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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面人─原东德外国情报局长回忆录-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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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谎。除了怀疑夏兰斯基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外，安德罗波夫还有更重要的考虑。他如此坦率地谈到苏联隐含的少数民族问题，令我大为吃惊。安德罗波夫接下去说：“夏兰斯基会成为所有犹太人的一面旗帜。由于过去斯大林的排犹行为，这些人对苏联国家积怨甚深。他们在国外还有着势力强大的朋友。眼下不是释放他的时候。”谈到苏联的衰弱时他同样坦率。他提起14年前我俩见面时他曾说过，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标志着苏联开始走下坡路。
我几次试图说服安德罗波夫同意交换夏兰斯基，都失败了。一听到夏兰斯基的名字，他就变得焦躁不安，大声说：“他是个特务。没什么好讲的。”我们的谈话就此告终。
最终，纪尧姆还是因健康欠佳的缘故提前获释（他和安德罗波夫一样患有肾病）。不管西德人多么不情愿，他们不得不算一笔账。倘若纪尧姆死在狱中，他们用这具尸体是换不回己方有价值的间谍的。此外，昂纳克接替乌布利希后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并向施密特暗示，除非此事得到解决，否则他也许会限制交换俘虏以及两德之间家庭成员的团圆。
1980年，我随米尔克飞赴莫斯科，借东德国家安全部成立30周年之际向克格勃的一些高级官员授奖章时再次见到安德罗波夫。无论是克格勃还是东欧集团各国的情报机构均非常重视这类仪式。双方基本上是一来一往。每逢他们纪念日时，他们向我们授勋。轮到我们的节日时，也向对方人员授奖。苏联阵营内各国之间彼此授来授去，最后没人记得克格勃的头头脑脑得到过多少奖章。克格勃总部专门雇了一个人，负责确保出席这种场合的克格勃官员不至于戴错奖章。我们这一次授给安德罗波夫的是一枚金质奖章，以纪念克格勃与东德国家安全部在过去30年中的兄弟般的合作。当时他正住院，但还是在医院里接受了这枚奖章。
1980年是苏美关系剑拔弩张的一年。北约组织声称，由于苏联在俄罗斯西部和东德部署了SS…20机动导弹，它必须对此采取反措施。1979年下半年，北约决定，除非1981年12月底以前苏联通过谈判同意从我国撤出这批导弹，否则它将在4个欧洲国家部署核导弹，其中包括西德。这将使冷战双方直接受到近在飓尺的可以打到欧洲大部分主要城市的导弹威胁。此时北约规定的期限已过，东西德一片愁云惨雾。一些评论员把当时的形势比做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夜。在战争乌云密布的情形下，一步不慎就有可能导致战争的爆发。保守派人士把这种看法斥为左派的危言耸听。但我知道，施密特会晤昂纳克的特使时，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人们对可能发生一场核对抗忧心忡忡。施密特私下会见昂纳克的经济顾问、在两德事务中经常扮演中间人的米塔格时抱怨说，华盛顿正在给西德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局势正在失去控制。我们必须经常保持联系。”施密特还告诉米塔格，恐慌会急剧升级。但昂纳克应该知道，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可以信赖的。“西德一方决不会胡来，”他最后说。换言之，两个超级大国玩这场战争游戏时，我们德国人应该彼此对话，保持头脑冷静。
安德罗波夫认为，美国人正竭力想占有对苏联的核优势。他提到卡特总统、他的顾问布热津斯基以及五角大楼人士曾声称，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对苏联发动第一次核打击。“现在不是我们示弱的时候，”他说。安德罗波夫还对苏军同阿富汗的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叛乱分子作战时伤亡日益增大感到不安。我试探地问他今后在阿富汗问题上有何打算。他只肯说：“现在已经没有退路。”
安德罗波夫骂得最狠的要数施密特总理。施密特已同意接受北约的双轨战略：一面谈判，一面计划在西德部署核导弹。“这个人是个两面派，”他抱怨说。“实际上他是站在美国人一边的。跟这号人不应有任何高层接触。”我猜想他是指昂纳克与施密特之间的私下往来。刚才他同米尔克私下交谈时一定涉及到这个问题。这种接触经常背着苏联人，为此他们一直很恼火。莫斯科对东方政策带来的东西德关系的松动满腹狐疑，想牢牢控制东西德关系改善的步伐。安德罗波夫和外长葛罗米柯尤其处心积虑地想阻止昂纳克访问波恩。国际风云越是险恶，昂纳克和施密特越是努力改善他们的个人关系。两人通过一条电话专线保持联系。与此同时，西德陆续不断地用金钱换回一批又一批东德犯人的自由。这种交易成了最能反映两德关系状况的一面镜子。
我们通过波恩的情报渠道获悉，西德与北约的关系颇为紧张。当初莫斯科和华盛顿不与各自的盟友商量，单独就限制洲际导弹力量达成协议时，是施密特首先提出欧洲防御的问题。如今他弄得骑虎难下，自食苦果。卡特呼吁西德和美国一道抵制在莫斯科举行的奥运会将矛盾激化到了极点。施密特本来就貌合神离的政府分裂成赞成抵制和反对抵制的两派。一位社会民主党人士告诉我们，施密特可以以辞职要挟，迫使内阁批准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决定。我们根据安插在西德重要政府部门的间谍提供的情报获悉，施密特对美国人向他施加压力极为恼火。美国对苏立场趋于强硬迫使他取消原定对东柏林的访问。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念念不忘与东德保持联系，对参加超级大国的游戏不感兴趣。他坚持自己出面，直截了当地宣布取消预定的东德之行，而不是设法把昂纳克逼到不得不主动撤回对他的邀请的境地。
一旦谈判破裂，我主管的情报局负责向莫斯科提供美国将于1982年在欧洲部署的美国潘兴2式导弹和巡航导弹的地点及技术参数的情报。说句老实话，我对美国核战略的了解远胜于对苏联在东欧部署的导弹的了解。这主要归功于我在北约组织内部的头号间谍鲁普。虽然我们是莫斯科的头号盟国，而且部署在最靠近前线的导弹是在我们自己的领土上，但苏联人机动式SS…20导弹的部署地点对我们也严加保密。苏联人的这种目中无人的行为惹恼并疏远了不少本来对其忠心耿耿的东德人。只有举行假想北约对我们实施首次核打击时的特别备战演习时，才叫上我们情报局的人参加。
随着美国重新扩充军备以及更为咄咄逼人的里根政府上台执政，我们的苏联伙伴焦虑不安，担心会遭到核导弹的袭击。俄语里称为核袭击。东德情报局接到指示，查明西方是否有这类突然袭击的计划。为此，我们专门抽调一批人，成立了一个特别形势分析中心和紧急指挥中心。在这些地方工作的人员必须受过军事训练并参加受到假想袭击的演习。我和大多数有头脑的人一样，觉得这种战争游戏实在是浪费时间。可上面的命令一向不容置疑，这一次也不例外。我不再相信欧洲会爆发核战争。但我的确认为，世界两大敌对制度在政治、经济和其他领域的对抗会进一步加剧。同时，我越来越怀疑，双方的主要政治家是否理解世界形势正在发生的变化并抓住变化带来的机会。我开始萌生退休的意念，想转入写作。然而剑拔弩张的形势令我难以脱身，不得不三番五次推迟做出决定。
别看莫斯科外表气壮如牛，我深知美国采取强硬立场将使苏联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举行的限制战略武器第二轮谈判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对吉米·卡特的当选我们毫无准备，最初手头上有关他的材料少得可怜，只知道他是一位不引人注目的花生种植主。波恩的耳目告诉我们，这位新上任的总司令同样没有引起西德人的重视。我们听说后感觉才好了一点。卡特上台后宣布了破记录的高达157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用于建造MX和三叉戟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新核潜艇以及拥有100000余人的新预备师。莫斯科对此惊恐万分。一位苏联着名核战略家私下对我说：“我们拼经费可拼不过他们。谢天谢地，多亏我们在其他地方比他们强！”
此时，东德与西德已绕过各自的主子，消除了政策上的部分分歧。社会民主党政府内担任议会党团主席的实权人物赫伯特·魏纳对美国的核战略政策忧心忡忡。为不使波恩与东德的联系中断，他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通过他的助手维南德得到一份他起草的机密文件。他对华盛顿的真实意图的满腹狐疑可以从中窥见一斑。魏纳毫不客气地批评美国人：“中央情报局在两个德国之间挑唆战争。这不是什么新发明。中子弹就是专门为鲁尔区和柏林设计制造的。我和施密特一样信不过卡特。倒不是怀疑他居心叵测。问题是他什么都想试试。这种态度很容易引出乱子。”
前面提到过，我认为魏纳知道他的助手与东德有染。他本人对共产主义制度早已心灰意冷，不可能成为我们的人。但他清楚地向我们暗示，为了扞卫德国的利益，稍有核冲突的苗头，他会立即通知东德，不管他本人会冒多么大的政治风险。他还通过安排双方交换间谍的律师福格尔进一步发展了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联系。最终魏纳对昂纳克的信任恐伯超过自己党的领袖。我们甚至通过西德方面的人得知，魏纳留下遗嘱，他死后私人文件存放在东德。
美国政策不可理喻的转变令我们忐忑不安。与此同时，这段时间苏联外交政策的反复无常也令我们头痛不已。昂纳克思想上刚刚转过弯子，准备根据新的东方政策调整对西德社会民主党人的看法时，莫斯科即发出了刹车的信号。
专门负责与我个人联系的苏联谍报官员布达欣向我提出的问题表明，尽管两国官员频频举杯祝酒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莫斯科与东柏林的关系注定是聋子的对话。建造一条穿过东德领土的汉堡至柏林的高速公路也好，修一条东西德航运河道也好，或是与西德的产业巨头克虏伯或赫希斯特谈判生意也好，每次苏联人都表示怀疑和反对。通常这会导致又一次推迟双方期待已久的昂纳克与施密特的会晤。
昂纳克有一种幻觉，以为他可以单枪匹马地解决这类问题。加之东德国内模仿苏联对其领导人搞的个人崇拜对他大肆吹捧，更使他飘飘然。他从魏纳处得知苏联人与波恩背着东德秘密会谈后，漫不经心地说：“没有我们在场，他们什么也决定不了。”历史证明这是他的一大失误。
我自己也是棋错一着，过分依赖苏联而没有认识到这样做的后果。苏联是我生活学习过的地方，我对苏联毕生怀有深厚的感情，同苏联谍报官员交情颇深。受此影响，我以为克格勃把我们情报局当成一个平等的伙伴。我知道莫斯科从我们这里源源不断地得到了大量情报：如有关他们正面之敌的政治和军事情报，美国国家安全局编写的电子侦探的技术手册，中央情报局特工的姓名与工作方式以及数量惊人的科技情报。由于忙不过来，这位苏联联络官不得不增加一名助手帮助处理收到的这些情报。而我们从苏联人那儿得到的情报则少得可怜。不过苏联谍报机构的高级官员对此状况供认不讳，并尽自己的力量设法改变这种现象。加上莫斯科的任何变革都是步履蹒跚，我竟昏昏然认为莫斯科始终会把我们置于他们外交政策的首位。斯大林、赫鲁晓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时代一直是这样。因此，1989年戈尔巴乔夫决定把我们交由北约组织处置时，我们仿佛当头挨了一棒，瞠目结舌。
话说回来，对苏联人俨然以占领国自居，毫不顾忌东德人感情的行为，我们已习以为常。昂纳克常常向莫斯科表达他对在东德领土上集结大量的武器、军队外加现在的核导弹的关切。然而他实际具有的影响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样大。对这一点，我看得很清楚。实际上，两者之间的差距十分悬殊。可自欺欺人当时恰恰是我们这个苏联帝国前沿阵地的生活特点之一。1979年，莫斯科与华盛顿的导弹之争愈演愈烈。苏联威胁说要在东德部署更多的导弹。一天，米尔克对我说：“我们才不会花费巨资为他人做嫁衣裳，砍树伐林，为坦克和导弹发射器腾地方。等着瞧吧。什么事也没有。无非是继续谈判罢了。”
不用说，当运载体积庞大的苏制SS…20导弹的车辆借着夜幕的掩护伪装成运载木头的汽车隆隆开进东德时，东德马上乖乖地伐林开路。
也许我不适当地抬高了安德罗波夫。毋庸赘言，他当然做过错事。即使钦佩他的人对他的一些做法也不能接受。剥夺索尔仁尼琴的国籍也好，将萨哈罗夫流放到高尔基城也好，不肯释放夏兰斯基也好（这些都是他本人做出的决定），皆出于同一心态：维护苏联的稳定高于一切。他对不出格的政治多元化形式的兴趣仅限于旁观匈牙利“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我们其他国家半嘲半讽地给它起了这个名字）的实验。与此同时，在苏联国内照旧实行严厉的统治。不过他在中央委员会内推行改革时比戈尔巴乔夫更为谨慎。他一手倡导的反腐败运动无论就其深度还是广度继任人中无人企及。
安德罗波夫将克留奇科夫提升为克格勃第一总局局长的决定虽在情理之中，却不明智。从1956年安德罗波夫在布达佩斯工作时起，克留奇科夫一直跟随在他左右。安德罗波夫知道克留奇科夫熟悉外交政策，一定觉得把外国情报局交给他一手栽培的这个人可以防止情报局的人看问题鼠目寸光，再次陷入钩心斗角之中。
克格勃卷入阿富汗之后，克留奇科夫在克格勃内的威信日益增高。苏军入侵后，他组织了随后的一系列特别行动，获得好评。但他缺乏安德罗波夫的洞察力，气质上也不适于做第一把手。一旦得不到师傅的指点，这位聪明称职的第二把手马上会茫然不知所措。1982年我去苏联祝贺他出任克格勃首脑时，克留奇科夫流露出对安德罗波夫近乎崇拜英雄似的景仰。晚宴上，他向我背诵了安德罗波夫写的几首诗。我这才知道安德罗波夫原来还写诗。诗写得很有水平，调子忧愁而悲伤。风格上似模仿了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主要是感叹逝去的青春或旧日的爱情。听了这些诗，我对安德罗波夫更加肃然起敬。不过一个克格勃首脑忙着背诵新当选的苏共总书记写的爱情诗总让我感到有那么点滑稽。
每次我去莫斯科，克留奇科夫总是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后面的一间小屋里，给我倒上满满一大杯苏格兰威士忌，然后问：“有什么情况没有？”米尔克在场时，就远没有这么直截了当了。双方都要走一遍政治过场，没完没了地为伟大的革命成果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干杯。这两个谍报首脑心里比谁都清楚，他们各自国家的情况并不妙。这些话出自他俩口中让人感到有点怪兮兮的。
每回见克留奇科夫都免不了看一场戏。他是剧场的常客，为看过莫斯科上演的主要剧目颇为自豪。每次看戏，他都要拿一份节目单。收集的所有节目单一律存放在他的办公室里。因此落了个兴趣高雅的名声。其实他频频出入剧场同他的收藏嗜好不无关系。80年代中期一次他访问东德时，我觉察到了这一点。当时魏玛国家大剧院正在上演《浮士德》。尽管克留奇科夫的德语十分蹩脚，却非要看一场演出。无疑他知道这是一出在世界文学宝库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戏。《浮士德》演出时间长达8小时，连我这个母语是德语的人都没有耐性把它看完。不过为了德苏友谊，我甘心舍命陪一回君子。开演大约一小时后，我偷偷溜了一眼身边的客人，发现他正闭目打盹儿。显然，歌德也让他吃不消了。第一幕演完后，他显得懵懵懂懂，一副没看懂的样子。“这个剧我已经了解了个大概。下面的不用看了，”他对我说，然后紧攥着节目单离开了剧院，对自己的收藏中又多了一份节目单感到心满意足。
虽然我不像尊敬安德罗波夫那样尊敬克留奇科夫，但和他相处得很好。1991年8月我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听到他为推翻戈尔巴乔夫发动了一场拙劣的政变的消息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苏联谍报机构和苏共党内有不少人对戈尔巴乔夫打算给予各加盟共和国更广泛的自治权限极为不满。所以我对政变本身并不感到惊奇。让我难以置信的是这场政变手法的滑稽可笑。克格勃里的老熟人向我发牢骚说，他们事先甚至没有接到通知。政变发生后，一切显得杂乱无章。政变的策划者束手无策。无怪乎我的这些老熟人们拒绝公开对它表示支持了。
克格勃的优势之一在于：它的成员感到自己是由克格勃和兄弟谍报机构组成的一个大家庭中的一员。同时克格勃自身也存在一些弱点。其中头重脚轻的党的官僚机构以及克格勃内根深蒂固的互相猜疑当推为首。后者反映出，尽管安德罗波夫和克留奇科夫尽了最大的努力，克格勃仍然未能完全走出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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