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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2月12日，斋藤实被正式任命为朝鲜总督，前往平壤。原敬得意的看着陆海军因他的手段，本就互相带有敌意的双方矛盾再次被激化，不在配合向他施压。却不想，因为他的决策，一场剧变因此袭来，两个远东乃至全亚洲最强大的国家，再次走到了战争边缘。

几队气势汹汹的日本宪兵，冲进了朝鲜百姓的家中，翻箱倒柜地搜寻着。

“怎么，连菜刀都要拿走吗”“这是武器，要没收。以后你们几家合用一把菜刀，菜刀要用铁链钉在厨房的桌子上，听到了吗？”

将村庄抢、劫一空的日本兵呼啸而去，愤怒的朝鲜百姓怒视着他们，咬牙切齿咒骂着。

１９０５年，日本宣布朝鲜为“保护国”，把朝鲜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１９０７年，还算有为的朝鲜国王李熙派出使者参加在荷兰海牙举行的“第二届万国和平会议”，要求各国承认朝鲜独立，废除日本“保护”。一心要吞并朝鲜以掠夺资源养肥自己的日本，得知这一情况，干脆派兵扣押李熙逼他退位，让他的儿子李石继位，这也是韩国的末代皇帝纯宗。

1910年8月，感觉到吞并朝鲜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日本派到朝鲜的新总监寺内正毅，强迫软弱的纯宗，签订了《韩日合并条约》的亡国文件，并盖上玉玺，朝鲜李氏王朝就此灭亡。日本吞并朝鲜之后，在半岛上建立了森严的殖民统治。

在日本人的残酷殖民统治之下，朝鲜的资源遭到疯狂掠夺，工厂企业纷纷倒闭，工人大批失业；农田大量被侵占，许多农民被迫背井离乡，逃往荒僻的山林。人们不断起来反抗，日本统治者感到十分害怕，甚至对各家厨房用的菜刀也开始进行“管制”。残酷的压迫激起了更强烈反抗，一场巨大的风暴正在酝酿着。

1918年，邻国中国经过了一场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残暴且腐朽的统治之后，已是开始了全新的民国纪年，而这一年正是民国七年。

朝鲜自古以来都是邻国中国的藩属国，这是一种无奈，一种弱国必须依附于强国才能获得安全庇护的无奈。但又何尝不是一种对国家的保护政策呢。

或许在日本侵略朝鲜之前，这个国家还都一直认为，被他们瞧不起的野蛮人满清所庇护，是一种耻辱，而朝鲜国内从国君到大臣再到士人，也都顽固的维持着明朝时期从中国学来的制度。他们甚至认为，自己才是汉文化的最后正统。

可惜，他们错了。

是的，在日本出兵侵略朝鲜之后，这个国家自国君到平民都察觉到了改编，生活真的变了。满清为朝鲜的宗主国时期，历代君王都以封赏藩属国为荣，每年朝鲜只需要向大清上交区区不足万两的贡品，就能获得不下数十万之巨的封赏。甚至朝鲜历史上还有几位先王，每年朝拜清廷十数次，光是获得的满清封赏金银等，就不下数百万两白银。满清统治者好大喜功，又顾忌面子，直到清末日俄威胁到东北的稳定之后才开始有限度的插手朝鲜军事，之前一向很少干涉朝鲜国政。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出兵吞并朝鲜之后，烧杀掠夺、几乎是无恶不作，完全将朝鲜当成殖民地对待，每年从朝鲜掠夺大量的物资跟粮食，甚至连人口跟劳动力也要掠夺。

一时之间，朝鲜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几乎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朝鲜举国从国君到平民，除了那些一心抱上日本人粗大腿当朝奸的政治投机者外，在本国无望自主推翻日本统治，赶走日本侵略者的情况下，将希望寄托在了邻国中国身上。

1918年，邻国中国经过了一场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残暴且腐朽的统治之后，已是开始了全新的民国纪年，而这一年正是民国七年。

自辛亥革命之后，中国进入了快速的发展渠道之中，孙、袁、李三位临时或民选总统皆是雄才大略者，经过七年的韬光养晦，民国不但在短暂的混乱跟分裂之后重新一统，而且先后在西藏击败了英国侵略者，粉碎了沙俄支持的黑喇嘛对新疆的侵略，击退了妄图强占山东的日本侵略军，并在1916年与朝鲜人心目中不可战争的巨无霸俄罗斯打了一场收复国土的全面反击战。

是役，已经改名中华民国的邻国举全国之力全歼俄国二三十万之举的远东集团军，不但收复了除海参崴以外的全部领土，更是将国土跟实际控制疆域深入俄国传统控制区内。

革命之后的邻国中国所发生的种种变化，朝鲜尽皆看在眼中，看得朝鲜国内的仁人志士激动不已，满心希望在一水之隔的对面便驻扎数十万虎贲的王师挥军渡过鸭绿江，进军朝鲜半岛，以帮助朝鲜驱赶日本殖民者。

过去的几年里，邻国中国的变化不仅在军事上，经济上也是尤为显著。因为朝鲜市面上，赫然已经开始出现来自中国的手工制品跟工业品，尽管在日本制造跟殖民政府的打压之下，中国制造几乎在朝鲜只有很小的市场。

但是在一水之隔的对面东北，中国以牙还牙，中国制造同样将日本制造打击的几乎已经没有了立足之地，就连那曾经日进斗金的满铁，都因为来自东北军区跟东北各省政府或明或暗的关注，每年能从东北几省获得的直接利益已经不敌几年前的十分之一。

邻国中国真的变化了，而且越变化越强大了。

这是最近几年来朝鲜最直面的感受，也因此在辛亥革命之后，尤其是民国四年之后，原本朝鲜每年都有数百留学生前往日本甚至不远万里远赴英法德美俄等国留学。但是在民国四年之后，短短两三年间前往中国留学的留学生已经接近五千人之巨。但凡是那些在朝鲜稍微有些财力的商贾跟士族家庭，几乎全无例外的，都将后辈子嗣打发去了中国。

一方面是希望在疯狂的日本殖民者的手中保护他们的安全，另一方面则是希望他们学习中国的先进跟突然强大之法，当然，这其中还有一方面，就是希望以这些声音，上达天听，向中国表忠心，以期望中国增加对朝鲜半岛的关注。

这些年来，数不胜数的朝鲜革命党人跟进步学者、商贾自发性的前往中国，向民国政府上书，希望中国派兵驱赶朝鲜日本殖民者。

这其中有不少人遭到了日本间谍跟特务的刺杀，也有一些人得到了中国方面的庇护。只是，一直以来中国对于朝鲜都表现的不太热情，虽然也同意帮助朝鲜激进革命党人训练一支武装力量，但是这个人数跟支援力度，一直并不算多大。累过去几年，加在一起也不过支援了价值十几二十万元的枪支弹药等。

第五卷　大炮主义　第六百九十九章　矛盾激化6

然而，朝鲜人苦苦的等待，终于得到了回应。

时间缓缓走到了1918年，中日两国因为庚子赔款问题，矛盾逐渐尖锐，甚至不可调和的时候，中国开始加大对朝鲜革命党人的资助力度，仅仅半年时间内便从境内的朝鲜难民中挑选了四千多人分散到各地进行军事化训练。尤其是在国会通过了终止向日本停付庚子赔款的法案之后，中国对于朝鲜复国革命党人的资助力度更大，以金俊三、李承晚为首的革命党人甚至公然在上海跟北京等地挂出“朝鲜复国社”、“朝鲜复兴党”等招牌。

眼看着中日两国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被迫退位多年的朝鲜王国前国王高宗认为时机难得，想派遣密使前往中国向新任总统表忠心，同时恳求中国出兵朝鲜半岛，为他复国并驱赶日本殖民者。于是，于1918年12月29日晚，亲笔撰写一封密信，并盖上了自己私藏的一枚向日本殖民者谎称丢失的国王印章，派密使将其带上连夜渡过鸭绿江逃往东北，去见手握重兵的东北军区总司令李济深，以期能够将密信传达到西安。

可惜，高宗太过小瞧了日本人。自他退位以后，日本人一直都对他这位亡国之君十分不放心。若不是担心处死他会引起刚吞并不久的朝鲜国民激烈抗议，给旁边虎视眈眈的俄国跟中国留下机会，他们早在几年前寺内正毅主持朝鲜半岛时，就曾经计划暗杀高宗了。

日本在高宗身边已经遍布侦探，所以高宗这边才刚有所动作，那边日本当局便已经收到了风声。只可惜，因为高宗跟朝鲜复国势力的决心跟快速行动，等到他们反映过来的时候，高宗派出的密使已经进入了中国境内。满铁在中国这几年来影响力已经越来越差，尤其是在14年中日战争结束后，日本人在满铁的驻兵权被收回，他们便是再过骄横，也要考虑下将手伸进东北所带来的影响。别的不说，中国因为对日本的警惕，东北军区一直维持着最庞大的规模，比起直面战争的蒙古跟阿拉木图军区，东北军区不但规模还要更大，而且装备也是最优先供给，可见现阶段，在李汉的心中，日本超越了正在打内战的苏俄，是民国当前的第一心腹大患。

高宗跟朝鲜复国势力的不小心，令日本情报组织跟朝鲜殖民地当局陷入了被动之中。在经过短暂的激烈交锋后，殖民地当局一边下令派出密探联系潜伏在东北的特务，下令他们找寻机会暗杀高宗的密使，一边愤怒的将屠刀对准了‘闹事’高宗。

经过了一番准备之后，日本殖民当局命令一个宫廷御医向高宗投毒，1919年1月25日夜间，高宗在吃过一种甜点之后突然腹痛难忍，并于一日后的１月２6日去世。尽管日本人想伪装成他是意外死亡的样子，但是高宗身体健硕，退位之后更是勤于运动，这个消息传出之后，激起朝鲜民众极大的愤怒。朝鲜民众普遍认为，高宗之死，乃是日本侵略者暗下的毒手。

日本人的举动可谓是在朝鲜这个自中国辛亥年革命之后，便一直都在谋求复国的国家投下了一记猛药。高宗李熙虽然被逼退位，朝鲜百姓仍然十分怀念自己国家的这位国君，各地百姓、士族、商贾自发性的向日本殖民者抗议，抗议日本人的凶恶手段。

做“贼”心虚的日本驻朝鲜总督假惺惺地发出讣告，称李熙是患脑溢血病逝，并宣布将在３月３日为他举行“国葬”。李熙之死，犹如一石投水，在朝鲜人民中激起了巨大反响。

全国上下群情激愤。这时，一个名叫孙秉熙的串连了朝鲜工商企业界等３３人，自称为“朝鲜民族的代表”，起草了一份《独立宣言书》，向巴黎和会、美国总统威尔逊和日本帝国政府发出呼吁，要求给予朝鲜独立。并且决定，３月１日在被日本人改名为‘井城’的汉城内效仿印度，举行大规模和平示威游行。

这孙秉熙也不是一般人物，他曾经参加过甲午农民战争，率军与全琫准在论山会合击败官军，因日军介入而失败，隐蔽于元山、江界一带深山侍奉海月崔时亨。后来他被任命为东道教第三任教主不久后，就因为日本人的通缉被迫逃亡海外，曾化名李祥宪。1905年愤于道徒李容九等组成亲日的一进会，将东学道改组为天道教，并整顿教团组织，继续致力于扩大教派势力。

高宗去世后，他下令全国教徒自1月27日起共同进行为期49天的特别祈祷，以纪念高宗并向日本人表示抗议。

不过，此人却是个极端民族主义者。民国调查局曾经邀请过他，派遣天道教的信徒化整为零前往中国接受军事训练以对抗日本，被担心赶走了日本又来了中国的他拒绝了。

３月１日，当朝霞映红了天空，激昂雄壮的歌声在井城响起来：“起来，两千万同胞，起来，拿起枪和刀，用鲜血与敌人战斗，还我自由，光复祖国……”

数千名学生高唱着《光复歌》走上街头。成千上万的朝鲜民众潮水般涌向井城塔洞公园，举行反对日本殖民者霸占朝鲜的盛大集会。人们情绪激昂，吼声震天，呼吁驱逐日本统治者，恢复祖国独立。

而这时，孙秉熙等所谓“朝鲜民族的代表”，却害怕起来。他们没敢到群众集会现场，躲进了一家饭店，宣读了他们的《独立宣言书》。然后，打电话给日本驻朝鲜总督衙门的警务总监部，说：我们的请愿是“和平请愿”，并报告了“独立代表团”所在的饭店。挂上电话不久，日本警察便蜂拥而至，把他们全部逮捕了。

塔洞公园的人民集会仍在继续着。在宣读了《独立宣言》后，三十万群众和学生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游行。

“日本总督、日本军队滚出去！”

“朝鲜独立万岁！”

宏亮的口号声在汉城上空回荡，游行队伍的洪流冲向日本警察署和宪兵队。

日本总督慌了手脚，下达了一个令他后悔莫及的命令：“全体出动！把闹事者给我抓起来，统统杀掉。”

一队队日本警察和宪兵，冲向了游行队伍。刺刀闪着寒光。

“统统地散开！不许喊口号，扔掉旗子！”日本军官挥舞着指挥刀咆哮着。

“日本军滚出去！”走在队伍前列的一个女学生高举着国旗继续呼喊。

“八嘎”，日本军官叫骂着挥起了军刀。

寒光一闪，只听“嚓”的一声，女学生的手臂被砍下来。她一个踉跄，马上又挺直身，

向前冲去，口中仍在喊着，“日本军滚……”突然，她的声音顿住了。一柄刺刀插进了她的胸膛，鲜血喷射而出。

人们愤怒了，勇敢地扑上去，同日本警察、宪兵展开了肉搏。

棍棒落下来，军刀枪刺飞舞，日军三八大盖跟哈奇开斯机枪划出了尖厉的啸声。许多人倒下了。鲜血染红了京城的大街小巷。

鲜血也点燃了整个朝鲜半岛爱国起义的熊熊烈火。平壤人民用石块作武器，同手执利刃的日本军警英勇搏斗。一些小城市和广大农村，也纷纷行动起来。不到两个月，全国爆发了３０００多次示威和暴动，参加人数达２００多万。人们用棍棒、镰刀为武器，袭击日本官厅公署，杀死日本官吏和走狗，惩处通敌的恶霸地主。

朝鲜发生动乱的消息，中国几乎是第一时间便察觉到了。只是，出于战略考虑，加上中国的物资准备尚且没有完全到位，李汉也只是以民国大总统的身份，发表了一篇名为‘流血殖民地’的文章，声援朝鲜的反日本独立运动。

然而，因为他这是第一次在朝鲜半岛事务上公开表态，因此不但遭到了日本政府的强烈抗议，日本当局也加强了警惕，担心两国正因为‘庚子赔款’问题闹得不可开交的现在，中国会趁机插手朝鲜半岛。

于是乎，国内向朝鲜殖民当局下达了更加严厉的命令。朝鲜总督斋藤实在接到了命令之后，放开手来以更加残酷的手段镇压朝鲜起义，他一方面下令朝鲜驻军戒备，封锁中朝两国边界，一边下令军警对朝鲜实施全境戒严，调动驻朝的日军配合警察跟宪兵，对朝鲜百姓开始了惨绝人寰的杀戮。他们把抓来的群众绑在十字架上，刀劈枪刺，甚至举行灭绝人性的杀人“竞赛”！

据日本官方缩小了的数字，在“三·一”起义中被杀害的就有近８千人，受伤的１万６千多人，还有大批人被投入监狱，活活折磨致死。而根据民国调查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这几组数字至少要翻四五倍，才是真实的死亡数目。

日本侵略者还采取种种卑劣手段，收买亲日派、卖国贼，从内部分化瓦解朝鲜的民族独立运动。到１９１９年四月底，因资产阶级的动摇妥协和日本殖民当局的残酷镇压，“三·一”运动遭到了失败。

这时逃到中国东北奉天的朝鲜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组织起了一个以李承晚为“临时大总统”的“流亡政府”，公然投向了民国的怀抱，请求东北军区总司令李济深出兵朝鲜半岛，帮助朝鲜驱赶日本殖民地。

李济深随是领兵在外的一方大将，但是民国自李汉掌权以来一直致力于控制跟削减军方高层将领变国家武装为私军的矛头。因此李济深虽然执掌东北军区多年，在东北军区影响力一时无两，也不敢有逾越之举。他将李承晚的请求上报西安，4月27日，经过西安几日的商讨后，最终一封决定了李承晚跟朝鲜半岛命运的电报拍到了奉天。

电报很短，内容也没有几个字，但却令李承晚等所谓‘朝鲜流亡政府’大为欢喜，你道为何，原来那封电报之上只有这么几个字，“用军列速送李等入京！”

第五卷　大炮主义　第七百章　矛盾激化7

何为军列，乃是利用火车运送部队装备、油料、给养及人员的军事专用列车。在中国属于军事设施，一般不但沿线都有重兵巡逻保护，一旦遭遇破坏等同于叛国跟向中国宣战，可见李汉跟中国高层，对于李承晚他们的看法有了彻底的变化。

李承晚，1875年3月26日生于黄海道平山郡，早年受传统教育，1894年进入美国教会办的培材学堂读书，翌年毕业，随后任培材学堂英语教员。1896年与人合组独立俱乐部，从事启蒙运动。1898年被捕后被判处死刑，后来减为无期徒刑。1904年获释，同年冬去美国。1905年进入乔治华盛顿大学学习，1908年在哈佛大学读完硕士课程。1910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9月回国后一度在基督教青年会工作，后任中学校长。

1912年再次去美国进行抗日独立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