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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叫“工总司赴京控告队”，又称“工总司苏州大队”。此刻，耿金章想换名为“苏州兵团”。他的队伍在迅速扩大。须知，从苏州返回上海的那一千多造反队员。大都是各工厂的造反队骨干。他们一回厂，招兵买马，扩大势力。只不过短短几天之内，耿金章手下便拥有几万之众。

　　在“工总司”内部，“副司令”潘国平不时跟“司令”王洪文闹磨擦。好在小潘不过毛头小伙子，怎么闹，也跳不出王洪文的手心。

　　耿金章毕竟不是潘国平。耿金章已经四十一岁，有着丰富的社会经验和颇强的组织能力。何况论“牌子”，论“成份”，耿金章不比王洪文差，他也是党员、复员军人、干部。他已成了王洪文的心腹之患。

　　好不容易“胜利”了。在“胜利”面前，分裂，又严重地威胁着王洪文的“司令”宝座。

　　不安的消息，不断传来：张春桥派人、派车前往红部剧场，把“苏州大队”第一把手周宝林接往兴国路招待所，与他密谈。张春桥居然给周宝林派了一辆专车，要他前往南京，召回“工总司”滞留在南京的一批造反队员。

　　张春桥派周宝林去南京，却不派王洪文去南京，这不由得使“司令”吃醋了！或许是那次昆山之行，王洪文显得太无能了，张春桥再也看不中他？！

　　二十出头的周宝林，没有王洪文那么多的心眼。他从张春桥那里出来，就给王洪文挂电话：“春桥同志要我去解决南京问题，你跟我一起去吧！”

　　王洪文一听“你跟我一起去吧”，心里就冒火了。我是“司令”，怎么变成了“跟”你去的人物？虽然王洪文在电话里漫而应之：“行啊！”可是，当周宝林的“专车”驶抵巨鹿路“工总司”的“司令部”，却找不到王洪文。

　　“刚才他还在这里嘛！我的电话是打到这里的。”周宝林问那里的人。

　　“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王洪文到哪里去了！”“司令部”的工作人员摇头道。

　　重任在身，周宝林不敢久等，驱车直奔南京。他在安亭受了寒，正发高烧，便带弟弟同去南京。

　　对于这位小伙子来说，平生还是头一回坐“专车”，头一回接受“中央首长”的使命。他显得很兴奋。

　　车子还没有抵达南京，江苏省委、南京市委已接到张春桥的通知。周宝林一到南京，马上受到了江苏省委领导许家屯的接见“……滞留在南京的”工总司“造反队员在戴祖祥的率领下，坐上火车，返回上海。王秀珍也坐上了火车。只是她那时尚未崭露头角。

　　由于周宝林去南京的缘故，戴祖祥率领兵马回到上海，便前往红都剧常耿金章与戴祖祥紧紧握手，筹划成立“联合兵团”最初的名字，打算叫“苏州·南京联合兵团”。

　　这个“联合兵团”的崛起，当然要与王洪文唱对台戏。

　　不过，耿金章与戴祖祥也都是“独立性”很强的人。他们的“联合”，迅速告吹。

　　于是，他们各自宣告“独立”：

　　戴祖祥宣告成立“北上返沪第一兵团”。

　　耿金章宣告成立“北上返沪第二兵团”。

　　还有四十来个人，在苏州冲上火车，居然到了北京。他们回到上海之后，也扩大人马，宣告成立“北上返沪第三兵团”。

　　“工总司”顿时分裂为四：王洪文的“总部”和那三个“兵团”。

　　“兵团”的头头们也由封“司令”。虽然他们山挂着“工总司”的牌子，可是并不听命于王洪文。

　　“一兵团”、“二兵团”的势力，猛然膨胀。特别是“二兵团”，实力很快超过了王洪文的“总部”。

　　这时候的“工总司”，犹如春秋战国的诸侯们一般，你争我夺，都想成为霸主。

　　王洪文这“司令”贬值了。尽管他斥责别人搞“分裂主义”，也无济于事。

　　“司令”突然下令召开“总部”会议。

　　“一兵团”的头头们来了，“二兵团”的头头们来了，“三兵团”的头头们也来了。

　　王洪文微笑着，跟他们紧紧握手。

　　会议开始了，照例，要先念一通“最高指示”。

　　这一回，王洪文领读的一段“最高指示”，是头头们往常几乎没有念过的。王洪文精心地从毛泽东的《的序言》中，选出了这么一段“最高指示”：“就胡风分子的许多个别的人来说，我们所以受他们欺骗，则是因为我们的党组织，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文化教育机关或企业机关，当着接收他们的时候，缺乏严格的审查。也因为我们过去是处在革命的大风暴时期，我们是胜利者，各种人都向我们靠拢，未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作一番彻底的清理。”

　　冷不丁的，念起了这么一段“最高指示”，“二兵团”和“三兵团”的头头们愕然。

　　会场的气氛顿时紧张。

　　王洪文收起了笑脸，板起面孔，开始发言：“刚才念的这段毛主席语录，就是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毛主席所说的‘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现象，不光是在过去的革命的大风暴时期有过，在如今的文化大革命中同样存在。我们的‘工总司’，就有‘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严重问题。”

　　王洪文讲毕，“总部”有人接过他的话说道：“戴祖祥，就是混进革命队伍里的败类！”

　　戴祖祥一怔。

　　显然，“总部”已经整了戴祖祥的材料。那人拿出一叠纸头，一张接一张念着，历数戴祖祥的劣迹，从历史的到现行的。

　　这一突然袭击，使戴祖祥一时无法招架。

　　王洪文当即宣布：“戴祖祥撤职查办！”

　　这下子，“一兵团”顿时瘪了。

　　王洪文的目光转向“二兵团”。周宝林以为，王洪文大约要揪“二兵团”哪个头头的小辫子了。

　　“周宝林也不是好东西！”王洪文居然点周宝林的名，使周宝林大吃一惊。

　　周宝林会有什么问题呢？

　　“总部”有人发言，宣读了《周宝林五大罪状》！

　　周宝林会有什么“罪状”呢？这小伙子做梦也想不到，“总部”的人指责他在南京游山玩水，指责他的女朋友有复杂的海外关系，如此等等，总共列出五大项。

　　周宝林据理逐步加以反驳。耿金章也火了，拍着桌子跟王洪文吵。

　　“好吧，那就把周宝林调到‘总部’来工作！”王洪文最后作出了这样的决定。

　　于是，“二兵团”从此“丢了”第一把手。周宝林调到王洪文的“总部”，派了个闲差——在“宣传组”工作，从此被架空了。

　　不过，这么一来，倒使周宝林离开了“泥潭”，没有越陷越深。当笔者去访问周宝林时，他如今已成为两项专利的发明者，在科学技术上有所成就。

　　在那次会议上，王洪文暂时还不敢碰耿金章。他已悄然派人到井冈造纸厂，收集关于耿金章的材料……在“工总司”内部翦除异己，王洪文这位“保卫科”干部已经显示了自己的手腕。

　　稳定“后院”

　　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已经很难见到王洪文的身影。

　　“司令”已成了大忙人，常常夜以继日在上海巨鹿路那“司令部”里忙碌着。

　　有时，他总算回到定海路小屋。“永忠”队的那些“战友们”，便在他的小屋相聚。

　　“我已经顾不上厂里的事情了。”这位“水忠”队的队长，对“战友们”说道，“‘永忠’队，由唐文兰负责。”

　　唐文兰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七个签名者之一，是厂组织科的档案管理员，王洪文的“亲密战友”。王洪文的意见，得到“永忠”队队委们的一致赞同。

　　“上海国棉十七厂是我的‘老家’，是我的后方。如果十七厂的‘文革’搞不好，我这个‘司今’在外面也当不好。后方巩固了，我也就放心了。千万可别后院起火！”

　　王洪文在小屋里，一次又一次叮嘱过他的“战友”。

　　“将来，我这‘司令’当上了市长，我们十七厂就成了‘干部仓库’！我要从十七厂调出一大批造反派，到市里、到局里去当干部！”王洪文这么一说，“永忠”队的队委们的眼里，射出了兴奋的光芒。

　　在小屋里，王洪文听到许多厂里的“新闻”：厂里的造反派开了盛大的欢迎会，欢迎从安亭归来的造反队员；厂党委副书记张鹤鸣已经完全靠边。他胸前挂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牌，在厂里扫马路。风一吹，常常把黑牌从他的胸前吹到背后，那绳子勒在他的喉头，痛得他哇哇叫；工作队长施惠珍也靠边了，向全厂作了一次又一次检查：“捍卫会”还在那里跟“永忠”队作对；王洪文关注着自己“后院”的一举一动。

　　“我想，从厂里抽一个小青年，给我跑跑腿。”有一回，王洪文向唐文兰提出了这一要求。

　　毕竟是当上了“司令”，忙得不可开交。住在“司令部”里，有时候需要从家里拿件衣服，从厂里要点材料，没个人跑腿不行。

　　“行啊，你看中谁，就调谁。”唐文兰当然一口答应。

　　“把小廖给我吧！”虽然廖祖康并没有参加安亭事件，王洪文却指名道姓，要了廖祖康。

　　就这样，廖祖康从最初的跑跑腿，变成王洪文的秘书，变成王洪文的贴身秘书，竟在王洪文身边工作了十年……据廖祖康告诉笔者，王洪文选中了他，当然因为在“文革”中死保王洪文；他如此死保王洪文，最初是出于感激之情那是一九六六年盛暑，廖祖康和技校的几个学生一起，在黄浦江里游泳。

　　游着，游着，廖祖康看见前面停泊着一艘轮船，便游向前去，爬上了舷梯。

　　谁知那是一艘外国轮船。廖祖康当即被船上的中国边防人员扣留。

　　廖祖康被押回上海国棉十七厂。他吓坏了，生怕落了个“偷渡”的罪名，从此永世不得翻身。尽管他当时登上外轮是出于好奇，可是，“文革”正在轰轰烈烈的开展，这类事情一旦见诸于大字报，马上就会招来全厂的批判。

　　王洪文作为保卫科干事，负责处理廖祖康问题。因为廖祖康是造反派，又是他当年基干民兵连的“兵”，王洪文就把他悄然保了下来。

　　“救命”之恩，使廖祖康对王洪文感激万分，从此跟定王洪文，死保王洪文。

　　难怪，王洪文看中了廖祖康。何况，廖祖康头脑灵活，办事能力也强。于是，就从跑跑腿开始，成为王洪文的影子。不论王洪文日后如何升迁，他始终把廖祖康带在身边。

　　聂元梓成了上海的“保姆”

　　对于王洪文来说。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是个不平常的日子——他终于见到了他所崇拜的一个女人。

　　王洪文从写第一张大字报起，就模仿着她；到北京串连，也特地赶到北京大学，期望着见一见她。无奈，作为上海一家工厂的小小的造反队队长，在一个月以前，还不在她的眼中。

　　她，聂元梓，在北京已经红得发紫。受江青耳提面命，聂元梓和她的同伙、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年教师孙蓬一一起坐了软卧，于十一月二十日抵达上海。

　　尽管张春桥刚刚处理了安亭事件，忙得不亦乐乎，还是拨出时间，在“中央文革”驻沪记者站的小楼上，秘密会见了这个不平常的女人。

　　事先，江青在长途电话里，已经告诉张春桥：“我给你调来一门大炮，专轰上海市委！”

　　江青所说的“大炮”，便是聂元梓。

　　聂元梓此行，为的是打倒常溪萍。常溪萍此人，乃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中共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在北京大学进行“四清”（亦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他受上海市委派遣，出任北京大学“四清”工作队党委副书记。他在“四清”中，保过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与当时的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无梓结下深仇。

　　“文革”一开始，聂元梓等七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轰倒了陆平。她不止一次扬言，要找常溪萍算帐。

　　“从常溪萍身上，炸开上海市委的缺口！”张春桥见到聂元梓这门大炮，喜不自禁。

　　他到底不愧为“军师”，指点道，“在上海，你必须跟王洪文见一次面。他是‘工总司’的头头。你只有依靠‘工总司’的力量，才能在上海打胜仗……”就在聂元梓到达上海的第二天，她便与王洪文见面。

　　“久仰大名！久仰大名！”王洪文见了她，说的并非客套话，因为他确实对她“久仰”。

　　“哦，王‘司令’，认识你很高兴。”聂元梓一见面，便放炮了，“你们‘工总司’怎么只知道轰曹老头儿，不轰常溪萍？”

　　“就等你这门大炮来轰常溪萍啦！”王洪文道。

　　“你们上海的‘文革’，有一个很大的缺点。”聂元梓直言不讳。

　　“什么缺点？”王洪文连忙问道。

　　“你们工人造反派对学生运动重视不够！”聂元梓指点道，“你们应当联合上海的红卫兵，结成‘统一战线’，共同作战。这样，你们才会更有力量！”

　　“行。”王洪文点头道，“我们明天就和红卫兵联合召开大会，请你点火！”

　　“一言为定！”聂元梓爽快地说道。

　　果真，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二日，“工总司”和“红革会”（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上三司”、“炮司”等上海红卫兵组织在静安区体育馆，联合召开大会。

　　不可一世的女人——聂元梓，出现在主席台时，体育馆里响起狂热的掌声。在人们的眼里，她仿佛是“中央首长”一般。

　　当人们欢迎她讲话时，她马上走向话筒前，作了一番指点：“上海的运动，从安亭事件开始，有了起色。原先太‘温’了。不过，就现在的情况来说，也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第一，工人运动必须紧紧地和学生运动相结合；第二，必须集中力量打倒上海市委，首先是打倒常溪萍！”

　　难怪，这次会议之后，聂元梓在上海博得一个雅号，曰“保姆”！她那讲话的神态，她那讲话的口气，确实象一个保姆在那里数落着、开导着不懂事的孩子。

　　“如果我们要罢陈丕显、曹荻秋的官，中央同意吗？”会场里，居然有人提出如此这般的问题，把她当成了“中央”。

　　聂元梓大言不惭，竟然也就以“中央”的身份，加以答复：“现在的罢官，不是由中央来罢免，而是先由群众提出来。中央要罢谁的官，有这个意思，但不能讲出来。群众提出来了，中央就按照群众的要求，罢他的官。你们要罢陈丕显、曹荻秋的官，那就集中力量炮轰上海市委，打倒上海市委。中央会支持你们的！”

　　“保姆”的这番话，使上海的造反派茅塞顿开。

　　于是，在上海这个大舞台上，“工总司”刚刚上演了轰动全国的一幕——安亭事件，红卫兵就紧跟着上场了，上演了轰动全国的第二幕——《解放日报》事件……热热闹闹的第二幕的开场锣鼓，是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敲响的。

　　那天，上海文化广场人山人海，红卫兵云集那里。本来是举行“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上三司”）的成立大会，聂元梓以为成立大会应当是“誓师会”、“出师会”，临时改成了“批斗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大会”。

　　主席台上不见张春桥——他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午飞回北京了。聂元梓和王洪文肩并肩坐在主席台上。

　　“聂保姆”又一次成为大会的主角。她趾高气扬，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上海乱了几次，但是还没有真正乱起来。这一次我到上海来，就是要上海大乱。

　　乱，就是革命。乱而后治。不乱，就无法革命。现在，上海正在乱起来。这乱，乱得好。

　　要继续乱下去，大乱特乱。要乱掉上海市委的阵脚，要乱出个红彤彤的新上海！“

　　聂元梓在说了这番“乱论”之后，指着被迫到会的曹荻秋，骂骂咧咧起来：“上海市委是什么东西？上海市委跟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是一路货，都是反革命的！上海市委执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打倒上海市委，打倒曹荻秋……”坐在主席台上的王洪文，看到曹荻秋挨批，正洋洋得意，忽然有人附在他的耳边低语，他顿时大惊失色……“赤卫队”的崛起王洪文最担心后院起火。他的后院，果然起火了！

　　上海国棉十七厂毕竟是近万人的大厂。“永忠”队的力量固然强，“捍卫会”的力量也不弱。

　　就在“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告成立的时候，一支近两千人的游行队伍走出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大门，浩浩荡荡上街，从杨树浦朝着市区进发。工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