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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的儿子盛老三日伪时期附逆，本来就家底丰厚，此时运销鸦片，逆产已无法计算。他在上海有十几处住宅。所用痰盂，都是以纯金制成的，其他如烟具、烟灰缸、高脚盆乃至挂在走廊上的鸟笼子，也都是金的。有人认为，盛老三享用之奢侈，是那些汪伪巨奸所望尘莫及的。抗战胜利后，盛家被抄，逆产清册达128页。其中有一只白金镶成的九角形大钻别针，当中镶着28克拉大钻一粒，周围镶有重约15克拉的小钻160粒。

何应钦夫妇无子女。他在南京、上海、无锡、贵阳、重庆等地都有豪宅。他的存款数外人自然无从知道，但抗战胜利后，南京某报纸曾发表一个“国府要人财产比较表”，将何列为仅次于宋子文的第二位，此消息虽难说是实情，但至少不离大谱。

刘峙多年搜刮所得，虽无具体数目，但他在汉口买下两个大里弄，在南京也买了一条胡同。合计近千间房子，其家当大体可估。

胡宗南曾说：“要钱干什么？我平生不爱钱，身上从不带钱，箱子里也从不放钱。”

汤恩伯家里不置产业，在各大都市不买洋房，国内外各大商埠也没有他的企业。他在当了两任师长、一任军长后，银行存款有80万元。当时法币还处在稳定时期，有属下建议他取出来活动，汤表示有钱应存在国家银行流通，不准提取。他常说：“孙中山死了，并没有要他家里拿钱去埋他。”

康有为晚年，过着“钟鸣鼎食”的日子。康公馆光是大米平均每四天就要吃掉一石（176斤）。康家仆役每天采购日用品、副食品多用汽车运输，每月单伙食费就要花费400银元以上。康有为不断与外界联系，时常“通电”对国事表态，据说电报费每年可达上千银元。再加上婚丧喜庆应酬费等等，总开支平均每月2000银元左右。康有为55岁以后在上海和江南生活的14年间，每年花费不下两万银元。

民国初年，蒋介石混迹上海滩，娶姚怡诚为侧室，成天在外花天酒地。蒋家雇了一个厨子，一个当差，一个女佣，但工资常发不出来，他们的日常生活往往靠来客赏赐维持。许崇智每次去蒋宅，必赏茶包50元。此外又找一些朋友去打牌，由姚怡诚抽头，平均分给三人用。蒋当时的朋友中，以张静江最富有，是湖州南浔四大豪门之一。蒋在上海活动的经费及生活费，都仰仗张静江供给。据说由蒋经手向张陆续支用的钱达十余万之多。

郑伯昭是上海滩的大买办，但生性吝啬，就喜欢用算盘算账，属于一毛不拔的典型。但他也有另一面。郑有六男四女，他把其中的两个儿子送到剑桥大学读书，归国时，从欧洲运回各式各样的汽车，郑家搁汽车的地方一度被人说成是汽车展厅。郑本人也坐着当时最名贵的Rolls　Royce（劳斯莱斯）牌轿车。郑家有私人游泳池。英美烟草公司举行盛大宴会时，郑的妻子有时也出席，帽饰上嵌着两粒蚕豆大的钻石，不少洋人的女眷都看了发愣。郑的儿子们还养着几十条狼狗，雇专人做狗馒头，每天要吃进去几十斤牛肉，解放前夕，这批狗被主人包了一架飞机运往香港。

1948年夏秋之间，蒋经国在上海督导经济。9月11日，蒋曾传讯周作民，要其交代所藏外汇数目。周答：“我个人没有外汇，我从事金城银行工作几十年，除在上海、北平有三处房地产及一些银行股票外，个人向来不做外汇买卖，也不积存外汇，仅有美金三五千元。”

张伯驹的父亲去世后，遗有50万元的盐业银行股票。张将其中30万元给天津家用，另20万元留北平家用，他用这笔钱买了宋元字画，以后又向盐业银行陆续透支40万元收藏字画。战后，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张伯驹便很轻快地还上了这笔欠账。

1934年1月11日，闻一多在一封写给友人饶子离的信中述及自己的生活：“四个孩子的家庭已经够我受的了，再加上每月给家里寄四十元，给岳家寄三十元，而岳家的境况更是一言难尽，我若不寄钱去，一家人就得饿饭——真正饿饭……总之我自己虽困难，守着这三百四十元的事挨下去，总算是一条生路。”

陈学昭1922年入上海爱国女学读书，同学中不乏有钱人家的女儿，如一个京剧名角的两个妹妹，大资本家虞洽卿的女儿等，她们上学放学，都是小汽车接送。

抗战胜利后，作家黄谷柳到香港谋生，一家六口在九龙联合道租了一间不及4平方米的小屋，只摆了张床，没有桌椅。刚出生不久的小女儿不时哭啼，…》小说下栽＋。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