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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农时，而在农闲时服役，降低支出。

社仓法本是由朱熹创立，本质上与王安石的青苗法类似，即在青黄不接时，由社仓将粮食借于农户，渡过难关，待秋收之后，再由农户交还社仓，并相应支付一定利息。

但社仓法和青苗法最大的不同在于：青苗法是由官府主持经营，容易造成营私舞弊，强行摊派的现像，而社仓粮源来自于富户和丰收之年社民的自行自愿积累，并由社民选举出品行端正的人为社首和社副责任，接受每一个社民的监督，政府和官吏不得插手社仓事宜，免除了“吏缘为奸”之弊。同时青苗法规定，农户是以铜钱偿还所借的粮食，也被商人借机压价，而社仓法则是以粮还粮，从而能够减少损失。

但社仓法也非尽善尽美，问题在于，一般社仓都是以乡村为单位，只对本乡村的农户放贷，而不是所有乡村都有条件成立社仓。而且社仓毕竟是民间组织，容易散伙。而且还有一些农户再借粮之后，因为种种原因，秋收之后还是还不上，社仓也难以处理。

这一条是由陈亮提出，并且在朱熹的基础上，作出一定的修改，一是由官府出面组织，以一乡或是数乡之力，成立社仓，但官府只付责监督，而不责任运营管理。但获利之后，分为两份，社仓取一份，官府取一份。二是对于借粮之后，实在还不上粮食的农户，就由官府来替他交还，并由农户以服徭役的形式来偿还官府，以弥补免役之后的劳役不足。三是一但发生灾害，战乱等事件，官府有权调用社仓后诸粮应急，等灾难平息之后，再由官府偿还补上。这样一来，也综合了社仓法和青苗法的优势，成立社仓的富户和官府也都能从中获利。

这几条提出，到还不太出人意料。因为赵汝愚、辛弃疾、陈亮等人都是支持赵忱推行新法的大臣。到是农田水利法，居然是由史弥远提出来的。这到有些出人意料，因为史浩递上辞呈之后，赵忱马上就批准了，大臣们也都心知肚明是怎么一回事，还以为史弥远要么也请求外任，要么也辞职，那知他居然也提出一条新法来。

不过汉族王朝一向都是以农业为国之本，因此兴修水利，是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的大事，熙宁变法中也有这么一条，也是最无争议的一条。由其是宋室南渡之后，南方河流众多，也具备大量兴修水利的条件。也是十分必要的事情。

不过这五条新法其实都是针对农业，除了亩税法之外，其余四条也都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主要是因为赵忱听从杨炎等人建议，变法不宜操之过急，还是应当循序渐进为好。而目前大宋的当务之急，就是恢复各地的农业生产。

大宋的财政收入大约由四部份组成，为两税（即农税）、商税、专买、杂税。其中两税约占三成，商税达到二成五分，专买约占二成，杂税占到一成五分。

尽管农税仍是大宋财政收入的最大一部份，但与前朝相比，在财政收入中的比例要小得许多了，但农业依旧是大宋的立国之本，而且甴于金军南侵，虽然对两淮、两浙、两江、两湖等地造成了大量的破坏，但也沉重打击了各地的地方豪强势力，也使反对变革的力量小了许多，因此赵忱、杨炎、赵汝愚、辛弃疾、陈亮等人才选择以农业革新为开始。

这五条新法提出之后，赵忱立刻交给朝臣们讨论。

道先农田水利法依旧是最没有争议的一条，跟本没有任何人反对。而经界法反对的意见也不多，因为清丈土地，实查户籍都是大乱之后，恢复生产必须要做的工作，只是俱体如何实施、监督的问题。虽然大臣们大都拥有大量土产，经界法一但施行，必会损害到他们的利益，但这个理由却是摆不到台面上来。

而免役法和社仓法其实之前也都有类似的条例，有过一些持行的经验，优劣点也都非常清楚，这一次也针对以前的不足之处，进行了一些补充和修订，也算是比较完善了，因此虽然会有一些争议，但通过的问题也不大。

唯有亩税法，这是自唐朝中期，出现的两税制定之后，又一次针对税收制度的一项重大变革，以前也重来没有施进过，虽然从理论上来说是不错，但俱体执行起来效果会如何还很难说。因此也成为众臣讨论的重点。

中书的几位执政大臣经过讨论之后，刘珙首先发问：“如果将田赋、徭役、丁役等等都摊入田亩计算，但每亩田地产量有多有少，如果按照统一标准收取，岂不是不公平吗？”

第六百六十六章　新法（二）

对此赵汝愚也早有准备，道：“我大宋的耕田分为上中下三等，自然是按田亩的等级来制定税赋，好田多交而次田少交，按下官设想，查实的田亩中，如果已经有等级记录的，则按现有记录来算，没有等级记录的，一率按中等田亩计算，等三年之后，取三年所产的均值，核定田亩等级。而此后，每三年一核，重新划分等级。”

陈俊卿却揺了摇头，道：“如果按田亩的等级来制定税赋，好田多交而次田少交，那么岂不是会使天下农户为减少所交税赋，而故意减少田亩产量吗？”

韩彦直也问道：“如果无田不用交税，那么是不是会使农户都卖尽其田，然后去租种他人的土地，以求免税呢？”

赵汝愚呆了一呆，这几点他确实还没有想到。但陈俊卿和韩彦直所说的，也很有道理，在亩税法的施行中，绝对会遇到这个问题。

梁克家也出列，道：“陛下，还有一点，虽然田亩的等级按产量划分，但还是靠各级官员核实，而农户为了少交税赋，各级官吏为多收税赋，其中难免发生私弊，此法立意虽好，但施行起来，却有诸多不变，还请陛下三思。”

赵忱听了，也不禁有些泄气，本来他认为亩税法是一个良法，可以彻底解决赋税不公和难收伪问题，但现在看来，原来其中还有不少漏洞。又看向赵汝愚，道：“赵卿，陈相和梁相之言，你可曾听清了吗？卿以为他们所说的可有道理吗？”

赵汝愚从容道：“皇上，微臣以然听湥В�两位相公所言皆有道理，乃是微臣考虑不周之罪，请容臣回去细想，定能将亩税法修正完善。”

他刚一说完，洪适出列，道：“陛下，新法施行，事关重大，祖制不可轻变，还望陛下三思。”

赵忱笑道：“正是事关重大，朕才在这里将新列陈条让众卿讨论，集思广益，祖制固然不可轻变，但也非尽善，可改则改，可变则变，不必循守。众卿认为呢？”

其实洪适的本意是让赵忱停止施行新法，但却被赵忱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

这吋左正言刘远影出列，道：“陛下，臣以为今日所列之新法，尽变祖宗之制，舍圣人仁义大道，行权诈之术，使上者下之，左者右之，前者后之，成者毁之……”

他还没有说完，赵忱便打断他道：“朕是问诸卿对新列条陈有何纰漏之处，加以修正，卿若对此有建议，尽管直言，若是要做道徳文章，不妨下殿去慢慢写吧，不要在朝堂上背诵。”

在底下有些大臣听了，也禁不住笑出声来，刘远影满脸羞红，只好退回到班列中，不会言语。

这时礼部待郎郭唯中又出列，道：“陛下，自古国家社稷存亡在于道德之深浅，不在于强弱，王道历数之长短，在于风俗之厚薄，而不在于贫富。我大宋泱泱大国，岂能言利，唯人主坚守圣德，则财用自足，民生自安，中国自强，夷敌自消。今陛下废祖法旧制，行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取五霸富国强兵之术，重利轻义，掊克财利，取而舍本，若照此施为，必将使人皆好财，民皆言利，摇动人心而乱天下也。”

赵忱眉头皱了皱，显然有些不奈烦了，先前刘珙、陈俊卿、韩彦直梁克家还可以说是在指正新列条陈的不足。可以帮助尽量完善新法，赵忱不但能听进去，而且言语态度还颇为鼓励，但后来刘远影、郭唯中等人的发言却都是直接指责不应施行新法，而且说得都是空洞无物的大话，一点实质性的意义都没有，赵忱自然听不下去了。

听完了郭唯中所说之后，赵忱冷“哼”了一声，道：“‘坚守圣德，则财用自足，民生自安，中国自强，夷敌自消’，朝廷若不求利，朝中这些用度又从何而来呢？‘泱泱大国，岂能言利’，郭唯中，如果按你的说法，朕是不是该把百官的俸禄全部都停了呢，免得你们也在求利，有违圣人之道啊”

郭唯中听了，也吓了一跳，只见所有官员的目光都集中到自己身上，心里不禁暗暗叫苦，他刚才见刘珙、陈俊卿等人的发言，皇帝并未生气，反而还有赞许的意思，因此自作聪明，出来扯了一段圣人之道的话。没想到皇帝一下子引到百官的俸禄上了，万一这年轻的皇帝一时任性，真得做得绝，把所有官员的俸禄都给停了，那自己还不被他们给撕了吗？慌忙跪伏于地，道：“臣可不是这个意思。”

赵忱从龙椅上站起身来，来回了几步，道：“坚守圣德，固然不错，但国之大计，岂能全以道德而论。你们说，能与金人去讲道德吗？现在大宋只剩这半壁江山，我们能用讲道德把被金人占去的土地都收复回来吗？”

见年轻的皇帝发火了，一时群臣都不敢作声了。过了好一会儿，陈俊卿才道：“陛下请息怒，方才正在讨论亩税法还有所不足，臣等所提的几条，还是请赵大人回去再思考思考，然后将它完善。”

陈俊卿毕竞是四朝老臣，而且刚才提出的问题也十分中肯，并非胡乱指责，赵忱也不能不给他一个面子，正要说话，这时辛弃疾出列，道：“臣方才想了一法，不知能否完善亩税法，还请陛下和诸位一起斟酌。”

赵忱一听他有办法来完善，也不甴消了些气，道：“辛卿快说，你有什么办法？”

辛弃疾道：“其实陈相、韩枢密方才所言，本该是少有发生，故意减少产量，固然可以少交税赋，但农户自身收获也会减少，而且租种他人之田，总不及自己有田耕种得好，因此大多数农户未必会如此。不过为了以防万一，不妨加入奖惩之法，耕田划分等级本有上下限度，若能超过上限，可以减少徭役为奖励，若是底于下限，则以增加徭役为惩罚。如此一来，农户自不会故意减产，而官吏亦不敢故意加产。而无田农户，也应相应收取一些税赋，不还要减少许多，不知诸位以为如何？”

他一说完，陈俊卿也微微点头，目光中颇有赞许之意。赵汝愚向辛弃疾施了一礼，道：“辛大人之见，高汝愚十倍。”

辛弃疾忙道：“都是为朝廷出力，赵大人何必言谢。”

赵忱也听得大喜，奖励耕种，本来也是历朝都会施行的奖惩措施，谁也提不出什么反对意见来。就这样，这五条第一批制定的新列陈条都得到了通过。

这时陈俊卿出列，道：“陛下有意扫除旧弊，鼎革出新，用意虽好，但新法施行，未知其好坏，还是慎重行事为好，何况我大宋国力刚刚恢复，国库空虚，百废待新。万一新法施行不便，恐怕会造成大乱。依臣看来，不宜立刻就将新法在全国施行，不访先选择一二路，施行几年，观其成效，然后再在全国施行。如此一来，纵然新法有不足之处，影响亦有限度，也可以设法补充。”

梁克家也出列，道：“陈相所言有理，微臣以为，不妨先在两淮施行，待五年之后，观新法成效，再作定议。”

赵忱点点头，陈俊卿所言，虽然保守了一点，但到也不失为稳妥之计。毕竟现在大宋也经不起再拆腾了。不过按梁克家所说，先只在两淮试行，五年以后，再作定议，也未免太慢了一点。

辛弃疾出列道：“新法虽不宜立刻就在全国施行，但只在两淮试行也未免太过保守了，微臣以为，如经界法、农田水利法，完全不用试行，就可以立刻就在全国施行，而两淮、两浙、两江、两湖、两广之地均是刚刚恢复生产，免役法、社仓法和亩税法都可以在这几路实行。”

他刚一说完，梁克家立刻反驳道：“我大宋现在一共也只有十七路之地，如果一下子在十路施行新法，那还不如马上就在全国施行算了。”

这时韩彦直出列道：“启禀陛下，微臣以为，如梁相之言则过缓，但如辛学士之言亦太急。而远五条新法，也不可一概而论，如经界法、农田水利法，都是必行之法，确实就可以马上在全国施行，不用试行。不过湥Р橥恋鼗Ъ�，登记造册，兴修水利工程，都非一日之功，亦不可能在全国同时进行，不妨先在两淮、两浙、两江六路施行，然后逐渐推展全国。而免役法、社仓法和亩税法也可以先再这六路试行，观其成效，然后再作定论。”

赵忱点点头，韩彦直所言确实有道理，不急不缓，循续渐行，这也和他的心意相符。因此到是十分满意。不过，忽然赵忱又问道：“如韩卿所言，观其成效，又该以几年为限呢？”

韩彦直道：“五年时间，确实太长了，亩税法中划定田亩高低，不是以三年为限吗，臣以为不妨就以三年为限，等到三年之后，如果确实有成效，则可以推广其他地方，如果出现问题，或改或废，或变或立，再作定论。”

赵忱环顾众臣，道：“韩枢密所言，甚合朕意，诸卿还有何意见。”

辛弃疾首先道：“臣无议。”其实他也知道，所有新法不可能一下子都推广到全国去，但如果只在两路施试，实在太慢，而且也难见成效，因此故意提出一下子在十路施行，是以进为退之策。现在一下子能在六路同时施行，而且经界法、农田水利法都不用试行，逐渐推展全国。自然也十分满意了。

赵汝愚也出列，道：“臣也以为韩枢密之言很好。当依此行。”

梁克家和洪适虽然不甘心，但也知道皇帝心里已经决定了，自己再说什么也不会有用，因此也没有再提出异议？

赵忱正要下旨退朝，陈俊卿又出列，道：“陛下为富国强兵，而施行新法，用心良苦，但亦要谨防有小人利用新法，谋一己私利，不但与国无助，而且苦害百姓，亦误变法大事，熙宁新法成败，亦有不少原因在此，望陛下不可不查。”

赵忱猛然一醒，道：“老丞相说得是，若不是老丞相提醒，朕危些忘了。”然后环顾群臣，道：“传朕旨意，凡有借施行新法，贪赃枉法，营私舞弊，谋取私利，坑害百姓者，一经查实，朕绝不轻饶。”

三天以后，赵忱下旨，升赵汝愚为参知政事，填补史浩辞职留下的空缺，并专门付责在朝中主持新政的实施工作。然后任命辛弃疾为两淮制置使，岳霖为两浙转运使，史弥远为江南东路转运使，叶适为江南西路转运使。各自付责各自地方的新法工作。

两淮现在为大宋的边境所在之地，驻扎着大量军队，因此施行新法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到军队的问题，不能对边防造成大的冲击。辛弃疾在杨炎军中任职多年，与大部份边防将军关糸都不错，让他措施两淮，有利协调变法与军队之间的关糸。

在金军南侵的时候，岳霖出任两广转运使，工作非常勒免，尽职尽责，虽然没有上阵杀敌，但为大宋打退金军提供了充足的后勒保藏，也是功不可没，因此颇受朝中大臣的好评。两浙路为两都所在之地，也是变法试点的重中之重。如果在两浙路能有所成效，那怕其他四路出点麻烦问题，也能有所交待。因此将两浙路交给岳霖付责，赵忱也颇为放心。

史弥远和叶适都因为官职较低，只能出任一路的转运使。其中史弥远是因为劝降李全，才受到注意的，这次能主动提出新法，也颇为出人意料，赵忱也打算借这个机会，试一试史弥远，究竟有多大的能力。而且谁都知道，史浩辞职是因为以前曾经参与过陷害杨炎，而赵忱启动史弥远，也像群臣表示出一个信号，即皇帝是不会记以前的仇恨，只要是为朝廷忠心做事，就会得到重用。

第六百六十七章　杨炎起复

到了三月下旬，经过了一个多月的准备安排，辛弃疾、岳霖、史弥远等人都各自去地方上任，开始施行这五条新法。

尽管在朝堂上已经讨论通过，但在新法颁布之后，依旧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也有许多中下层官员，甚地方官至是太学生，纷纷上言，要求朝廷停止施行新法。不过这些人的观点几乎都是什么祖宗旧制，不可轻废，或是圣人以仁治国，不能求利之类的空话，对朝廷富国强兵毫无实质性的意义。

当然在民间同样也有不少人赞诚新法施行，一方面是得益于陈亮、辛弃疾等人事先所做的力主变法的宣传工作，由其是陈亮，年岁虽然不大，但以是天下知名的学者，力主王霸功利之说，在东南一边，非常有影响力。加上他现在足皇帝的侍讲兼制诏，名望已经与朱熹、吕祖谦、张栩、二陆等人并架齐驱。

现在几乎每一天在建康府的大街小巷的酒楼茶馆之中，都有人为新法的好坏争论不休。到也不像熙宁年间，几乎全国的舆论全是一边倒的反对新法。但朝中的官员大多都是持观望态度，显然是看新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