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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传-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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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房总统”本人,那就甭说了:他原住上海安福路的小房子,后来迁入瑞华公园,又调到新康花园,霸占了二百三十多平方米的花园洋房。

  他跟纺织局的某人打了个招呼,他的妻子便入党了,成为上海一家棉纺针织厂的革委会副主任、厂党委副书记。

  王洪文也不忘拉那些摔了跟斗的“小兄弟”一把。当年,他的“副司令”潘国平,能言善辩,冲杀在前,在上海的“知名度”曾远远超过王洪文。一度,人们只知“工总司”有个“潘司令”,不知有个“王司令”。

  潘国平曾出尽风头;带头冲上北站列车;在安亭出面与张春桥谈判;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之际,担任百万群众参加的“庆祝大会”的执行主席……用当年的习惯用语来形容,潘国平属于“昙花一现”的人物。他寻花问柳,蹂躏妇女;他成为打、砸、抢的先锋;在经济上,他也不干不净……从一九六八年踏平“联司”之后,潘国平下台了。他被“下放”,回到原单位——上海玻璃机械厂劳动,从此在上海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造反司令”成了中共中央副主席,“造反副司令”却重新成为普通工人,“反差”未必太大了!

  倒是张春桥提醒了王洪文:“工总司发起时的常委,现在还剩几个?连毛主席都下令查一查,‘长征老马还有几匹’?你要注意保护老造反。要不,人家会说你这个‘司令’下边,怎么尽是乌龟王八蛋。否定了他们,连你这光杆司令也迟早保不住!”

  王洪文连声称是。他佩服张春桥看问题总是高人一筹。

  于是,一九七二年底。张春桥趁着回上海,突然在康平路小礼堂召见潘国平和几位“工总司”的老造反。

  张春桥的几句话,使潘国平受宠若惊:“小潘,你知道吗,主席还一直记得你小潘呢,前不久还跟我提起你!我和洪文同志,对你总是抱着希望。”

  张春桥夸奖几句潘国平之后,开始“指点”他:“小潘,你别想来想去就是个谭元元(引者注——潘国平千方百计追求的女友,后来成为他的妻子),你要想想国家大事,世界大事。你要向洪文同志学习。路线斗争一次又一次,还会不断地来的。第十次,第二十次,第三十次,都会来的。主席不是说过,七、八年要来一次吗?你小潘年纪轻,起码还可以活五十年,经历十次路线斗争、你要想得远一点,看得远一点。”

  张春桥鼓励潘国平道:“你犯了错误,只要你把尾巴夹起来做人,那就行啦!谁不犯错误?就拿马老来说,他很有体会。他对我讲起过,在一九六五年以前,他是不大学习的。在一九六五年,全国开始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他看了一点书。但是,真正认真开始学习,是在他犯了错误以后。犯了错误,才懂得学习的重要性。……”张春桥还说:“你不要以为自己是初中文化水平,看不懂书。其实,初中水平不算低,我也只是个初中生!当然,初中水平也不算高。字是可以认识的嘛,不认识的还可以查查字典。洪文同志的文化水平跟你差不多,他很注意学习。”

  在张春桥、王洪文的关心下,潘国平在一九七三年四月,结束了“下放劳动”,调到上海市总工会当起“常委”来了。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七日下午四时半,姚文元趁回沪时在锦江饭店小礼堂接见上海市总工会的常委们。以下是当时的记录中涉及潘国平的部分:姚文元:小潘同志最近还好吗?

  潘国平:还好。

  马天水:胖了一点。

  潘国平:胖是胖了一点,腰不大好。

  姚文元:你的学习怎么样?

  潘国平:我学得不好。我是想学一点的。党的大事,国家的大事,总是关心的。最近,报上在批孔。我在加深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的认识。

  姚文元:小潘,你要争气呀!你是老造反,你一定要争气!你有三十岁了吗?

  潘国平:虚龄二十九。

  姚文元:你以后还有几十年的路要走。你一定要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

  潘国平;我记住了。

  张春桥的接见,姚文元的接见,使潘国平又“抖擞”起来。不过,此人如同一个捧不起的刘阿斗,居然又干起偷鸡摸狗的事。他并不把王洪文放在眼里,对这位“副主席”说了许多不逊之词:“王洪文算什么!在‘工总司’成立大会上,有人要揪他,他吓得发抖。在安亭,看到火车停下来了,别人都冲上了铁轨,他才上去!哼,他倒成了‘副主席’!”

  这些话,很快就有“小兄弟”向王洪文报告。潘国平攻击“中央领导”,这还得了!

  于是,当王洪文回上海“调查研究”时,对潘国平问题作了“指示”。

  以下是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六日叶昌明关于潘国平的审查报告的原文:天水同志:送上洪文同志对潘国平问题的两次指示,请阅。关于我和沈涵同志报告中提出拟对潘作留置审查一事,我又请小廖同志(即廖祖康——引者注)向洪文同志请示,据小廖昨天下午电告洪文同志的意见,对潘要批判从严。可把潘的材料整理一下,向常委介绍一下。批判先在常委中进行,以后再扩大。对潘的问题的材料,虽然大部分是可信的,但可能有些部分或有不确实的地方。为防止被动,所以对潘的批判从严,形式上不要搞得太紧张(指不要在民兵指挥部留置——原注)。小廖向洪文同志请示可否采取把潘留总工会,不让他回家去,便于他一面交代问题,一面学习,洪文同志同意这个意见。

  根据这些精神,今天下午,我又找部分总工会常委研究了实施办法,经大家讨论提出下列意见:(1)先在部分常委的小范围内与潘接触二、三次,追查他的问题,要潘老实交代自己所有的问题。拟在下星期二〔二十一日)上午开始与潘接触,一星期内告一段落。

  (2)再下星期起在全体总工会常委范围内潘对进行批判。也批二、三次。潘有一些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言论(此处的“中央首长”指王洪文——引者注),不在这个范围内批判,以免扩散。

  (3)与潘开始接触后,即把潘留宿在总工会。允许他自己去食堂吃饭,不允许外出,请民兵指挥部派七同志分三班看护(不以民兵名义——原注),同时我们组织人员进行调查材料,并去潘家,在他老婆在场下作适当的检查,获取有关材料。

  待对潘的审查结束时,再将情况和处理意见报市委审批,特此报告。如有不当请批示。

  马天水看毕叶昌明的报告,在上面写了批示:“请秀珍同志审阅。”

  王秀珍在她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儿,算是“圈阅”。

  看在当年“副司令”的面上,潘国平还是被保下来了。

  张春桥、姚文元对潘国平问题,说了如下的话。

  张春桥说:

  “小潘,我们是仁至义尽了吧!我一直劝你。直到现在,我对你还抱有希望。

  “你过去没有受过严格的无产阶级教育。就是在部队里两年,也是不怎么样。这次大浪潮把你推到前面,但你没有懂得什么叫革命,就觉得了不起了。想想在安亭的时候,你是‘工总司’的首席代表,来跟我谈判的。当初造反的时候,在‘工总司’创立的时候,你是有功劳的。这跟陈独秀一样,主席说在写党史的时候,还得把他写上。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尊重历史的。希望小潘也能自重,爱护自己这段历史。”

  姚文元也恨铁不成钢似的说了一番话:

  “小潘,你的坏习气太深了!你的旧的习性,要来一个彻底的改造。春桥同志的讲话,我是同意的。

  “小潘,我们是把你当作体现政策的人。对于你自己来说,还有一个主观努力的问题。阶级斗争规律是无情的,你怎么也想不到的事却常常发生。”

  张春桥意犹未尽,补充道:

  “在‘文革’初期,那些围攻‘工总司”的人,总是集中力量攻击你们两个司令,说潘国平是阿飞,王洪文是坏人。当时,我曾一再为你们辩护过。现在,洪文同志很争气,成了党的副主席,没有谁再敢对他说三道四。你潘国平要争一口气!你的堕落,不仅仅是你个人的事情,也影响’工总司‘的声誉,甚至影响洪文同志的声誉!“

  又是“批判”,又是劝说,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对潘国平真的是“仁至义颈!

  保这个“副司令”,也就是保“工总司”的声誉,保王洪文的声誉。

  对于那个“二兵团”的头头耿金章,王洪文本来恨透了他。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王洪文设下圈套,在上海国棉三十一厂抓捕了耿金章。在杨浦区公安分局关了两个多月,张春桥下令释放耿金章,王洪文这才不得不把耿金章放掉。耿金章在砸“联司”时出过力,一度与王洪文的关系有所改善。

  不过,耿金章稍稍恢复元气,又要与王洪文为敌。

  王洪文第二回定计捉耿金章:那是一九六七年秋,忽然来了两辆大卡车,坐满了“工总司”造反队员,前来接耿金章,说是“工总司”要成立党支部,王洪文要他去开会。会议地点在上海警备区支左办公室。

  就在这时,王承龙打电话密告耿金章:王洪文要抓你!

  支左办公室的一位处长,也把紧急情况报告了张春桥。

  当耿金章来到会场,王洪文接到了张春桥电话,不许他动手。耿金章在那个处长保护下,从后门出走。

  不久,耿金章又一次被王洪文派人绑架,抓到浦东去。消息传出,耿金章那“二兵团”的常委范建华坐小轿车赶去,说是“市革委”要开紧急会议,耿是委员,务必出席,这才把耿拉上小轿车溜走。耿金章躲到上海漕河泾的上海第八人民医院里,伪装成病人,这才把王洪文派出追捕他的人甩掉了……王洪文三抓耿金章的消息,传入张春桥耳中。张春桥劝王洪文对耿金章实行怀柔政策,给他一官半职,不要弄得太僵。

  王洪文听从了张春桥的意见。于是,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起,耿金章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科技组里弄到一官半职。

  耿金章对王洪文毕竟耿耿于怀。到了一九七一年五月,王洪文把耿金章“下放劳动”,让他回上海纸浆厂去。

  一九七三年初,在落实“老造反”政策时,张春桥说了一番话:“耿金章的错误是严重的。他主要是犯了象王明、陈独秀那样的分裂主义的错误。

  这几年,他通过劳动、学习,对自己的错误已有所认识。他属于‘知名人士’,不用不行。……“好在王洪文已在中央立足,小小的耿金章再也构不成对他的地位的威胁。于是,给了耿金章以”上海市总工会委员“的头衔。

  这时的耿金章,早已失去当年与张春桥、王洪文对着干的那股犟劲儿。

  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三日,耿金章给王洪文、王秀珍写了一封充满仟悔之意的信:洪文、秀珍二同志:你们好。上海市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已经胜利闭幕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也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

  这次我能参加大会,并作为上海市总工会第五届委员候选人,内心感到十分激动。

  回顾自己在文比大革命中犯了不少错误,辜负了党和群众对自己的希望……为了今后更好地干革命,恳切地希望洪文同志、秀珍同志在百忙中能接见我一次,并严肃地帮助我,指出我的缺点和错误,使我在今后的工作中少犯错误或不犯大错误。

  战友耿金章

  1973。4。23。

  人是会变的。这时候,耿金章眼中的王洪文,已是“中央首长”;这时候,王洪文眼中的耿金章,只不过是条可怜虫。“胜者为龙,败者为虫。”成“龙”的王洪文,哪里还愿“接见”那“虫”一般的“战友”耿金章?!

  这年十一月,耿金章又写一信:

  春桥、洪文、秀珍同志:

  你们好!

  十一月二日春桥同志的讲话,对我触动很大。有几个晚上睡不好觉,反复对照自己、检查自己,思想斗争很激烈。首先体会到毛主席和市委领导对我们新干部的关怀爱护,心里感到十分温暖。……张春桥用红色铅笔,在耿金章的信上写下批示:“请秀珍同志告耿,信收到,希望他说到做到。

  春桥“

  如此这般,耿金章这位“知名人士”,成了王洪文的“统战对象”。王洪文给耿金章安排了一个“七品芝麻官”;上海市轻工业局基建组副组长。

  此后,王洪文倒常常提到耿金章。他抽着烟,以一种傲岸的神情,谈论耿金章。王洪文把耿金章树立成一种特殊的典型,为自己的脸上贴金。因为他作为“接班人”,正需要耿金章这样的特殊典型,来证明自己正是具备了毛泽东所说的接班人的条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

  原来,耿金章成了王洪文的“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

  第十三章 建立“第二武装”

  飞回钓鱼台

  “回上海,就象出嫁的女儿回到了娘家!”正在北京闲得无聊的王洪文回到上海,心情变得舒畅。

  说是“调查研究”,其实,他也是为了躲避邓小平。当他回到上海的时候,正是邓小平在北京大力整顿的时候。

  虽说天天烟来酒去,王洪文在上海犹如一个“快乐的王子”,其实他的内心空虚、痛楚。人在上海,心在北京。他毕竟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他时时关注着邓小平在北京的一举一动,巴望着有朝一日把邓小平赶下台。

  他在上海,尽量摆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架势,做出“调查研究”的姿态,不过,他也终究无法把心中的忧烦遮得严严实实。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八日晚十时,当王洪文在王秀珍陪同下,来到上海国棉三十厂“视察”,短短几句话,他吐露了自己的天机。

  这家工厂正在建造新厂房。陪同参观的应五妹,对王洪文说:“等新厂房建成以后,请你再来看看。”

  这本是很普通的一句客套话,却勾起王洪文对以后能否再来该厂的一番感叹:“到时候再看吧。可能来得了,也可能来不了!”

  “如果我来不了,无非是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修正主义上台,我会坐牢,来不了;也可能是我自己犯错误,给打倒了,来不了!”

  这么一大堆的“可能性”,是王洪文内心世界错综复杂的折光。他倒是在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八日——离他倒台前的一年,已经预料到自己可能“会坐牢”。

  不过,在王秀珍和应五妹听来,愕然不知再说点什么好。也正因为这样,王洪文的那几句话被写入该厂的接待记录之中,成为从王洪文心灵中泄漏出来的准确的“忧患信息”。

  王洪文在上海的三个半月中,他所下榻的上海东湖宾馆与北京钓鱼台之间,几乎无日不通话。

  九月,张春桥告诉王洪文“好消息”;毛远新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

  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侄子,是江青的亲信。他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卧病之中的毛泽东之间的联络员,显然加强了“四人帮”的力量。毛远新在毛泽东面前多次汇报,邓小平的整顿,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毛远新的话,竟逐渐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毛泽东曾说,他平生只做了两件大事,其中之一便是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他是绝不允许否定文化大革命的。

  十一月初,张春桥又把“好消息”告诉王洪文:毛远新从中南海传出信息,毛泽东已经对邓小平的整顿,产生了不信任感。

  毛泽东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毛泽东的这番话,针对邓小平以及支持邓小平的一批老干部。

  听到这番“好消息”,王洪文在上海坐不住了。本来,按照毛泽东的规定,一年的三分之一搞调查研究,他照理应在上海住四个月。王洪文等不得在上海住满四个月,急于要回北京——“四人帮”要对邓小平进行“反击”了。

  听说丈夫要走,崔根娣忧心仲忡。在丈夫当上上海市委副书记之后,她已明显地感到夫妻之间的差距拉大了。丈夫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文化粗浅的她更感到差距越发增大。尤其是丈夫到了北京,她孤零零地住在康平路深院之中,她又不擅长交际,在夫人群中显得格外不合拍。她很想回娘家去住,依然生活在往昔的工人姐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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