为，美国空军凭借其巨额经费和雄厚的技术实力，做到这一点并非完全是天方夜谭。
　　作为一名间谍，卡尼的弱点在于他柔弱的心理性格。他是同性恋者，患有急性妄想狂症，整天提心吊胆，害怕禁止同性恋的美军会利用他是同性恋这一点在军队里搞臭他。1984年他返回美国后，向我们提出要来东德避难，声称和他同在通讯部门工作的向性恋伙伴死于浴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