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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石达开风尘仆仆来到天王府议事大厅时，在那儿聚集的部将陈玉成、李秀成等人，和朝臣把石达开环绕起来，对他寄以很大的希望，尊称他为“义王”。他们同举石达开提理政务，辅佐天王主持朝政，总理军国大事。

　　但石达开在天国有这么高的威望，这是他洪秀全未能料到的，也是为他不高兴的。洪秀全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没有马上封石达开为义王。

　　洪秀全囿于群臣推举，才同意改封石达开为“义王”。石达开见状，怕自己步了东王后尘，坚持不接受“义王”，仍称翼王。

　　洪秀全也不再坚持，反而要将军权抓在手里，宣布自兼军师，所谓“主是朕做，军师也是联做”，集决策和行政大权于一身。

　　但石达开在天京，以自己的行为，安定人心，逐渐淡化和消除天京内讧带来的负面因素。太平天国是马上争天下的，在无日不战的大江南北几个战场，石达开又以高明的以守为攻的战略方针，重振军威，强化了拱卫天京的句容、溧水和镇江等卫星城镇的防御，特别是积极支持陈玉成、李秀成在两淮团结、联络十万捻军主力部队，使他们接受太平天国领导和封爵，联合作战。

　　石达开的声望日渐超过了天王洪秀全。洪秀全又寝食难安了，毕竟石达开全家被屠杀，洪秀全是有责任的。洪秀全便以他从古史中所学到的帝王学权术，开始挖石达开的墙角。

　　洪秀全在天国中枢的天王府，增设了掌率，并取消了六官二十四个正副丞相，改为天王府主持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的六个侯爵级丞相，他把亲信尽量超擢，放在这些重要位置上，如正掌率是弄臣蒙得恩，副掌率是天王的姐夫钟芳礼。

　　洪秀全还封两兄为王。他封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次兄洪仁达为福王，让他们参政议军，和石达开并起并坐，但洪氏兄弟是朝野以至敌国皆知的庸才。他们只是天王的影子，抑制石达开，常与他抬杠、推横车。

　　石达开在天京的日子又日渐难过。石达开部属张遂谋建议他说：“翼王殿下，为了天国，我们再一次清君侧吧，诛杀洪氏兄弟，如屠两狗。”

　　石达开摇摇头，说：“不行，一言不合就杀人，那样我跟韦昌辉有什么区别？”

　　张遂谋问道：“那么我们该怎么办，这样下去，我们不杀他们，他们也会杀我们。”

　　石达开叹了一口气，说：“合则留，不合则去。”

　　石达开选择了离开天京，他借口赴南门外雨花台太平军驻地“讲道理”，就与曾锦谦、张遂谋等人离开了天京，经铜井镇渡江，取道无为州往安庆，沿途遍贴告示：

　　为沥剖血陈，谆谕众军民。

　　自愧无才智，天恩愧荷深。

　　惟矢忠真志，区区一片心，

　　上可对皇天，下可质世人。

　　去岁遭祸乱，狼狈赶回京，

　　自谓此愚衷，定蒙圣鉴明；

　　乃事有不然，诏旨降频仍，

　　重重生疑忌，一笔难尽陈。

　　疑多将图害，百喙难分清。

　　惟是用奋勉，出师再表真，

　　力酬上帝德，勉报主恩仁。

　　惟期成功后，予志复归林。

　　为此行谆谕，谆谕众军民。

　　依然守本分，各自立功名。

　　或随本主将，亦一样立勋。

　　一统太平日，各邀天恩荣。

　　洪秀全有石达开，不安，石达开跑了，他也不安。朝野还多有议论，他的两位老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远在淮南战场的李秀成也甘冒不大韪上表，要求黜安王、福王爵，再启用翼王。而各路清军，尤其是江南大营在石达开离京后卷土重来，先后攻陷了溧水、句容，围困了镇江。天京内外交困。

　　洪秀全不得不听取众见，削去两位兄长的爵位，将爵号另设新爵，即六爵的天安、天福。并镌刻义王金牌一道及天京朝臣联合签名的求救表送往安庆，请石达开回京主政。石达开不接受封爵义王，也不表示回京。在杨秀清被杀后，他已两次奉天王旨进京的，但两次却又都是逃出来的，前车之鉴，风浪险恶，他是再也不愿第三次进京，和洪秀全合作了。

　　石达开留在安庆五个月，招聚安徽和天京的各路人马，他带走的人从四五千变成了四五万。

　　羽翼渐丰，石达开准备攻下江西，以江西为根据地，拿下安徽，然后西进四川，自立为王。而在江西，他最大的敌人就是曾国藩的数万湘军。

　　曾国藩的用兵战略，是分三步走，先攻下江西九江，再拿下安徽安庆，接着顺江而下，拿下天京！

　　

第三十五章　曾国藩回家

　　石达开在安庆自立门户，但他很快发现，离开了天国和天王洪秀全，他的号召力大不如从前了。

　　天京确是有一些天国的官员、兵将佩服石达开的为人和军事指挥能力，跑到安庆志愿跟他开辟新天地。但这种人在天国高级将领中却不多。有姓有名的高官，仅是夏官丞相蔡次贤一人而已；天京内讧已死了成千上万的将士，谁愿意冒背叛天国的危险投入石达开的怀抱？天王洪秀全连天父东王杨秀清和天兄北王韦昌辉的家人都能屠杀，一个不留，还会对谁心慈手软？所以就连安庆周边许多太平军将士也不敢去投奔石达开。

　　当时李秀成驻军淮南，联合捻军在六安、舒城一带作战；陈玉成正挺进鄂东黄梅、蕲州对抗湘军东犯；九江守将林启容、湖口守将黄文金都分别与兵临城下的湘军主力鏖战，剑拔弩张，寸步难行。他们当然不可能有暇前往安庆投奔石达开，更不会放弃阵地。就连安庆守将张朝爵、陈得才也选择坚守岗位，没有随石达开行动。

　　石达开有点失望，虽然他重新纠集了四五万人的队伍，但他的主力战斗部队只有两支：一支是原先屯扎在天京上游，由石氏家族控制的老兵，如石镇吉、石镇常、石镇仑等带领的太平军。另一支屯扎在江西各府县，也是他的亲友、同乡挂帅的，如他的丈人、名为翼贵丈的黄玉昆、剃头匠傅忠信等率领的部属。

　　石达开开辟新天地的既定目标，是先攻下江西。但当时曾国藩趁太平天国的内乱，在曾纪泽的建议下，猛攻太平军，在1856年他们已经率湘军攻下瑞州，包围临江、吉安和九江等地。

　　而且，随着时间推移，湖北和江西的战局，迅速朝有利于湘军的方向发展。天京城里忙着互相屠杀的那年年底，胡林翼率湘军攻下了重镇武昌城，一路势如破竹，几乎收复了整个湖北；就在石达开率军出走的当月月底，杨岳斌与彭玉麟内外夹攻湖口，使得原被隔于鄱阳湖的内湖水师与外江水师汇合，攻陷湖口，又趁胜夺取小孤山、彭泽、望江、铜陵等地。

　　石达开组织指挥了几次援救战役，都因缺乏统一的战略部署，加上太平军人心散了，挡不住湘军两栖部队的阻击，失败了，连他的丈人黄玉昆也战死。石达开只得转攻为守，率部在江西和安徽等地与湘军对峙。

　　但曾国藩的处境，也不好过。天京城发生内讧，朝廷上下一片欢欣鼓舞，以为灭了太平天国指日可待。

　　咸丰皇帝多次下旨催曾国藩率湘军配合天京附近的绿营去拿下天京。

　　曾国藩知道，一旦湘军解除对林启荣等太平军的包围，去攻打天京，就会腹背受敌。而且从江西到南京，千里迢迢，在没有内湖水师相助的情况下，失败的几率很大。退一步说，即便拿下天京，功劳也是绿营的。曾国藩的战略是稳扎稳打，先拿下九江，再攻安庆，顺江而下取天京。

　　曾纪泽也不建议曾国藩率军去援攻天京，他知道，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等人的部众并不是一块好啃的骨头。

　　曾国藩接到咸丰皇帝的圣旨，用拖的方法解决，按兵不动。咸丰皇帝对曾国藩的猜忌更重了，更加不肯给曾国藩督抚实职，还下旨严厉斥责曾国藩。

　　接替陈启迈任江西巡抚的文俊见朝廷对曾国藩的态度变了，为了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对朝廷的忠心，虽然不像前任那样明目张胆反对曾国藩，但江西官员在他的率领下，还是不时给湘勇下绊子设障碍，湘勇的粮饷问题更加严重！

　　曾国藩的寒心和委屈可想而知。他无时不想挂冠而去，但时势之危与圣人之教又不容许，只好百计隐忍，甘受煎熬，每天寸心如焚，头发都花白了。

　　石达开出走天京后，咸丰皇帝再次给曾国藩下旨，催他进攻天京。但曾国藩果断拒绝了，他奏折回复咸丰皇帝说：“石逆逃离天京，必率众谋取江西，江西的战事会比以前更加急迫。如若臣这时离去，江西必乱，落入长毛之手。当今为皇上计，以臣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济筹饷。臣处客寄虚悬之位，又无圆通济变之才，恐终不免于贻误大局。请皇上同意臣在籍终制。”

　　咸丰皇帝在圆明园的书房看了曾国藩的奏折，十分生气，对身边的慈禧说：“这个曾国藩，真是胆大妄为，厚颜无耻，不仅不听君命，还要督抚实权，朕要将他杀头！”

　　慈禧劝咸丰皇帝说：“当今天下，唯湘勇能跟长毛一战，皇上还是暂且忍耐。”

　　逞妇人之智的咸丰皇帝，却和曾国藩较上了劲。适值此时天京内讧之后，太平军内部分裂，势力大衰，看起来已经指日可平，有没有曾国藩好像也没有大碍。咸丰帝便顺水推舟，开了曾国藩的兵部侍郎缺，批准曾国藩回家继续为母守制三个月。

　　曾国藩见到这道上谕，冷得心里直打颤。曾国藩以为他已经把委屈和困难说得够充分，他万没料到自己苦战数年竟是这样一个结果。而他的那些宿敌官员们，闻听此讯却喜形于色。从传统伦理上来说，曾国藩要挟皇帝有违臣道。以前曾国藩以唯我独忠之态，居高临下，睥晲众人。而这次他们抓住了把柄，四处大骂曾国藩假道学，假忠义。对此，曾国藩有口难辨，只得更加少出门。

　　那天，曾国藩正在书房看书。

　　“大哥！”曾国华哭着进了门。

　　“堂堂七尺男儿，什么事居然像个妇人一样哭哭啼啼？”曾国藩恼怒道。

　　“父亲……”曾国华有点哽咽，回答说，“父亲他老人家去世了！”

　　听闻父丧，曾国藩手一松，瘫倒在太师椅上，想起父亲的音容笑貌，泪水从微闭的双眼中无声地流出来。好一阵子，他才睁开眼睛，吩咐在左右伺候的家仆荆七：“拿丧服来！”

　　那一天，曾国藩闭门不出，茶饭不思，沉浸在丧父的悲痛中。直到深夜，曾国藩从悲痛中苏醒过来。按照传统的制度，无论是谁，无论做了多大官，无论在干什么，父亲死了，都得赶回家尽孝！曾国藩坐在书案边，给咸丰皇帝拟了一个《回籍奔父丧折》：“微臣服官以来，二十余年未得一日侍养亲闱。前此母丧未周，墨绖襄事；今兹父丧，未视含殓。而军营数载，又功寡过多，在国为一毫无补之人，在家有百身莫赎之罪。瑞州去臣家不过十日程途，即日奔丧回籍。”

　　吃过中饭后，曾国藩觉得现在江西的战事局面一时难以打开，决定不待咸丰皇帝批复，即封印回家。他告别前来送行的彭玉麟、杨载福和康福等湘军僚属，作了最后的战略部署，然后带着六弟曾国华、九弟曾国荃、儿子曾纪泽等人踏上回家奔丧的路途。

　　在回家的路上，默默地骑在马上赶路。曾国藩的心更像满天无边无际的阴云一样，沉甸甸、紧巴巴的。他望着水瘦山寒、寂寥冷落的田野和马蹄下狭窄干裂、凹凸不平的千年古道，陷入了深深的悲哀之中。

　　曾国藩的悲哀，既是因为父亲的突然离去，也悲他自己出山以来的处境。带兵五年过去了，自己一直带着镣铐在为朝廷打仗，其中的艰难辛苦、屈辱创伤之多，如长江水一样滔滔不绝。自己一颗忠心，满腔热血，两次投江，却落得个朝廷猜疑，地方官员排挤，四面碰壁，八方龃龉。这几年官职依旧原地踏步，连自己手下的胡林翼带勇，也从道员升到了巡抚。像陶恩培，文俊、耆龄这些人，才质又庸劣，却一个个加官晋爵，手握督抚重权。这样堕落的朝廷，湘勇的出路在哪里？自己的前途在哪里？曾国藩无法预卜，只觉得眼前昏天又暗地，他什么也懒得想，只想要早点回到家乡，回到湘乡荷叶塘。这几年他太累了，他想在父亲的坟前静一静，好好反省这几年所经历的一切。

　　而骑马跟在曾国藩后面的曾纪泽，抬头望着辽远的天空，内心更汹涌澎湃。他在脑海里谋划自己的未来，眼下时间已经到了1857年，离美国南北战争还有四年，日本明治维新还有八年，有曾国藩在，不远的将来，他将如何推翻满清这座大山？而且，推翻满清，越早越好，时间越早，对四万万同胞就越有利，对中华民族的复兴就越有利！但现在自己跟着曾国藩回家了，历史会让自己揠苗助长吗？

　　

第三十六章　左宗棠的牢骚

　　曾纪泽跟着曾国藩再次回到老家奔丧，也就是湖南湘乡荷叶塘乡杨家坪，这时他才感受到这个时代家族的力量，也对曾氏家族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这时的大家族，就是乱世中的“避风港”。个人的命运，也无可避免会打上家族的“烙印”。曾纪泽觉得，其实名门望族并不像一般人感叹的个人和家族命运受时代左右；相反，这些家族多是时代的缩影和推手，加上家族与家族之间的“姻亲关系”，他们有能力改变整个时代。所以，曾纪泽对自己出身曾氏家族，感到幸运。

　　曾氏家族治家的传统，就是“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即读书、种菜、养鱼、喂猪、早起、扫屋、祭祖、睦邻……而具有“家国天下”情怀的曾国藩，是兴旺曾氏家族的关键人物。曾国藩和四个弟弟曾国潢、曾国华、曾国荃、曾国葆现在是曾氏家族的顶梁柱。曾国藩家族是传统农耕家庭，把读书当作家教的重要内容，他经常告诫兄弟和子侄：“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逸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

　　曾国藩的岳父，是他的老师欧阳凝祉，衡阳的大儒。当年曾国藩在衡阳求学，师从欧阳凝址。他一心只读圣贤书，二十二岁都是大龄青年了，还没结婚，这在古代算年纪大了。

　　欧阳先生对满腹才学曾国藩非常赏识，便亲自搭桥做媒，向衡山脚下的一王姓大户家提亲，要将王家一位才貌双全的女儿嫁给曾国藩。

　　曾国藩当年的家庭条件并非优越，但王家知道曾国藩很有才华，押注他将来能取得功名，就同意了这门亲事，约定曾国藩金榜题名时，就可洞房花烛。

　　后来王家见曾国藩几次不第，家业又不如自己兴旺，便想退婚。可是，王家心里悔婚，却并未向曾家通报。等到大婚之日，曾家这边摆上酒席，亲友聚齐，花轿娶亲，可是王家磨磨蹭蹭，就是不肯打发新娘上轿。

　　这下搞得欧阳先生非常难堪，也让新郎官曾国藩很没面子。欧阳先生便把曾氏父子拉进内屋，直言道：“只怪老朽办事不周，今日嘉宾满座，总不能虚闹一场，吾家长女，年方十八，相貌差点，没有大缺点。只要小曾不嫌弃，就娶吾家闺女如何？”

　　曾国藩熟悉欧阳小姐，知书达理，勤俭质朴，门也当，户也对，就同意了。于是，欧阳先生“移花接木”，曾国藩闪电得贤妻，欧阳小姐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成了曾家媳妇。

　　曾国藩在外带兵打仗，曾纪泽的母亲欧阳氏便将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原来还按时督促曾纪泽和他的兄弟姐妹们读书。曾纪泽这次回家，见母亲穿着孝服，操劳过度，头上平添了几根白发，颇为心疼。

　　曾纪泽此时已经十八岁，是家里年纪最大的孩子，算成人了。他的兄弟姐妹甚多，有一个九岁的弟弟曾纪鸿，五个妹妹：十六岁的大妹曾纪静，十四岁的二妹曾纪耀，还有十三岁的三妹曾纪琛，十一岁的四妹曾纪纯，年纪最小的曾纪芬才五岁。

　　另外，曾国藩还代为抚养好友陈源兖之子陈松年。陈源兖在庐州驰救江忠源时兵败赴文庙自杀，曾国藩大为悲恸，决定将他的儿子收为义子，接到曾家接受教育，抚养成人。曾纪泽发现这陈松年的左腿有隐疾，走起路来一高一低。

　　曾纪泽回到家后，因为爷爷刚过世要守孝，他暂时将未来的规划抛到脑后。另外，他将心思放在了解和融入曾氏家族上，同时也肩负起照顾陈松年，还有自己的弟弟妹妹这重担，督促他们做功课。

　　对曾纪泽而言，曾老太爷过世最大的影响，就是再次推迟了他和贺氏的婚姻。历史上，贺氏是贺长龄的女儿，在1856年与曾纪泽完婚，但在1857就难产死了。

　　曾纪泽向母亲欧阳氏侧面打听了一下这位尚未谋面的未婚妻，她是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