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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五年后的彭德怀-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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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5日，毛泽东亲自写了一篇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国上下开始了揪黑后台的高潮。
曾经作为“接班人”的刘少奇和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被作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黑后台，遭到“炮打”。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掀起了第一个高潮——“炮打刘（少奇）邓（小平）黑司令部”，全国上下失去控制，开始出现令人意想不到的混乱。
在大揪刘、邓黑司令部的同时，这些人也没有忘记彭德怀，在全国各地的大字报中，一再地说彭德怀就是海瑞，海瑞被罢了官，我们也罢了彭德怀的官。
这时，中共中央西南局保卫科的电话打到了彭德怀办公室，可是找的不是彭德怀，而是他的警卫参谋景希珍。
景希珍一边接电话，一边看着在屋子里踱来踱去的彭德怀。
彭德怀见警卫参谋神秘的样子，就停下来，问道：“什么事，还对我保密，我要不要出去一会儿？”
景希珍示意彭德怀坐下。
接完电话，景希珍对彭德怀说：“彭总，我们外出一个月回来，成都的形势变得很复杂，现在你得听我的命令。”
彭德怀笑着说：“小景，这要看你下的是什么命令。”
原来，为了“解放大西南”，四川各地造反派正在云集成都，准备对中共中央西南局和中共四川省委、省人民委员会进行冲击夺权，国务院西南三线建委自然也是造反派冲击的目标，彭德怀更是他们所要捕捉的首要对象。
在此之前，中共四川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已受到多次冲击，一群自称是“红卫兵成都部队”的学生，捉走了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四川省省长李大章，并在成都人民南路广场进行了批斗，完后又用卡车载着游街示众。西南三线建委副主任阎秀峰，由于认识他的人不多，趁机跑脱，躲进了西南三线建委的办公大楼里。中共成都市委书记廖井丹，因为江青在一次接见四川红卫兵时说了一句：“廖井丹是个呀呀唔（不怎么样的人）。”也被一群造反派揪斗，成都市的社会治安出现混乱。
基于这样的原因，西南局和省市的保卫部门为了安全，就想法让一些目标较大的领导到外面去躲避一下。在此之前，有一些省市的领导早已离开成都，到了下面一些县市或工厂，或者是更加偏远的乡村躲避起来了，现在西南局保卫科正式通知了彭德怀的警卫参谋。
听完景希珍的话，彭德怀直摇头，说什么也不愿执行这个“命令”。
。。
第二部 不屈的岁月 第八章（2）
景希珍说：“彭总，这是西南局保卫部门的指示，为了你的安全，我们还是得执行。”
彭德怀说：“执行什么，逃避群众，害怕斗争，这是共产党人干的事情吗？”
景希珍劝道：“彭总，现在群众运动起来了，一时又分不清阵线，社会混乱，出了问题怎么办？”
彭德怀说：“小景，你别动员我，我彭德怀反正不怕群众，要斗让他们斗去，世界上总有个真理吧！”
景希珍说：“群众那么多，运动起来了，你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彭德怀说：“坏人总是极少数的。就是坏人来了，我也不怕，几十万日本鬼子我们都给他打垮了，难道还怕几个坏人！你想想，中央派我到这里来干什么的，难道是来当逃兵的？我们执行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搞好三线建设，重任如山，怎么能够带头躲起来呢？三线建设几十万部队和职工都看着我们，下面未溜，我们到先溜了，这跟打仗时扔了自己的阵地当逃兵有什么两样？我们如何向党中央、毛主席和全国人民交待？”
在这前几天，西南局的有关负责人就曾来劝过彭德怀，让他跟随西南局和省里的部分领导一同转移到下面的市或者别的地方去，同样受到了彭德怀的“抵制”。当时，彭德怀看那位负责同志态度太“诚恳”，硬是要他离开成都三线建委，一下子来了脾气，将坐着的滕椅往后一蹬，立刻站起来，猛拍了一下桌子，与这位负责同志吵了起来：“你们还叫共产党员吗？还叫共产党的干部吗？我看你们是自己心中有鬼，才害怕群众，害怕大字报，害怕被批斗。我就不怕，让那些学生来好了，我就跟他们走，我那点问题是明摆着的，他们还能将白的说成黑的呀！如果他们真是颠倒黑白，这说明我们的社会风气已被弄得很坏了，我们这个执政党就得考虑一下自己有没有出问题！日本鬼子，美国鬼子，国民党的八百万军队，我都敢跟他们斗争，几个学生娃娃有什么可怕的！要走你们走，我彭德怀就是不走，就是我一个人，我也要坚守阵地，死我也要死在自己坚守的阵地上！”
那位负责同志说：“现在可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过去战争年代与敌人是面对面，各自穿着不同的军装，一眼就能认出来。现在很复杂，好人坏人一时分不清。”
彭德怀说：“分不清也不怕，中央不是有个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吗？照那上面办的就是好人，不照办的就是坏人或别有用心的人，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那位负责同志说：“彭总，你没看吗？现在文件是文件，做事是做事，一些地方的党委和政府都瘫痪了，谁来贯彻执行？我看还是快点走为好，你要是出了事情，我们也无法向上级交待。”
彭德怀执意不走，说：“有些事情真把我也弄糊涂了，这样下去生产要下降，老百姓将来吃什么，国家的经济建设怎么办？一些事情真是让人越想越奇怪，想不通，怎么都想不通。我要给毛主席写信，谈自己的看法！反正我是不会离开的。那好吧，我给你写个字据，我不走，出了问题与你们没有任何的责任，由我自己负责。”
第二部 不屈的岁月 第八章（3）
一个固执倔犟的彭大将军，还未从庐山会议上书的“万言书”中吸取教训，六年的罢官生涯并未使他屈从权力，失去良知，他那双拿惯了枪的手，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又要拿起笔来为国为民请命，这是一个何等正直刚烈的人啊！
那位负责同志一听彭德怀又要写信，连连摇头：“彭老总，你怎么又要写信，现在是写信的时候吗？”
可是，彭德怀却拉开抽屉，从里面真的取出一封信来，递给了那位负责同志。
那位负责同志一看，真是写给毛泽东主席的信。
彭德怀来三线之前，毛泽东就曾让刘少奇在相关会议上讲过，希望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省人民委员会的同志们都支持彭德怀的工作：“他有什么意见，要给我写信，你们不准阻拦，必须转给我。”那位负责同志拿着信，只好答应立即帮他送上去。
已经动员到了这个份儿上，那位负责同志也没有办法了，临走一再地嘱咐彭德怀要小心。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警卫人员找三线建委留守的同志。
此时，景希珍见说服不了彭德怀，就说：“作为警卫参谋，我现在是执行西南局保卫部门的命令，为了你的安全，必须得在明天天黑以前，离开成都，我们一同到内江去，那里有西南局的一个招待所，我们先在那里‘休息’。”
彭德怀见警卫参谋向自己下了“命令”，有些生气，冲着景希珍说：“小景呀，你从朝鲜战场上就跟着我，有多少年了？你见过我从战场上向后退过吗？战斗中我们朝前冲，子弹从前胸打进去，牺牲了是光荣的！要是朝后退，战斗中当逃兵，子弹从后背穿进去，死了那是可耻的！我知道自己是姚文元文章里那个未点名的‘海瑞’，在这场斗争中难免会受重伤，我也做了牺牲的准备。想想湘江突围的那一场血战，牺牲的红军战士一个叠着一个，垒起来像小山岗一样，把一条江水都染红了，面对他们，我还怕什么呢？你是要子弹从我的前胸穿过去呢，还是让子弹在我的后背上打一个洞，留下千古的骂名？你说，我要怎样才好？”
彭德怀的一番话，说得景希珍无言对答。屋子里一下子沉入了一种凝重、悲壮的气氛中。
就这样，彭德怀没有跟着“大逃亡”，他留在了成都三线建委，坚守着自己的工作岗位。
到了晚上，他常戴上大口罩，带上警卫参谋景希珍，到大街上去看大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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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不屈的岁月 第九章（1）
警卫参谋冲上前去阻拦，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一群人推着彭德怀，吵吵闹闹地将他架上了一辆早已停在永兴巷外面的卡车，在漫漫夜色中向着成都东郊开去。
就这样，彭德怀在毛泽东让他到大三线工作了一年零25天之后，历史再次无情地将这位正直刚强的共和国开国元帅，抛进了苦难的深渊，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成都永兴巷。
这是离闹市区不太远的一条小巷，里面有许多四合院，大都是明清时代的建筑。院墙较高，将外面的世界与里面隔断。每个院子里都有很多住房，既各自相对独立，总体上又相近相靠。院子里种着各种各样的树木，巨大的树冠覆盖着屋顶，冬天里院子便显得有些阴冷。
小巷的第7号院同样是一个大院，院子宽敞，洁净。与其他院子不同的是，在这个大院的东头又有一个小院套在里面，形成了院中院。彭德怀到成都上任后，就一直住在这个小院的一间平房里。小院的外面住的是随同他一起来到成都的警卫参谋景希珍、秘书綦魁英、司机赵凤池和他们的家属。
为了保证彭德怀的安全，不但在大院的门口派了站岗的战士，同时在小院门前也派了岗哨。
小巷的居民们只知道这里是一个中央的保密“机关”，很少有人知道这里住着的就是家喻户晓的彭德怀元帅。
1966年年底，全国的大专院校和部分大中城市的中小学都不再上课了，“停课闹革命”成了响当当的“革命口号”。随着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对红卫兵不厌其烦的数次接见，红卫兵、红小兵运动在全国大中小学蓬勃兴起。被鼓动起来的青年学生冲出校园，奔向社会，以“革命先驱”的面目出现在各种群众###的场合，“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在全国成为燎原之势。
彭德怀所在的永兴巷7号，高高的院墙也无法阻挡这“时代的洪流”，很快就成了红卫兵瞄准的目标。
远在北京的江青、康生、戚本禹没有放过彭德怀，他们在一些大小会议上一再地点名，说彭德怀就是那个敢于骂皇帝的“现代海瑞”，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吴晗写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在为彭德怀翻案，因为“我们”也罢了彭德怀的官。现在他躲到大三线去了，逃避群众斗争，必须要将他押回北京来批判。
江青当时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康生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戚本禹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在汪东兴陪同毛泽东到南方视察时，曾代理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他们都是当时显赫一时的人物。用江青后来在特别法庭审判时所说的话来讲，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就相当于中共中央政治局，由此可见他们当时的权力之大。
既然这伙人不放过彭德怀，北京航空学院以韩爱晶为首的红旗战斗队和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为首的东方红战斗兵团，很快地成立了“揪彭（德怀）战斗队”，直奔成都。
韩爱晶和王大宾与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等一起，在当时被称为是首都的“五大学生领袖”，他们在江青等人的支持下，四处“造反”，为所欲为，彭德怀是他们“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
第二部 不屈的岁月 第九章（2）
为了争功，北京地质学院以王大宾为首的“东方红”战斗兵团，便首先派人赶赴成都，对彭德怀进行抓捕。
这伙红卫兵找到彭德怀以后，一看是一个如同老农一样的老头子，对人态度和蔼可亲，根本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是一个“老反革命”，于是便坐下来对他进行“帮助”。可是这一“帮助”，这伙人却被彭德怀的言谈举动感动了，便要他讲革命故事，讲红军长征时经过的路线，讲抗日战争中与日本鬼子的生死拼搏，讲抗美援朝战争中与美国鬼子的生死较量，听着听着，这些小将都听得入了迷，竟忘记了自己是来干什么的了。
有的小将还主动给彭德怀倒开水，让他接着讲。
看着这些可爱的小将，彭德怀的心里真是百感交集，自己出生入死干革命，不就是为了让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吗？今天这些孩子都能有机会上大学，那是多么幸福啊！回想自己小时随祖母在冰天雪地里讨饭，下狗洞一样的煤窑去挖煤，光着脚板去给地主家放牛，他的心里就要流泪。今天的江山来之不易，应该要一代一代的珍惜啊！彭德怀认真地给青年们讲着，对于一些人提出的责难，他也是耐心地解释，希望这些年轻人能够理解革命，理解自己。
接着，这些红卫兵又向彭德怀提出了一些十分尖锐的问题。
问：“你在庐山会议上为什么要向毛主席提意见？”
彭德怀看着这些天真的孩子，笑着说：“那不是提意见，而是提建议。庐山会议上毛主席是要快一点，我的意见是慢一点，都是建设社会主义，不是什么两条路线斗争。”
问：“是你的对还是毛主席的对？”
彭德怀答道：“不是谁对不对的问题，而是得服从真理，真理往往是要经过实践才能证明的。当时大跃进，几年就要超过英国，几年就要赶上美国，好像别人站在那里等你去赶去超，要知道别人也在往前走呀！我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我当时说了，三年到五年翻一番就很不容易了，欲速则不达。”
当问到他在部队里搞什么“军事俱乐部”，组织“反党小集团”时，彭德怀显得有些激动地说：“那是没有的事，全是假的，杀了头也没有！这是具体问题，你们可以调查。我对毛主席也谈过，这两点我要保留！”
接着，这些红卫兵又向彭德怀提了一些问题，他都认真地做了回答。
这样一来，本来是来抓彭德怀的这些红卫兵，反而被这位老人平易近人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所感动了，他们立刻对这位元帅产生了好感，感到见面之后的彭德怀与江青、戚本禹一伙人所描写的完全是两回事，于是便对他说：“听了你的话，我们感到你人很直爽，我们就回去了。”
临走，彭德怀还将他们送到大门口，并说：“欢迎小将们再来。”
彭德怀万万没有想到，当他在自己的住地再次与另一批红卫兵相遇时，等待着他的命运便从此开始转向了另外一条悲壮的轨道。
回到住地，这些红卫兵对彭德怀的话进行了分析，认为“老头子（彭德怀）是对的”，对要不要抓彭德怀回京产生了分歧。
没有办法，这些北京地质学院的红卫兵只好派两名代表回京向中央文革汇报。
第二部 不屈的岁月 第九章（3）
戚本禹听了汇报之后很不高兴，认为“东方红”的头头立场不坚定，被彭德怀欺骗了，并命令他们“赶快派人再去成都，将彭德怀揪回北京来！”
为了防止再次被彭德怀“欺骗”，出现“右倾动摇”，戚本禹来了一个双管齐下，互不通气的计谋，接着又秘密命令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头头韩爱晶，迅速派人到达成都，对彭德怀实行秘密抓捕。
在经过仔细地调查之后，这伙人弄清了彭德怀住的地址。认为采取明的办法不行，因为彭德怀的住地有军队守卫，四周的居民知道后也可能会出来阻挡，于是便决定采取秘密行动，对彭德怀进行秘密强行绑架。
1966年12月23日深夜，永兴巷的居民们都已进入了梦乡，小巷里静悄悄的。
凌晨3时，有几个黑影出现在永兴巷7号围墙外面。
大门紧闭，里面有战士在站岗。
几个黑影绕到院子后面，相互攀着爬上了围墙。
当几个黑影翻进围墙时，立刻被警觉的哨兵发现。
“什么人？”哨兵大声喝着，接着就是一阵拉动枪栓的声音。
几个黑影吓得忙说：“别开枪，我们是北航红旗（当时对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简称）的红卫兵。”
哨兵走过去，问道：“你们来干什么？”
对方答道：“我们奉中央文革小组指示来的。”
哨兵说：“这是国务院三线建委住的地方，与你们没有关系。”
仗着有江青等人的撑腰，北航红旗的人哪肯罢休，就要朝里面走。
哨兵不同意，双方开始争吵起来。
彭德怀的秘书綦魁英一家就住在大院靠大门的几间平房里，这几天来他与警卫参谋景希珍、司机赵凤池都要陪彭德怀到深夜。这时他刚躺下，就听见了外面的争吵，立刻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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