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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完会，马振龙回到总工会大厦，在403号办公室里抱头痛哭，如丧考妣。哭了一阵子，他拨通了马天水的电话，对着话筒把马天水骂了一通：“叛徒！你出卖了上海，出卖了我们！”

　　骂已无济于事。

　　翌日——十月十四日，新婚不过一周的廖祖康，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通知，与肖木一起坐飞机去北京。

　　据廖祖康告诉笔者：“外面盛传我是在上海被捕。不是的。那天，我和肖木坐飞机到了北京之后，前往北京卫戍区报到，才被隔离审查的。我变得很忙，四面八方的人来外调，要我写关于王洪文的材料。我就整天地写呀，写呀……”就在这一天，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传达到上海基层。直至这时，上海老百姓才知道中国上空的四颗灾星已被一举扫落，欢愉之情难以自制。

　　当年“炮打张春桥”的核心力量——上海复旦大学、交通大学的师生，兴奋地高举“欢呼打倒‘四人帮’！”的横幅，走上街头，举行自发的庆祝游行。上海多日的沉闷为之一扫而空。全城老幼男女笑逐颜开。人民明白了真相。就连许多受蒙蔽而集中待命的上海民兵，也加入了欢庆的队伍。

　　至此，上海的武装叛乱烟消云散。“四人帮”在中国的最后一道防线，土崩瓦解。

　　上海，再不是“四人帮”的“基地”。上海，属于人民！

　　鉴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上海后，还是能够按照他们在北京许下的诺言行事，为了稳住上海，他们在那些日子里，仍是上海的“领导”。

　　十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新华社上海十七日电讯：《上海二百万产业工人坚决拥护党中央两项重要决定决心最紧密地团结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同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斗争到底》。电讯中提到的“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是当时对“四人帮”的特定的代名词。

　　十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任平的长篇文章《一个地地道道的老投降派》，文章揭露了“狄克”的老底。“狄克”是张春桥在三十年代用过的笔名。这是批判“四人帮”的第一篇有份量的文章，虽然文章只点“狄克”，没有提到张春桥的名字。

　　十月二十二日，“四人帮”一词第一次公开见报。《人民日报3）套红标题：《首都150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

　　十月二十四日，上海百万军民云集人民广场，大会横幅上的字是这样排列的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军委主席上海军民大会热烈庆祝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人民广场上空，居然响起马天水的声音——大会由他主持，头衔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革会副主任”。

　　大会给“华主席、党中央”发去致敬电：“敬爱的华主席、党中央！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被彻底粉碎的特大喜讯传到上海，上海全市立即沸腾起来了！连日来，全市一千万军民涌上街头，结队游行，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愤怒声时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上海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解放军指战员、民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红卫兵、红小兵和其他劳动人民，一致奋起。浩浩荡荡的队伍汇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奔腾不息；锣鼓声、鞭炮声和激昂的口号声，震荡百里浦江，响彻万里长空。千万张革命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街头，万炮齐轰‘四人帮’反党集团；揭发、批判、声讨‘四人帮’篡党夺权滔天罪行的怒潮，席卷全市，势不可挡，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直到三天之后——十月二十七日，上海的局势才又一次发生根本的变化：已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苏振华，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改组中共上海市委的决定——”苏振华兼任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倪志福兼任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彭冲任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委会第二副主任。

　　“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在会上，马天水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身份发言，表示“坚决拥护”。

　　这一消息在十月三十日刊载于《人民日报》。

　　此后不久，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从上海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他们也“忙”起来了，忙于写交代——光是“帽子要大，内容要空”已不行了，只得老老实实地交代在那十年中的种种倒行逆施。

　　一九七七年七月中旬，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重新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这样“三副一长”职务。会议还通过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指出：“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叛徒江青，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的党籍，撤销‘四人帮’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一九八○年底，“四人帮”终于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数亿中国人聚精会神，从电视荧光屏上观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四人帮”的实况。

　　平心而论，在“四人帮”之中，认罪态度最好的要算王洪文；张春桥一言不发，瞪着三角眼，以沉默相抗；姚文元总是咬文嚼字，避重就轻，至多承认犯了“错误”，不承认犯罪；江青则“和尚打瑟—无法无天”，大闹法庭，以至写下《我的一点看法》相抗；倒是王洪文问一答一，问二答二，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早已没有“造反司令”那副不可一世的神气。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查厅起诉书对王洪文的起诉如下：“被告人王洪文，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王洪文积极参与江青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王洪文参与制造了上海康平路武斗事件，打伤九十一人。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王洪文组织、指挥了围攻上海柴油机厂的武斗，关押和伤残六百五十人。

　　“一九七六年，王洪文伙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王洪文指使鲁瑛派人到一些省，按照他们的意图编造诬陷重新出来工作的领导干部的材料。

　　“王洪文伙同张春桥，以上海为基地，建立由他们直接控制的‘民兵武装’，多次指示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加紧发展‘民兵武装’，策动上海武装叛乱。

　　“被告人王洪文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九十三条策动武装叛乱罪，第一百零一条反革命伤人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王洪文作如下判决：“判处被告人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王洪文表示服从特别法庭的判决，并在最后陈述中申明了自己的态度——也就是本书卷首所引用的王洪文自白。

　　一九九二年，全国各重大报纸刊登了一则重要电讯，云：新华社北京八月四日电：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王洪文因患肝病，于一九九二年八月三日在北京病亡。

　　王洪文五十八岁，于一九八一年一月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终身。

　　王洪文于一九八六年患病后即被送医院治疗至此，王洪文结束了一生的历程。

　　后记

　　冒着上海三十八摄氏度的酷暑，我终于写完这部三十多万字的长篇，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屈指算来，我进行总题为《“四人帮”的兴衰》（初名《浩劫》）的系列长篇的写作，已进入第四个年头。

　　这是一次艰难的长途跋涉。经过四年的苦斗，终于完成了四部长篇：《江青传》、《张春桥传》、《姚文元传》，以及这部刚刚完成的《王洪文传》，分别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立传。

　　我进行这一百多万字的系列长篇的写作，最初是从两本书中得到启示：一是当时陆陆续续读到的巴金的《随想录》。巴老对于“文革”的深刻、尖锐的鞭答，给了我以思想上的震撼。巴老在《随想录》中一再提醒读者，要“牢牢记桩文革”‘。他说出了振聋发聩的话：“只有牢牢记桩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另一本给我以启示的书是美国威廉·夏伊勒所著的长卷《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作者掌握了纳粹德国的四百八十五吨档案，花费五年半，写成一百三十万字的长篇。在卷首，作者引用了桑塔亚那的一句格言，那含义与巴金不谋而合：“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十年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创，决不亚于当年希特勒纳粹给德国人民带来的痛楚。

　　我决心写作长卷《“四人帮”的兴衰》。

　　我写出了全书的写作计划和采访计划，上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

　　当我着手实现这一庞大的创作计划时，我这才意识到每前进一步都异常艰辛。

　　我希望把作品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正因为这样，我在进入创作之前，着手于大规模的准备工作。我曾说，我是以采访对象为主干，以档案馆与图书馆为两翼。

　　档案是写作这样的作品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是美国人，由他来写纳粹德国史，美国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方便，作者可以自如地利用那四百八十五吨机密档案。然而，我却以一个中国人去写中国刚刚过去的十年浩劫，我所需要的档案绝大部分被视为“禁区”，不可接触。最初，为了查阅档案而来回奔走，花费了许多时间。好不容易办好了手续，却又只能坐在档案室里抄录，不许复印，不能拍照。我常常从早到晚坐在那些档案室里逐字抄录，变成了一位“文抄公”。现代化的复印机就放在我的身旁，我却不能利用它，只能用笔慢慢地抄着、抄着。大量的宝贵时间，耗费在抄档案上。尽管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毕竟积累了大量珍贵的原始档案资料。

　　图书馆是我的另一翼。然而，要查阅“文革”期间的报刊、杂志、传单、书籍，手续也是够麻烦的。总算办通了这些手续。我在几家图书馆里，阅读了大量的“文革”报刊、传单，掌握许多史实和采访线索。我比较了张春桥为王洪文那“工总司”所签的“五项要求”，发觉各种不同“版本”的传单内容各有出入。我不得不“追踪”原件。

　　在一家很不显眼的档案馆里，我查到了张春桥签字的三份原件。我再根据档案上的说明，得知这三份原件是由谁提供的。尽管那位提供者已调动了工作，我颇费周折终于找到他，请他谈了安亭事件的真实经过。这样，把档案、报刊传单、采访三者相结合，我才对史实有了比较准确的了解。

　　采访工作是最为重要的。十年浩劫刚刚过去，许多当事人尚在。对他们进行采访，是写作本书的至为关键的一环。

　　采访对象大致上有两类：

　　一类是被迫害者。采访被迫害者，往往很顺利。即使不少人是高层领导人，我也都能采访。不过，他们往往偏重于谈自己受迫害的经历，而对于“文革”内幕所知并不太多。

　　另一类是“文革”要人。不少人尚在狱中服刑。有的即便出狱，也在劳改工厂或类似的单位工作。采访他们往往要经公安部门批准，要花费不少时间办手续。不过，手续对于我来说，还是其次的；最艰难的是，即使办好了手续，采访对象往往不愿深谈。我尽量在事前作好详细的采访准备，提出一系列问题，这样，采访对象会逐个答复，使采访有一定深度。我的采访是抱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进行的。我尊重事实。正因为这样，一些“文革”要人还是愿意跟我谈，有的一谈便是一整天。

　　一九八六年四月，我写出了《张春桥传》（初稿名《张春桥浮沉史》）。这年八月，写出《江青传》初稿。接着，写出《姚文元传》初稿。

　　这些作品，没有一篇能够发表。这倒并不在于作品本身，而是因为有人主张“淡忘文革”、“淡化文革”。特别是在一九八七年，涉及“文革”的作品在中国成了敏感题材，很难问世。好在我不是一个追求急功近利的人。我曾说过，准备十年后出版。

　　我仍继续我的采访，继续查阅档案和报刊。我对三部作品中的两部——《张春桥传》和《姚文元传》，作了大修改、大补充。我反复研读了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内中关于彻底否定“文革”和正确评价毛泽东功过的论述，成为我写作的指导原则。

　　我希望作品具有文学和史学的双重价值。我相信手头的长卷是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即便是冷置十年，在十年后仍能面世，仍会拥有读者。

　　一九八七年秋，中共十三大的召开，给中国文坛带来宽松的气氛。《新观察》杂志打来长途电话，率先连载了《姚氏父子》（《姚文元传》初名）部分章节。不久，香港《大公报》征得《新观察》的同意，连载了《姚氏父子》。内地多家报刊也搞载或连载。

　　《蓝苹外传》（《江青传》初名）原本在一九八七年第一期《青春》文学丛刊上发表。当时已经印好。鉴于一九八七年初的形势，不得不化为纸浆。该刊在一九八八年初按原发排的清样重排，一字未易，在一九八八年二期发表。刊出后，香港《大公报》即予以连载，《文学大观》和《法制文学选刊》也全文转载。此书以两个月的速度出书，第一次印刷便印了二十万册。

　　时代文艺出版社梅中泉先生来沪，取走了《张春桥浮沉史》（《张春桥传》初名），同样以两个月的速度印出。

　　这样，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原先积压了满满两抽斗的文稿，竟这么快都变成了铅字，飞入千家万户。

　　江、张、姚三书的出版，使我下决心把王洪文传写出来。

　　说实在的，虽然关于王洪文的采访，早在一九八六年已经基本完成，但是我除了写好一个简略的提纲及开头第一章之外，没有写下去。因为在“四人帮”之中，我觉得江、张、姚有深度，有厚度，经历曲折，阅历广，写作时拉得开，波澜起伏。王洪文呢？与江、张、姚相比，显得浅保所以，对于这位“造反司令”，我没有太大的兴趣。我写完第一章，便搁笔了。

　　在一九八八年春，当江、张、姚玉书都已改定，我才拿出两年前写的提纲，重听当时采访的一盒盒磁带，着手写《王》。我又作了补充采访。这样，我终于写完这部长篇。

　　我感谢上海国棉十七厂给予的大力支持，使我能够在该厂进行广泛的采访。我也感谢几十位当事人给予的可贵的帮助，只是我无法在这里开列长长的名单——虽然其中不少人是当年上海“工总司”的头目，但是在我向他们进行采访时，大都并不回避当年的那段难堪的历史，以历史的见证人的身份如实地向我叙述自己当年的所见所闻。作为作者，我感谢他们的坦率和诚挚！

　　值得顺便说明一下的是，“四人帮”是一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这四部长篇又各自独立成篇，单独出版。我在写作时，作了总体安排，各有偏重。例如，写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张》书中一笔带过，而在《姚》中则作为“重场戏”。

　　安亭事件、一月革命以及一九七六年的上海武装叛乱，在《王》中详细铺陈，而在《张》、《姚》中则只是“过场戏”。

　　巴金在《随想录》中曾再三呼吁，用“受难者的血泪”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

　　磨难重重，“文革博物馆”迄今还只是处于呼吁阶段。我愿把我的这四部长篇，化为四块砖头，献给那座迄今尚未动工的“文革博物馆”吧。

　　借本书印行之际，向给予热情鼓励、支持的时代文艺出版社梅中泉先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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