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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人，更兼推翻清廷的革命元老。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一成立，蔡先生就是教育总长，“德智体美劳”就是他提出来的。蔡先生到了北大担任校长，要改造北大，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你讲什么都行，只要有人听，你就有课堂。青年学生是爱听尊孔尊皇呢，还是民主科学呢？显然是民主科学。这样一来北大就变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基地。

北大在蔡元培任校长前，开校务会多半讲英语，预科教务会更是全部讲英语，不懂英语的中国教授像聋子一样坐在角落，痛苦万分。蔡元培先生到北大后，教务会发言一律改为国语。外国教授反对，蔡元培针锋相对地回答：假如我在贵国大学教书，是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开会时你们就讲中文？从此，大会发言，一律说国语。蔡元培任校长期间的北京大学，可谓“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新文化运动反对愚昧，愚昧是产生专制的唯一土壤，秦始皇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实行愚民政策，因为秦始皇懂得知识越多越反动。新文化运动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旧道德是指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传统道德，孔子真可怜，一会儿被人捧起来称为“大成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一会儿被扔到地下，踏上一万脚，永世不得翻身。

“在中国思想史上，1898年和1919年通常被认为是与儒家文化价值观决裂的两个分水岭。1898年的改良运动，是一部分接近皇帝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制度变革上的一次尝试。而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标志的彻底的‘新文化’思想运动，也被看成是对传统道德和社会秩序的一种攻击。后一运动的领导来自中国新近现代化的大学和中学。除了反对帝国主义之外，它的目的是建立一种清除了过去中国封建遗留物的科学和民主的新文化。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已明显地从对传统价值核心的怀疑，转向对它的彻底否定。”

引自《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月出版。

请说大白话

新文化运动，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胡适提倡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中国古代，文盲比较多，庶民好多读不了书，就是因为言文不一致，文化被少数人垄断。其实咱们老祖宗是非常聪明的，如果用白话文写东西，口语的变化是非常大的，后人可能就看不懂前人写的东西，文化的传承就断了。电视剧《最后的王爷》里说的很多都是老北京的土话，有些东西就听不懂了。所以老祖宗发明用文言文写文章，用白话作为日常交流用语，这样让文章千载流传下来，历朝历代都能看得明白。

朱元璋的圣旨就用大白话，充满当时的俚语俗言，而且非常口语化，读来饶有趣味。因为他没文化，或者他成心给老百姓写白话。下面这则圣旨，是朱元璋给户部下发的清查登记户口的指示：“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只是户口不明白哩。教中书省置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簿户帖，你每（们）户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着，与那百姓一个户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来了。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作军。比到其间，有司官吏隐瞒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百姓每（们）自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过，拿来作军。钦此。”这道有趣的圣旨，看来是朱元璋亲自写的。如果让身边的官员代拟，肯定是文绉绉的，不会如此直白。

这圣旨一念，老百姓都高兴了，这皇上跟我们说的话一样。古人写的那些笔记，也多是白话，道光召见大臣，正事说完了，跟皇帝聊天，聊了天后，把皇帝说的话给记下来：卿几刻进宫？家有几子？当未当差？就是咱们现在讲的上没上班。所以古人的言文不一致。

胡适先生认为言文应该一致，胡先生牛到什么程度？他本人是哲学博士，另外，一生获有35个荣誉博士学位。时间跨度从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至1959年。按学科分：法学24个，文学9个，人文学1个，不明学科1个；按国家和地区分：美国31个，加拿大2个，英国1个，香港1个。胡先生的博士学位有很多是名誉授予的，可是你要明白名誉博士要比你实际读下来的高，你都没有在我这儿念，我就给你一个博士，那就证明我认为你够格。剑桥大学授予金庸先生名誉博士，然后金庸还在那儿读博士，有人挺奇怪：你都是剑桥的名誉博士了，你还读什么？胡先生这么牛的一个人，他到北大去告诉大学生，我们要写白话文章，大学生们很反感。

倡导白话文

民国时候的大学生相当厉害。那时候初中毕业就算知识分子了，小学毕业，在街上写书信测字，你就能养活自己。胡先生去大学讲写白话文，底下学生举手，这个白话文啰唆，拍电报费钱。电报刚传入中国的时候一个字一两银子，那会儿当然不至于那么贵，但肯定也不便宜，电报按字数收费。比如说胡先生你妈死了，用文言文拍四个字：“母丧速归。”白话文多啰唆：“胡先生你母亲不幸去世，赶紧赶回来吧。”胡适一听这个也不生气，微微一笑，说现在就这样，有人请你们出山去做官，而你不愿意去，你们用文言，我用白话，咱看谁短。这一帮学生开始用文言文起草，最长一个孩子写了40多个字，最短的孩子是8个字：“才疏学浅，难堪大任。”胡先生的白话文只有5个字：我不干，谢谢。要是不讲礼貌的话，2个字就完了：不干。或者1个字：不！

人性本是复杂的，据说溥仪1921年在深宫安装第一部电话后，曾经给胡适打过一个电话，请胡适来宫里走走。胡适没过几天就去宫廷与溥仪会晤。胡适的这次出行，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因此指责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不应该去见废掉了的末代皇帝。而胡适则认为，他并不是见一位前朝皇帝，而只是见一个可怜的少年。事实上，胡适也免不了激动不已。在胡适见完溥仪的当晚，给溥仪的英文老师写过一封信：“我不得不承认，我很为这次召见所感动，我竟能在末代皇帝，历代伟大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面前，占有一席之地。”很难想象胡适先生与兼具末代皇帝、可怜小青年双重身份的溥仪之间，会有怎样一番对白。

到1922年，北洋政府下令中小学教科书开始采用白话文，这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我们今天阅读古籍非常困难。新文化运动后期，布尔什维克主义胜利，李大钊同志第一次举起了社会主义的大旗，旧民主主义革命史就此结束，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第四章　说不尽恩怨情仇（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

第1节　在那希望之后

青年学生的愤怒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五四运动。从国际上看，一战期间日美加紧侵略中国，中国反帝情绪高涨。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也是美日在华争霸的历史，美国和日本都想控制中国。其实最后美国成功了，1945年二战结束，美国完成了对中国的控制，当然4年以后这一切都完了。二战一结束，美国是抬中国压日本的，中国跟美国是盟国，二战一块儿打击过小日本，小日本在珍珠港祸害过人家，我们又没祸害人家。所以美国想让日本的工业停留在20世纪20年代的水平，让日本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高于遭它侵略的亚洲国家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结果到1948年看到国民政府大势已去，所以这个政策逐渐作罢。1949年4月南京解放，5月美国就停止了对日本的制裁，再加上后来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爆发，小日本很快就缓过劲来。另外，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指明了方向。

从国内背景看，军阀混战，人民苦不堪言。民族工业的发展使工人阶级队伍壮大。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促使先进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爱国热情高涨。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冲在最前面的都是青年学生，学生以拯救天下为己任，初生牛犊不怕虎，勇者无畏。也有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原因在里面。那到底是什么事把他们惹怒了，让他们上街游行呢？

只给希望，不给实惠

巴黎和会是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线。80年来中国第一次以战胜国的身份出席重要的国际会议，压抑了8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可算让我们当了一回战胜国。我们派了15万劳工去欧洲，本来想派军队参战，后来一想军队去了也是送死，干脆派劳工，在工厂里干活。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战胜国，要求收回德国在山东特权的合理要求，竟然被断然否决。就好比说我现在一个月工资500元，吃饭都吃不饱，突然电视上说寒假后老师的工资一个月涨到12000元，兴奋得我一寒假都没合眼。过完春节之后宣布，对不起没钱涨不了。我直接就送精神病医院了，弄不好就进八宝山。你要不给我这个希望，500块也凑合活了，还有300块的，咱认了。突然一下子你告诉我12000块，然后又说不算，这不是坑人吗？欧美列强答应给我们战胜国待遇，到时候不给，学生就怒了。

1919年1月18日至6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协约国）和战败国（同盟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史称“巴黎和会”。会议标榜建立和平，英国、法国、美国、日本、意大利等战胜国在会上分配战争赃物、重新瓜分世界。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游行示威，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等口号。军阀政府开始逮捕学生，学生闹事还不好办？学校开除你，你没办法了吧？你嚷嚷半天，逆反了半天，把你扔马路上你身上没有一分钱，你能干成个啥？所以学生的游行很快就被镇压了。

6月初，上海工人罢工，五四运动的中心由北京移到了上海，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这样一来，吓坏了政府。工人罢工可比学生罢课厉害，而且是长江流域，是在英美帝国主义的大本营上海。英美跟日本在争夺中国的问题上有矛盾，所以美国公使告诉美国外交官对五四运动的学生反抗要抱同情的态度。英美对北洋政府施压，要求给学生一个说法，不然工人都罢工了。北洋政府亲近英美，一看，大哥说话了，马上下令释放被捕学生，不在和约上签字。

真正是为了救国救民

五四爱国运动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目的全都达到了，五四运动堪称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成功且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这次爱国运动以青年学生为先锋、工人阶级为主力军，李大钊、陈独秀领导。李大钊、陈独秀这两位，是中共的创始人，这两位相当于咱们中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先生论学问没得说，大学教授，论人品没得说，论经济地位，人家那日子好到你无法想象。北洋时候的教授牛到什么程度？就跟现在香港的教授似的，你看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都是自个儿开车去，有专用停车位，在香港你要没车，你可以领低保。老师一个半月的工资就买一辆汽车。你要敢把这车开上街，这绝对是你经济地位的象征，一升油10。6港元，香港堵车跟北京有得拼。闹市区停半个小时上百港元，楼底下买一个专用停车位，三年100万港元，比这个车子值钱得多。所以香港有钱的人也是坐地铁上下班，那地铁挤得跟北京也有一比。香港有车的，也就是周末开到深圳牛一下。你看那些教授自己开着车上班，大学里都有专用停车位，一般教授一个月20多万港元，还有各种补贴，都到这种程度。民国时候的教授就这样，李大钊是北大图书馆主任，一个月大洋150块，这只是他的一份钱，他还有好几份活儿啊。

陈独秀一个月的进项能到多少钱？300多块大洋！300多块大洋是什么概念？北京城里买一套三合院200块大洋，他两个月工资三套房，鱼翅席一桌10个人8块钱，燕窝席一桌10个人12块钱，他一个月工资光吃燕窝席能吃几十顿，你现在一个月挣12万元，你去吃燕翅席能吃几顿？张国立演的《我这一辈子》里面，1块大洋能雇两辆洋车，拉着老婆孩子岳母到酒楼里，一大桌子菜，又有酒，再给拉回去，就1块大洋。那时候当兵的一个月是6块半，大街上转圈的巡警是7块，骆驼祥子估计2块都到不了，警察局局长是40块，小学老师是80块，小学校长最少是120块大洋，私立的可能更高。大洋绝对是硬通货，北大的国宝季羡林先生，22岁大学一毕业，在济南教语文一周10节课还不当班主任，160块大洋。所以他1935年到1945年在德国留学了10年，没有公费全是自费。工作那么几年，挣的钱能在德国待10年，你现在工作1年也就能在德国待10天，买什么东西折成人民币都得乘以10。可想而知，那会儿的教授多有钱。

马克思是律师，夫人燕妮是伯爵小姐，恩格斯家拥有整个特里尔城莱茵河两岸的工厂，这些人去推翻旧的社会制度，显然不是为了改善自身的生活，真正是为了救国救民。

第2节　一个“主义”

马克思主义到中国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作为革命的武器并不容易。近代中国人，不断地找寻一条能够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道路。农民起义，地主士大夫自省，资产阶级改良或是革命，几乎所有的努力都已经尝试，在建立民国后，政局依旧没有好转。

中国思想界几乎陷入了全面的混乱。鲁迅先生说过，拿来主义，西洋的东西不分良莠，都视作救命稻草，拿来就用，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探索中无计可施的选择。马克思主义这个外来的思想，如何得以在中国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被人信服，如何转换成斗争的武器？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似乎给探索中的中国人指明了一条新的出路。但实际上，“五四革命前后，在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当中，只有12人是无产阶级。其余的所有人都受过教育，而且有些还出身于相当富裕的小资产阶级。在地理上他们分散在北京（围绕杰出人物陈独秀和李大钊所在的北京大学）、上海（围绕创立于1923年的观点激进的上海大学和陈独秀在1919年—1920年帮助创建的工会组织）、武汉三镇（围绕中华大学及其附属高级中学，李汉俊与恽代英在那里任教）、长沙（围绕毛泽东、蔡和森与其他人组建的新民学会）、广州（围绕陈公博、谭平山与其他人在其中任教的一些学院）、广东的海丰、陆丰（围绕彭湃的农会组织）、内蒙古（容易到达苏联和北京）、陕西的榆林（围绕由李大钊的学生如魏野畴执教的师范学校）、成都（围绕吴玉章和恽代英任教的高等师范学校），许多在日本、法国、俄国的中国留学生在那里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影响。思想影响的源头主要是北京（通过广为流传的杂志《新青年》），再加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和考茨基着作的日文译本，以及在法留学生同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的接触”。

十月革命指1917年11月7日，俄国工农兵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人类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革命。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月出版。

对于马克思主义重要着作的翻译，是了解、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环节。中国第一次出现马克思之名是在1899年2月，《万国公报》刊载了由李提摩太译、中国教士蔡尔康撰的《大同学》，此文介绍了马克思与恩格斯。此后，两人的名字逐渐见于报端。

大体来说，五四运动之前，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译介者和传播者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出于不同的政治需要有选择地引入。十月革命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系统地推出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推介、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以《新青年》为阵地。马克思主义的《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等着作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建党定任务

中国新旧民主革命目标一致，都是以反帝、反封建为目的，而最大的区别在于领导阶级不同。旧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在五四运动期间登上历史舞台，他们需要有自己的政党，这就是中国共产党。

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各地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为中共成立作了组织上的准备。南有陈独秀，北有李大钊，这两位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此前，1920年夏，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随后，共产主义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