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救他俩的爱情的选择，我不能心慈手软。
　　我又一次扮演了一个善解人意的长辈。可怜的费利克斯返回东柏林后情绪低沉。一天晚上，我和他在郊外的一处隐蔽据点喝干了两瓶伏特加，听他向我倾诉衷肠。好在他虽然感情上痛苦不堪，大脑却没有停止运转。他向我透露了另一位女人的情况。她中等年纪，喜欢享受，在格洛布克任主任的总理办公室工作。费利克斯觉得她有可能发展成我们的人。
　　他虽然讲不出什么道道，但凭着个人印象认为，假如有一个相貌英俊，举止潇洒的男人接近她，她也许会动心。当时正值50年代，战后女人多，男人少的现象十分严重。渴求男友的孤独的中年女秘书们尤其感到这一点。我们于是用自己一方的合格的单身汉填补了市场上的这一空白。
　　翻来覆去研究了几位候选人之后，我们最后选定了赫伯特·泽勒，化名阿斯托尔。他是一名业余飞机驾驶员，二次大战期间曾在德国陆军元帅凯塞林手下任参谋。被苏军俘虏后，在战俘营里改信共产主义。由于他曾是纳粹党员，又同凯塞林手下的旧部下藕断丝连，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没有什么发展前途。他满心欢喜，以一个军人的干脆利索一口答应了我们要他打入西德的要求。
　　西德开始重整军备后，泽勒的几个朋友搬到了波恩。现在正是前军人在东德与西德对峙中作出最后选择的良机。派他回西德并不难，尤其是1953年的起义失败刚过去不久。人们通过这次事件看清，东德完全处在苏联的控制之下。许多原先举棋不定的东德人此后移居西德。
　　泽勒来到波恩，找到一份做房地产的工作，还参加了附近的飞行员俱乐部。许多热衷于周末猎奇的政府雇员都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没过多久，他就认识了古德龙，即费利克斯提起的那位女秘书。古德龙是我们给她起的化名。很快我们如愿以偿。古德龙对交上泽勒这样的男友心满意足。泽勒没费多久也掌握了阿登纳与西德情报部门头子莱因哈德·格伦之间来往的备忘录经过古德龙之手这一情况。他欣然接受了这位女友。过了些日子，他向我们建议，他冒充一名苏联情报军官吸收她为我们工作。咋听上去有些奇怪，但我们很快意识到他的直觉是对的。古德龙认为苏联是一个世界大国，却不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合法的民族国家。泽勒跟她讲述了他的战争经历；希特勒军队如何残暴以及当年从战俘营里的俄国文化军官那儿听来的有关俄德人民的传统友谊。
　　我们决定在瑞士阿尔卑斯山一个偏远的度假地点吸收她为间谍。如果她不干，我们可以带泽勒迅速撤离。一般我们尽量避免在西德境内同一个西德人谈这种事。反谍报部门惯用的一招即跟踪可疑的敌方特务，并率先通知可能被发展的对象做好准备，然后偷拍下整个过程，用作逮捕敌方特务的物证。邀请潜在的发展对象去东德或其他地方与东德的高级情报官员会面还有一层用意，即最后考验一下发展对象是否真的愿意从此与我们风雨同舟。走到这一步时，无需多说什么，再迟钝的人也会明白这笔交易的性质。
　　这次我们事先做了精心准备，在昂贵的瑞士餐馆请古德龙吃饭。结果这一切拉古德龙下水的手腕证明都是多余的。她早已拿定主意，这次见我们只不过是走个形式而已。泽勒的口才一定不一般。不过我由此悟出，许多被她们所爱的男人发展成间谍的女人其实早就感觉到情人是敌方间谍，只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愿正视这一现实罢了。从此以后，我们再不敢对女秘书有可能对我们的人起疑心这一点掉以轻心。同时这还意味着，假如朱丽叶想洗手不干的话，罗密欧们必须有办法迅速安全地撤回东德。
　　可惜泽勒后来染上了严重的肺病，无法再干下去。我们把他招回东德，之后不久即病逝。我们又派其他的男间谍去勾引古德龙，但都失败了。有些女人对间谍工作本身着了迷。与情人共享一项机密使她们兴奋，同时有一种俩人之间亲密无间的感觉。对于这类女人，如果第一个情人出于安全原因销声匿迹，还可以派另一个男间谍建立新的关系。有的女人只爱一个。对于她们，我们毫无办法。古德龙就属于后一类。我们从来没有像外界谣传的那样，胁迫她们干下去。这样做的风险太大，她们悔恨交加中很可能会重新投入西德的怀抱，控诉我们逼迫她们当间谍，从而为西德提供攻击我们的上好宣传材料。因此，我们不无遗憾地斩断了同古德龙的联系。
　　然而根据她提供的情报，我们终于可以动手收拾格洛布克了。在我们的宣传攻势下，格洛布克1963年被迫辞职。这一行动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既除去了一个敌视东德的顽固分子，又引起西德社会对众多的前纳粹分子在西德政府中任职现象的注意。
　　我对手下的罗密欧们发展的女间谍能提供一流的情报的信心与日俱增。不过这种手段使用得越频繁，被察觉的风险也就越大。肥皂泡迟早会破裂。但我没想到拖了这样久。直到1979年，事情才败露。西德驻布鲁塞尔北约总部代表团的女秘书英格里德·加尔贝因替东德搜集情报而遭逮捕。西德新闻媒介将这起案件冠之为西德历史上最大的叛国案。实情是，加尔贝的确具有重要的情报价值，但并非不可缺少。我们还有其他间谍。然而她是一位妇女这一点似乎让人想起了玛塔·哈利。“情人间谍”这个提法于是应运而生。报界对此兴致勃勃，连篇累犊地加以报道。
　　3月，各家新闻社报道了北约组织秘书处的成员乌泽尔·洛伦岑叛逃到东德的消息。北约的同事们看着她突然出现在东德的电视屏幕上，宣布要将自己掌握的北约秘密公布于众，一个个目瞪口呆。　　洛伦岑在北约总部工作了12年，最后几年在作战部。在那儿可以接触到总部的各种计划文件以及处理危机时的详细计划。我们对她提供的有关形势分析室的工作方法的情报尤其感兴趣。涉及政治、军事和情报方面的所有报告均汇集到形势分析室进行分析。北约组织起草的最重要的评估报告……东西方势态研究也出自这里。
　　洛伦岑前脚叛逃，北约总部的一名比利时女秘书费雷特后脚也要求到东德寻求政治庇护。东德的领导人对这些叛逃事件得意洋洋，大吹大擂。我却为此极为恼火。这些女人在东德突然亮相固然可以满足东德领导人对外宣传的需要，但对情报部门来说却意味着情报来源的丧失。诚然，北约组织的雇员避难东德自然要比东德人跑到西德定居更令我们开心。然而，她们继续留在敌营中，为我们提供宝贵的机密情报远比图一时的痛快重要的多。
　　1979年春天，我正在某地滑雪时，听说一个名叫赫夫斯的妇女和她丈夫双双被捕。她是西德基督教民主联盟总部的一名秘书。知道她叫什么对我丝毫没有帮助。因为在总部我们只用间谍的化名，真名只有需要知道的人才知道。我不想冒险通过电话向东柏林查询她是我们的哪一个间谍，于是急忙赶回总部。路上一面收听西德电台的报道，一面猜测暴露的究竟是哪一个。
　　赫夫斯失踪一周后，各报头版头条又刊出波恩另外两位女秘书失踪的消息。英格·戈利亚特在沃纳·马克斯手下工作。后者是基督教民主联盟内一家研究外交、国防、欧洲事务和两个德国之间的政策的智囊库的头头。过去10年里，她一直向我们提供有关西德国防战略及冷战政策方面的文件。鉴于局势吃紧，我们决定将她撤回。第二天，《图片报》头版便出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大标题：库尔特·比登科普夫的秘书也失踪了！比登科普夫是颇得人心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也是该党的副领袖。一张比登科普夫和他的笑容满面的助手布罗斯策的合影赫然跃入每个人的眼帘。接到撤离指示后，布罗斯策镇定自若，丝毫不露声色。分手时，她高高兴兴地朝自己的上司挥挥手说：“我去理个发。明儿见！”从此一去不复返。
　　各家报纸均称布罗斯策是一位“超一流秘书”。在打字和速写两项秘书专业比赛中，她总是名列前茅。她的良好素质不仅令比登科普夫和他的两位前任极为满意，对她从事的间谍工作也大有稗益。由于布罗斯策曾先后为三位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主席工作过，时间跨度相当长，西德方面无法查明布罗斯策到底了解多少情况，造成了多大危害。一周后，财政部高级官员曼佛雷德·莱恩斯坦的女秘书黑尔佳·勒迪格也轻松自然地与她的老板告别，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了东柏林。勒迪格是宝贵的情报来源。她的老板莱恩斯坦是一位研究欧洲共同体货币结构的专家，也是施密特从财政部长升为总理期间的亲密顾问。
　　潜伏人员的撤离路线总是事先商定好的。一般做法是通知需要撤离的间谍，经由风险较小的国家，如比利时、荷兰或瑞士到达东德边境检查站，手持一本只有西德护照封皮，里面空空如也的假护照。边境官员知道这一事先约定的暗号。卫兵叫来指挥官，指挥官做个样子，挥手放行。然后把逃回的间谍领到旁边的一间小屋里，用一台专线电话机通知我们。
　　我大惑不解。大多数女秘书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她们的丈夫或同居的男人是化名在西德定居的东德间谍。这些男人通常顶替移居海外的西德人的名字。每一个逃跑的朱丽叶大概都是因为怀疑自己的身份即将暴露。西德当局究竟是如何发现她们是我们的间谍的？
　　显然，西德人摸到了我们渗透方法的一些规律。过去我们一直傲慢地认为这些方法是安全可靠的。我当机立断，决心一切从头开始并作出了痛苦而必要的决定，招回更多的女间谍和她们的罗密欧。可惜，对于赫夫斯和她的丈夫，这道命令到得太迟了。夫妇两人受到审判并被判2年徒刑。
　　后来才知道，1979年的一系列逮捕是联邦宪法保卫局（西德反谍报机构）首脑更迭的结果。理查德·迈尔博士接替京特·诺劳任局长以后，大大提高了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准。成绩之显着颇令我伤脑筋。他明示部下，想升迁就得兢兢业业，光靠关系玩儿不转了。他还搞了一套甄别制度，对所有背景有疑点的人仔细审查。
　　起初，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一连串的挫折之间有什么联系。在笔记中，我这样写道：
　　“西德情报部门开始对所有回国定居的归侨或来访者再一次进行全面甄别。过去，我们一直认为西德做不到这一点。他们现在的甄审令我们伤透脑筋。不论结果如何，我们今后必须有所收敛，暂不派人打入西德。还要时刻牢记：我们正在冒巨大的风险。这是一场真正的生死搏斗！敌人近在咫尺。表面上的风平浪静里蕴含着极大的危险。间谍们无时无刻不在提心吊胆，安危未卜。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承受这一切压力，同时仍对周围环境保持敏锐的观察力。”
　　我始终牢记，每一次行动背后都有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信任我们并不惜豁出命去的人。一个情报首脑如果为了达到个人目的拿部下的死活当儿戏的话，用不了多久就会失去他们的尊重和信赖。
　　我们的间谍继续纷纷落网。我仍然无法解开西德究竟采用了何种侦破手段这一谜团。通常，一个间谍在西德被捕后，我们会在总部展开调查，弄清伪造证件的部门里是否混入了敌人的鼹鼠。这种猜疑对一个情报机构来说是最致命的毒药。它损害了情报工作赖以生存的基础……信任。有时甚至搞得人人自危。后来查明，我们的一些重要耳目相继被捕原来是西德抓获了我们派过去的联络员，对他们进行审问的结果。面临惨重的损失，我们被迫撤回大批间谍。然而我们渗透的秘密究竟是怎样被西德发现的仍然是个谜。
　　最初，我们手头的唯一线索是从某个渠道得到的消息，位于科隆的西德反谍报机构开始全面重新审查所有入境人员。负责为国外来访者和回国定居归侨办理手续的部门里新增添了一小批官员，其中多数人已退休。这些老爷爷们仔细查阅个人档案，寻找某些特点。至于是什么特点，我们无从知晓，只注意到从西德收到的所有情报里都多次出现“甄别”一词。我成立了一个直接向我汇报的工作组，负责查明西德到底依据什么标准肃清嫌疑分子。
　　我们已知，年龄在25至45岁之间的单身男性旅客如果携带少量手提行李，或服饰发型与身份证不完全吻合时会受到盘查。但过了很久才知道，西德情报部门嗅到了东德人的某些特征。当时嬉皮士正在西德日益流行，在东德却受到压制。西德小伙子喜欢留长发，尤其在外出旅行时。我们的特工人员，特别是那些培训特工的教员们却留着短发。即便同是短发，东西德的发式也有着细微的差别。这些教员能培养出训练有素的特工，可要他们训练出一批真正的嬉皮士可就比登天还难了。
　　主要火车站的便衣警察一接到乘警的报告，立即对下车的嫌疑犯的一举一动进行监视。例如，在东德长大的人一下车都会情不自禁地走进车站附近的商店里，为那五光十色的商品所吸引，而西德人则对此兴味索然。类似这样的细微差别格外受到西德情报机构的重视。
　　经过几年的困惑之后，我们终于弄清了西德新的甄别方法。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泄露这一秘密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迈尔本人。他作为反谍报机构首脑走马上任后，一心想有所作为。于是大张旗鼓地逮捕了16名由第三国混入西德的东德间谍。据各家报纸报道说，还有40个人正在受到审查。以前我们总是怀疑西德人是否有能力从成千上万的旅客中认出混在其中的极少数几个东德间谍。听到这一消息后，我们不再怀疑。迈尔的炫耀实际上等于把侦破我方间谍的方法和盘托出在我们面前。尽管损失惨重，我们还是安全撤回了许多处境危险的间谍，暂时停止了渗透活动。倘若迈尔对破获的案子不声不响，我们极有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他蒙在鼓里。如果他只是有选择性地逮捕一些间谍，或是等他们与所有潜伏特务接上头之后再收网的话，我们的损失会更加惨重。一个情报首脑炫耀自己的结果是个人出尽风头，而工作受挫。
　　如同这类大规模心理战惯用的手法那样，西德内政部不失时机地向我们的间谍劝降，呼吁他们自首投诚，以免遭逮捕。在东西德间谍战中，这种敲山震虎的手段已司空见惯。但这次收效甚微。大多数的耳目和间谍都是与我们合作多年的老关系，对他们采用恐吓手法一般不起作用。我们的大部分间谍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而且都受过心理战训练。再说，人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总是不愿投诚自首的。在生活中，每个人都企望坏事不至于落到自己头上。多数时候也确实如此、倘若厄运真的降临，逃也逃不掉。
　　蒂奇曾是联邦宪法保卫局的一位高级官员，1985年叛逃到我方。她告诉我们，过去10年里科隆共查出200起伪造身份证的案子。根据我的估计，1972年到1982年间，我们共有30余名间谍爆炸（在西德被逮捕）。还有百余人被及时撤回。由于间谍一旦撤回便再也无法派回原处，迈尔搞的甄别行动使我们损失了大约100名出色的情报人员，可谓损失惨重！
　　尽管迈尔爱出风头，可他想出来的这一套破坏我方在西德间谍网及控制点的办法还是相当厉害。下一步他开始把矛头对准我个人，到处散布我已“来日无多”的言论。《国际先驱论坛报》登了一篇报道，题为：《米沙·沃尔夫是不是没咒念了对放在我办公桌上的另一份西德报纸的大标题是：《沃尔夫一筹莫展》。
　　实情并不像报纸上渲染得那么耸听。我们的工作照旧进行。针对甄别行动我们对原有做法进行调整的同时，并未减少间谍活动。化名为汉内洛蕾的黑尔佳·勒迪格就是一例。当初吸收她为间谍的那个男子由于整日惊恐不安，不得不召回。为了不失去她，我们研究了人事档案，找到另一位罗密欧候选人，一个化名格特的年轻特工。他已经顶替一个名叫克雷斯的西德公民潜入西德境内。真的克雷斯早已移居新西兰。
　　我决定亲自出马为他们穿针引线。原因之一是我很想见见这位给我们出了大力的黑尔佳女士。另一个原因是，她说现在面临一个选择，要么随顶头上司调到财政部去，要么留在总理办公室。她通过东德的联络员给我们发了一封密电，问如何是好。面对如此干载难逢的好机遇，我们左右为难。总理办公室有我们的人确实至关重要。但另一方面，黑尔佳同她的上司工作关系非常密切。他对她极其信任，把有关预算和国内政治的材料交由她处理。若要留在总理办公室，她是否还能享受这种待遇可就难说了。　　1976年在奥地利因斯布鲁克举行的冬季奥运会给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