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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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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说:“陈炯明身材魁梧,仪表非凡,但是他有一个最大的缺点,便是他总不正眼看人。和我谈话时,他远远地目光斜视,殊欠正派。孟子说‘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大概便是如此。”
1923年,李宗仁初识白崇禧。白给李留下的印象是“彬彬有礼,头脑清楚,见解卓越”。
北伐期间,蒋介石约李宗仁到前线视察。当时战况正酣。李宗仁因蒋介石没有当过下级军官,未曾亲上前线一尝炮火轰击,担心他会被四周的枪林弹雨吓着。他们走到城边,流弹在左右飕飕横飞。这时李宗仁默默观察,见蒋介石极为镇定,态度从容,颇具主帅风度。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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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侃讲课时常抑扬顿挫地吟诵诗章,引得学生也跟着唱和,这声调被北大学生称为“黄调”。
冯友兰把人生哲学划为多重境界。西南联大时,某日冯去上课,路上碰见金岳霖,当时冯不过四十多岁,蓄有长髯,穿长袍,有道家风范,金笑问:“芝生(冯友兰字芝生),到什么境界了?”冯答:“到了天地境界了。”
抗战胜利后,周作人被关进南京老虎桥监狱。黄裳曾作为记者去狱中探访,随后著文写道:“我在窗外看见一位狱吏带了一个老头儿来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周作人,不过在印象中,是早已有了一个影子了的,现在看着‘正身’,大抵差不多。他穿了府绸短衬裤,浅蓝袜子,青布鞋。光头,消瘦,右面庞上有老人当有的瘢痕,寸许的短须灰白间杂,金丝眼镜(这是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的‘唯一’的一副金器,三十年前的老样子)。”
1946年,郭沫若曾出游南京。一日正和一群人逛玄武湖,见张申府独自从湖边道上走来,郭后来写道:“他显得那么孤单,但也似乎潇洒。浅蓝色的绸衫,白哔叽的西装裤,白皮鞋,白草帽,手里一把折扇,有点旧式诗人的风度。”随后又写道:“我心里暗暗佩服,他毕竟是搞哲学的人,喜欢孤独。假使是我,我决不会一个人来;一个人来,我可能跳进湖里面去淹死。但淹死的不是我,而是那个孤独。忽然又憬悟到,屈原为什么要跳进汨罗江的原因。他不是把孤独淹死了,而一直活到现在的吗?”
吴昌硕个矮,晚年成一小老头,头上盘着一个发髻,无须,有道士风貌,故自治一印曰“无须道士”。
冯友兰每次上课前,都面无表情地坐在讲台后,呆望学生数分钟后,才开始上课,脸上也逐渐露出笑容。
李叔同出家前,走路的脚步很重。他在浙江第一师范的同事和邻居姜丹书回忆说:“(李叔同)每走过余室时,不必见其人,只须远闻其脚步声,而知其人姗姗来矣。”
1932年4月27日,夏承焘去杭州顾颉刚家拜访,他对顾的印象是:“肃客殷勤,姁姁如老妪。谈吐朴讷,尤觉悃愊可亲。”
潘光旦只有一条腿,但他并不因此自卑乃至自闭,反而常以自身的缺陷逗闷子,例如他说:“对于孔老夫子,鄙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哦,对不起,应该是四体投地。”
经亨颐任浙江第一师范校长时,曹聚仁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五四运动前后,经校长经常给学生讲时事,每提到曹汝霖,总说成“曹聚仁”,引起学生哄堂大笑。经亨颐个子很高,说话很慢。曹聚仁说:“我看到戴高乐的照片,不禁想起这位校长来。”
张宗昌督鲁时,一次到济南大明湖、趵突泉、千佛山这三处名胜观光游玩,在大明湖,随从为他讲了刘鹗、杜甫等对济南风光的评价,张宗昌问:“杜甫是谁?他会打炮么?”
侦探小说作家程小青身上颇有些“异类”的成分,他的朋友徐碧波说:“程小青,性豪放,能言善辩,擅排难解纷,躯干很高,双目炯炯有神,不拘行迹,嗜膻腥,常在市集摊子边长凳上坐喝羊肚汤。某日到他家里,见他上装穿一件黄色制服,胸前一排黄铜纽扣,刻有铁路图案,问他往年是不是做过某车站员工?他笑答:‘昨日方从估衣店中买来的。’其边幅不修,竟是这样的。”
北大教授刘师培住北京西单大同公寓时,一次朋友去看他,他正吃饭,满嘴乌黑。原来他吃饭时看书过于专注,一手持书,一手拿着馒头。本来是用馒头蘸菜汤,却蘸上了墨汁,刘竟浑然不知。
版本学家赵万里剃光头,穿蓝布大褂、布鞋,外表木讷,看上去就像个书铺的伙计。其实一接触即能发觉他十分健谈,十分精明干练,也十分精力充沛。
蒋、冯、阎大战前,冯在一次军事会议上握着孙殿英的手说:“殿英老弟,你的革命精神我很佩服!咱们是好朋友,好同志!在反对满清这一点,我干的是活的(逐溥仪出宫),你干的是死的(东陵盗墓)。”
关颂涛是协和医院外科医生,满族。关在医院只说英语,不说汉语。但在生活中是一个地道的老北京,一口京腔,旗人派头。他穿着洋服见了长辈,打个千,一垂手,一屈腿,尽显京味。
梁启超居天津时,一次其夫人得病,托人从北京请来名医萧龙友,管接送并包食宿。看病后梁大笔一挥:“礼金大洋贰佰元正。”
陈寅恪在清华任教时,一次在侄子陈封雄陪伴下到西单一家西药店买胃药。药品都为洋货,店员取出几种,有德国货、美国货和日本货,没有中文说明书。陈寅恪将每种药药瓶上的说明及盒内说明书都仔细看过后,选购了一种。店员见状,以为陈寅恪是精神病患者,陈封雄忙解释:“他懂各国洋文。”店员及顾客皆抱以奇怪的目光。
抗战期间,画家陆维钊避居上海友人家,适有挂号信寄到,身边无私章,他便找了块石头用裁纸刀现刻了一枚。陆后来成为名画家,这枚印章却没有被他舍弃。
林语堂任教东吴大学时,一次给新生上课,他带着一大包花生进教室,和学生边吃边聊,说:“花生米又叫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诸君长生不老!”
林语堂享有“幽默”一词的发明权,鲁迅却说:“林语堂是最不懂幽默的!”
九一八事变后,何香凝送给蒋介石一套女人衣服,以示对其不抵抗的抗议;一·二八事变后又送了一套;《何梅协定》签订后再送一套。杨虎城出洋前,去何家拜访,当时已及热天,何香凝仍穿一件长袖的旧褂子,她对杨虎城说:“我把自己的衣服都送给蒋介石了。”
臧克家成名后,一次在友人余心清家遇见国民党元老李烈钧,余向李介绍说:“这是新诗人臧克家。”李是个大胖子,此时坐在藤椅上闭目点头:“唔,唔,大狗叫,小狗跳跳。”臧克家心里窝火,后来对余说:“以后对不懂新诗的人,千万不要再做介绍了。”
徐曾这样描述留法归国的刘半农:“他不是有一个善笑的脸,或者是在法国太用功吧?他的表情是缺少法国人之俏皮。在北河沿畔,他常常抽着雪茄烟;黑帽子遮去了脸,静悄悄地坐着包车或者慢慢地走过。当我在黄昏遇到他的时候,我常想起康德被人叫做时钟的故事,他是像个德国式的学者。”
巴金夫人陈蕴珍(后更名萧珊)是西南联大毕业,曾听金岳霖讲逻辑,感觉很枯燥,便问金岳霖:“您为什么要搞逻辑?”金答:“我觉得它很好玩。”
1932年,章太炎到北京大学国学门讲学。当时章已满头白发,穿绸布大褂,由弟子马幼渔、钱玄同等五六人陪着登上讲台。他向下一望,便讲了起来,满口浙江余杭话,嬉笑怒骂贯穿其间。章的这番讲课,由刘半农翻译,钱玄同负责板书。
当年,某北大毕业生数次去找周作人谋职,第三次去时,周正待客,被门房挡驾。该学生疑为周推托不见,怒火中烧,便站在门口大骂一气。几天后,他被告知去某处上班。有人问周,他这样大骂,为什么还要用他呢?周说,到别人门口骂人,这是多么难的事情,太值得同情了。
温源宁是北大西语系教授,平时不说汉语。张中行说他的语调“说是上层味也许还不够,是带有古典味”。其夫人是个华侨阔小姐,有汽车,但温从来不坐,遇风雨天要出门,其妻让他坐汽车,他总是道谢后仍坐人力车去学校。
顾颉刚是燕京大学教授,但口才不行。讲课时总是意多而言语跟不上,一急就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疾书,速度快且字迹清晰。
1934年初,刘半农初见冰心,他在日记中称她“大有老太婆气概矣”。而冰心后来的朋友季羡林在清华读书时,曾去旁听冰心的课,他在日记里写道:“冰心先生当时不过三十二三岁,头上梳着一个信基督教的妇女王玛丽张玛丽之流常梳的髻,盘在后脑勺上,满面冰霜,不露一丝笑意,一登上讲台,便发出狮子吼:‘凡不选本课的学生,统统出去!’我们相视一笑,伸伸舌头,立即弃甲兵而逃。”
北大教授、明清史专家孟森讲课时手持讲义,拇指插在讲义中间,然后照本宣科,从来不看台下。下课铃响后,他把讲义合上,拇指仍然插在中间,转身就走。他的这个讲义后来确实用《明清史讲义》的名义出书,成为业内学者绕不过去的名著。
弘一法师一次去丰子恺家,落座前将藤椅轻轻晃动几下,然后慢慢坐下,丰不解其意,弘一法师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动,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
林损在北大当教授时岁数不大,因而有些恃才傲物,常借着酒劲出怪语。一次周作人问他:“林先生这学期开什么课?”他答:“唐诗。”又问:“准备讲哪些人?”答:“陶渊明。”
余叔岩自己唱戏,却看不起唱戏的。他有个女儿,成年后一有人来提亲,他便说:“如果是咱们梨园行,就不必提了。”
田汉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教书时,一天拉着几个同事去小酒馆喝酒。席间有人表示不会喝酒,田汉说:“哪有文人不喝酒呢?”
1924年暑假,蒋廷黻曾与鲁迅等同去陕西讲学,他后来谈及对鲁迅的印象时说:“他有点瘸,走起路来慢吞吞的。他和我们相处不仅很客气,甚至可以说有点胆怯。”
傅东华在陈望道的婚宴上自我介绍说:“我叫傅东华,我在北平有一座城门,题作东华门,你们进城以后,别忘记住我的东华旅馆;在旅馆里闲着无事,却不妨翻一翻我编的《十一朝东华录》。”
民初,戴季陶一度想到美国留学,托蒋梦麟向孙中山请求。孙中山说:“老了,还读什么书。”蒋梦麟据实转告戴季陶,戴便直接找孙中山请求。孙中山说:“好,好,你去。”边说边拉开抽屉,拿出一块银洋给戴季陶说:“这你拿去做学费吧。”戴季陶说:“先生和我开玩笑吧?”孙中山说:“不,你到虹口去看场电影好了。”
乔大壮执教台大时,一女生见其面容憔悴,拿来一只家里养的鸡,要工友做给乔吃,乔说:“我是不杀生的,拿回去,寄养你家,给它个名字,就叫乔大壮吧。”
抗战时期,一次西南联大在广场上开文艺晚会,几千听众在草坪上随意地席地而坐。朱自清在晚会上讲“五四以来的散文”。他说:“什么是散文呢?像诸位这样地坐法就是散文的做法了。”
西方学界有一个说法:“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以不看辜鸿铭。”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到北京访问辜鸿铭,问辜如此高才,为何不问世事,辜的英文说得很快,对方的思维跟不上,辜鸿铭便用手指蘸着唾液在桌子上写了一连串的“老”字。北大西语系主任温源宁在《辜鸿铭先生》一文内写道:“一个鼓吹君主主义的造反派,一个以礼教为人生哲学的浪漫派,一个夸耀自己的努力标志(辫子)的独裁者,就是这种自相矛盾,使辜鸿铭成了现代中国最有趣的人物之一。”
辜鸿铭一次出席一个宴会,座中皆社会名流或政界人物,一外国记者问辜:“中国国内政局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辜鸿铭答:“有,法子很简单,把现在在座的这些政客和官僚,拉出去枪决掉,中国政局就会安定些。”
张中行说:学者孙楷第“人清瘦,总是像大病初愈的样子”,“我个人的感觉,是有学问,像是也不想学问以外的事情……不止一次,我听见他一边走一边吟诗”。“凡事都会有得失两面,博而精,考证有大成就,是得的一面。还有失的一面,是容易成为书呆子。从20年代后期我认识孙先生的时候起,到80年代前期我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时候止,我的印象,除去书和他专精的学问以外,他像是什么也不想,甚至什么也不知道。”
章克标说,郭沫若“有点驼背弯腰,眼睛也有毛病,而且耳朵半聋”。
一次,吴稚晖和王璞为国音字母的事相互争执,王璞气极了,拍桌子大骂:“王八蛋!”吴稚晖慢慢站起来说:“鄙人不姓王。”
熊希龄和熊佛西在北平的住处相距不远。某大学欲请熊佛西去讲戏剧,请柬却递到了熊希龄家。届时熊希龄到场,校方问他讲题是什么,他答:幼稚教育。满堂哗然,熊希龄马上明白过来,对学生说:“搅错了,你们要请的是熊佛西,不是我这个老头子,我去替你们请来罢。”
民国初年,黄远生在北京兼任《申报》特派员。他常去八大胡同吃花酒打麻将,在鬼混中把具有远见深思的政治通讯和评论写在花笺上。
一次清华开师生同乐会,赵元任表演“全国旅行”:从北京沿京汉铁路南下,折入山西、陕西,东出潼关,再由河南至湖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江西、福建、浙江、江苏、安徽、山东,跨渤海到东三省,最后入关回京。沿途每“抵”一地,他都操当地土话介绍名胜古迹及土特产。这一圈转下来,说了将近一小时,不时引发哄堂大笑。
1928年后,一次张继到清华视察,并在大礼堂演讲。他说:清华有这么考究的房子,这样好的设备,一年花这么多钱,却没造就出一个有用人才,试看,我们的中央委员中,各部部长中,有哪个是从清华毕业的?张讲完后,清华学生会主席张人杰即起立接着张继的话茬说:“听了张主任的训话,我们有一个疑问,不知所指的人才,是按什么标准?如果按学识、专长和成果来说,清华的毕业生中,却不能说没有。就连孙中山先生陵墓的建筑图案,不也是清华毕业生设计的么!如果人才是指党棍和官僚,清华的确一个也没有。”
1929年陕西大旱,《大公报》发起募捐赈灾活动,报社编辑徐铸成被派到营业部帮助收款。某日,来了一个瘦高老头,小胡子,袍子马褂,腰板直挺,臂上挂着手杖。他进门后掏出20元钱,让徐铸成登记。徐认出此人乃大名鼎鼎的郑孝胥,便装不认识,请教其姓名,对方用浓重的福建口音做答,徐仍装听不清楚,抽出一张纸请其留名,哪知郑孝胥惜墨如金,也很狡诈,掏出一张名片留下,随即出门登车离去。
梁实秋说:“我数十年来奔走四方,遇见的人也不算少,但是还没见到一个人比徐志摩更讨人喜欢。”他还回忆说:“有一天志摩到我的霞飞路寓所来看我,看到桌上有散乱的围棋残局,便要求和我对阵,他的棋力比我高,下子飞快,撒豆成兵一般,常使我穷于应付。下至中盘,大势已定,他便托故离席,不计胜负。”
1940年1月,梁实秋参加国民参政会华北视察慰劳团,访问了五个战区七个集团军的司令部。张自忠将军的33集团军司令部安在湖北襄樊和当阳之间一个叫快活铺的小镇上。张的寝室仅一床一桌,四壁萧然。梁实秋说:“我们访问过多少个司令部,无论是后方的或是临近前线的,没有一个在简单朴素上能比得过这一个。”“张将军本人却更简单。他有一个高高大大的身躯,不愧为北方之强汉,微胖,推光头,脸上刮得光净;颜色略带苍白,穿普通的灰布棉军服,没有任何官阶标识。他不健谈,更不善应酬,可是眉宇之间自有一股沉着坚毅之气,不是英才勃发,是温恭蕴藉的那一类。他见了我们只在闲道家常,对于政治军事一字不提。”
闻一多是艺术家,懒于在日常琐事上操心。当年他的鞋穿破了,便先试穿厨师的鞋,再让厨师代他去买。梁实秋说,闻一多“孩子一大堆,流鼻涕的比不流鼻涕的为数较多”。闻平时讲课常夹杂“呵呵……”的声音,一次他从教室前走过,看见黑板上写着一首打油诗:“闻一多,闻一多,你一个月拿四百多,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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