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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诡事录(风华)-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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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白居易诗名天下皆知，江州刺史对他非常照顾，所以白居易虽官为司马，但实际上是非常闲的。他常一人独上庐山，那里有著名的东林寺。白居易在山上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别墅。幽谷花树间，白居易访僧问道，流连忘返，“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但实际上，诗人仍意气难平，在与妻兄《与杨虞卿书》中，他这样写道：“（武元衡被刺后）皆曰：丞郎、给舍、谏官、御史尚未论请，而赞善大夫反忧国之甚也？仆闻此语，退而思之：赞善大夫诚贱冗耳！”
转年秋天的一个傍晚，白居易于江边送客，萧瑟秋风抚过，诗人感到一丝人生的寒冷。然后他就看到那传来凄美琵琶声的小船，《长恨歌》之外的另一首杰作《琵琶行》由此诞生。在这里，不想去说诗歌本身的艺术价值，而只想靠近诗人那一夜的心境。对他来说，那一夜即一生。而那一夜的心境，又可以用《琵琶行》中的两句说清：“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在这个夜晚，他这样的士人，与一个流浪的琵琶女，有什么不同？诗人另一种人生的大幕，似乎已经在江州悄悄拉开一角。
贬官前，白居易刚直激切，勇于言事，深得东汉士风；贬官后，趋向于独善其身，“世事从今口不言”。后来的白居易，在长安与外地的仕途间辗转，最终在东都洛阳做了闲官，跟裴度、刘禹锡诗酒相酬，野游夜宴，一心一意地实践着自己的“中隐”哲学。大隐隐于长安的朝廷，小隐于这个国家的山野，中隐则指的是做京城之外的闲官。
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的三月初三，在洛阳，白居易、裴度、刘禹锡等十五位名士，模仿东晋的兰亭雅会，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春宴。“河南尹李待价将禊于洛滨，前一日启留守裴令公（裴度）。公明日召太子少傅白居易，太子宾客萧籍、李仍叔、刘禹锡，中书舍人郑居等十五人合宴于舟中。自晨及暮，前水嬉而后妓乐，左笔砚而右壶觞，望之若仙，观者如堵……”
盛唐造就了李白，“安史之乱”成全了杜甫。但从士人心灵史的角度看，给后世影响最大的唐朝士人是白居易。他既是“中隐”概念的最初阐释者和实践者，又是儒、佛、道三教合一的先驱。他按自己的意愿和方式度过了后半生。
但白居易仍有自己的底线，坚持着自己的人生意志。在中晚唐绵延四十年的“牛李党争”中，白居易没有投入哪一方阵营，哪怕他是“牛党”主力杨虞卿的妹夫，哪怕他常与牛僧孺唱和，哪怕他最亲密的朋友元稹站在了“李党”一边，哪怕始终厌恶他的李德裕把他的诗篇扔掉。当两党成员为扳倒对方而纷纷亲近专权的宦官时，白居易依旧不为所动地坚持着自己独立的人格。《新唐书》对他的最终评价是“完节自高”，这非常准确。
唐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白居易七十岁，以刑部尚书致仕，正式退休。白居易退休那一年，挚友刘禹锡离开了这个世界，密友元稹多年前就不在了。前几年，同居洛阳的老上级裴度也去世了。看不上自己的李德裕还在，唐武宗即位后深得信赖，回长安做了宰相。在他的铁腕治理下，不敢说回到盛唐时代，但跟宪宗时的“元和中兴”有些相似了。白居易在失落中有些欣慰，那些都是他曾经的梦啊。
朋友们一个个地离开这纷繁险恶的人间，是什么支撑白居易继续走下去？“栖心释梵，浪迹老庄”。
始于儒，中于道，终于释。
晚年的白居易，经常流连在洛阳的群山中。
看一下唐人康骈笔下晚年的白居易：“白尚书为少傅，分务洛师，情兴高逸，每有云泉胜境，靡不追游。常以诗酒为娱。因著《醉吟先生传》以叙。卢尚书简辞有别墅，近枕伊水，亭榭清峻。方冬，与群从子侄同游，倚栏眺玩嵩洛。俄而霰雪微下，情兴益高，因话廉察金陵，常记江南烟水，每见居人以叶舟浮泛，就食菰米鲈鱼。近来思之，如在心目。良久，忽见二人衣蓑笠，循岸而来，牵引水乡篷艇，船头覆青幕，中有白衣人，与衲僧偶坐。船后有小灶，安桐甑而炊，卯角仆烹鱼煮茗。溯流过于槛前，闻舟中吟啸方甚。卢抚掌惊叹，莫知谁氏。使人从而问之，乃曰：‘白傅与僧佛光，同自建春门往香山精舍。’其后每遇亲友，无不话之，以为高逸之情，莫能及矣。”
说的是，工部尚书卢简辞，在洛阳伊水边有别墅，此年冬天落雪之际，与家人登亭远眺，忽见清寒的水上，有小舟一艘，上有一人着白衣，与高僧闲坐，神姿高逸，或烹鱼煮茗，或吟诗长啸，舟过卢家别墅时，简辞叫人打问是谁，回禀道：是白居易先生，正往香山寺去。
卢简辞追羡良久，以后逢人就说所见的这一幕。这是现场目击者眼里晚年白居易的最真实写照。
作为一个佛教的接受者，白居易喜佛而不妄佛，只是把佛禅（包括老庄之道）作为自己心灵的补充，在这个过程中去获得庄、禅悠然自得之乐，从而开辟了两宋士大夫的心灵之路。中国士人的心灵步伐止于白居易。因为白之后的士人在心灵上没拿出更新的东西。至于被我们认为的士之完人苏轼，在内心轨迹上所追寻的也正是白居易之路。
白居易虽闲居洛阳，但在诗坛上的影响力却越来越大，全面超过了同时代的其他诗人。无论帝国哪个阶层的人，出口都能背诵白居易的诗。作为一个诗人，还有什么比这更叫人高兴的呢？会昌六年（公元846年，此时武宗死，宣宗即位，还没改年号），七十五岁的白居易病逝于洛阳。朝廷赠尚书右仆射。诗人一去，唐朝诗坛空了半边。白居易作何想法？还好，为他写墓志铭的人叫李商隐。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这是白居易的《问刘十九》，一首小令。可是，也许就在这短短的行间，包含了他一生的梦想、痛苦、欢愉和叹息。唐宣宗即位之初，有意起用闲居洛阳的白居易为宰相。但诏书还没发出去，白居易去世的消息就传来了。宣宗伤感不已，提笔写下《吊白居易》：“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双鱼座李白，水瓶座杜甫
古代文人成名何其难！在没现代传媒的情况下，靠着毛笔在纸上写诗文的他们，通过口口相传，仍能“名播海内”，可见优秀到什么地步。李白就是这样的人物。当然，杜甫也是。但在生前，跟李白比，他的名气差多了。
唐玄宗天宝三年（公元744年），李白和杜甫相遇于东都洛阳。
后来人们对此有至高的评价，认为这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令人心跳的相遇。一个被称为诗仙，一个马上称为诗圣，一仙一圣的碰撞，太激动人心了。于是就说，李白和杜甫惺惺相惜，从此结下深厚的友谊。
真的是这样吗？
年岁小的杜甫对李白的无限景仰是真的，他一生中写了很多诗献给李白，比如《饮中八仙歌》《赠李白》《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春日忆李白》《冬日有怀李白》《梦李白》《天末怀李白》等等。
李白呢？
似心不在焉，写给杜甫的诗寥寥可数：《戏赠杜甫》《沙丘城下寄杜甫》《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戏赠杜甫》中还把杜甫轻嘲一番：“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
不过，《酉阳杂俎》独家披露了李白写给杜甫的第四首诗：李白名播海内，玄宗于便殿召见，神气高朗，轩轩然若霞举。上不觉亡万乘之尊，因命纳屦，白遂展足与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势，遽为脱之。及出，上指白谓力士曰：“此人固穷相。”白前后三拟词选，不如意，悉焚之，唯留《恨赋》《别赋》。及禄山反，制《胡无人》，言：“太白入月敌可摧。”及禄山死，太白蚀月。众言李白唯戏杜考功“饭颗山头”之句，成式偶见李白祠亭上《宴别杜考功》诗，今录首尾曰：“我觉秋兴逸，谁言秋兴悲？山将落日去，水共晴空宜。”“烟归碧海夕，雁度青天时。相失各万里，茫然空尔思。”
故事有两个看点：一是放旷不羁的李白叫高力士为他脱靴子；二是李白与杜甫的关系问题。关于高力士为李白脱靴子这件轶闻，只见于《酉阳杂俎》，后被人广泛引用。但最令人关心的还是李杜的关系。
按段成式自述，他偶然在李白祠亭上见到一首《宴别杜考功》，首尾句如下：“我觉秋兴逸，谁言秋兴悲？山将落日去，水共晴空宜。”“烟归碧海夕，雁度青天时。相失各万里，茫然空尔思。”但即使加上这一首诗，也不过四首而已。何况，南宋学者洪迈认为《戏赠杜甫》一诗并非李白所写，而是好事者为之。他甚至认为《宴别杜考功》中的“杜考功”也不是杜甫。那么，按洪迈的判断，李白只给杜甫写过两首诗。
但无论是四首，还是两首，区别是不大的，都可以说明，李白对杜甫也就那么回事儿，而并非像后世研究者意淫的那样两个人到了挚友的地步。李白很少给杜甫写诗，而且诗中看不出太多的真情，或者说不怎么愿意搭理杜甫，大约有几个原因：一跟杜甫还没有成名有直接关系。但这跟见人下菜碟没什么关系；二跟李白的性格有关。孤傲洒脱如李白，总是不会叽叽歪歪地给一个人写诗玩；三是二人关系真的很一般。在李白心中杜甫也就是个一般人儿，他们的友情远比不上李白和王昌龄。当王昌龄被贬西南时，李白饱含真情地写下“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当然，也有人说，李白还是给杜甫写了不少诗的，但“安史之乱”中遗失了。但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关于李白和杜甫关系的真相，不能因为杜甫在《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中写有“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这样的句子，就认定二人情同手足。在很大程度上，这只是杜甫的一厢情愿。
李白和杜甫的关系，说到底是明星和粉丝的关系。
以李白的性格，会真正喜欢上无论是性情还是诗情都比较闷的杜甫吗？可能性不大。也有人说，两个人的性格正好互补啊。我告诉你，无论在友情上，还是在爱情上，这种所谓互补都是貌似有理的扯淡话。对李白来说，他所倾心交往的，更多是王昌龄那样的诗情豪迈之人。
如果稍微八卦一点，可以从星座的角度考察一下两个人的关系。
李白是双鱼座，阳历2月28日生日（公元701年阴历正月十六生于四川江油，所谓出生于中亚碎叶城不实），和白居易、王维是同一天。三个桂冠诗人同一天出生，这本身就是个奇迹。接着说杜甫。老杜生日是唐玄宗先天元年（公元712年）阴历正月初一，也就是当年春节，对照万年历换算，公元712年春节，是阳历的2月12日，也就是水瓶座。
很多人会说，李白像双鱼座，但杜甫实在不像水瓶座啊。按史上记载，综合分析老杜的性格，只能是个土象星座，比如摩羯、处女、金牛啥的，怎么可能是风象的水瓶呢？但别忘了，我们说的星座指太阳星座，但真正决定一个人性格的，往往是上升星座（一个人潜意识里想成为的那种人）。
查上升星座就需要动用星盘。但这也不是很难，知道出生地点和时间就可以了。杜甫原籍湖北襄阳，出生在河南巩县，今天的巩义市。按《本事诗》记载，杜甫出生在午时之初，即临近中午的十一点多。由此去查，会发现杜甫的上升星座恰恰是土象的金牛座。李白呢，不但太阳星座是双鱼，上升星座也是双鱼——当日卯末出生，即早上临近七点。
从诗风上分析一下。
双鱼当然以浪漫为主打，想象力在十二星座里最发达，这也确实是李白的诗风。水瓶以冷静犀利著称，惯于剖析现实，跟杜甫切合。在性格方面，水瓶看似新潮，实则保守。金牛更是如此。
这时候，可以看一下双鱼和水瓶（金牛）的关系了。
友谊上，水瓶对双鱼来说是可有可无的，好比饭后甜点；而双鱼对水瓶来说，更多如主食，认定了会交往一辈子。在某些时候，双鱼也许是欣赏水瓶的，但总的来说在内心并不认同。至于双鱼和金牛就更合不来了。金牛会被双鱼特有的浪漫飘逸的气质所吸引，但接触后双鱼却会厌倦金牛身上的沉闷，从而逐渐地将之疏远。此时的金牛，往往没有察觉，而继续按自己的节奏追寻这段友情。怎么可能呢？对双鱼的疏远，金牛即使发觉后，通常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不懂得双鱼需要的是新奇，而这是金牛给不了的。因此，这必然是一对貌合神离的朋友。
而这，正是杜甫和李白关系的真相所在。
当然，后来杜甫玩大了。而李白，虽然在多数情况下被推为古代第一诗人，但真正考察他的诗歌，会发现：真正透入骨髓的佳作并不是很多。当然，这些对李白来说无所谓。因为他即使一首诗都不写，也是个诗人。这是天生的诗人和后天的诗人的区别。这也是李白和杜甫的区别。但不要以为这两类诗人有高下之分。作为后天的诗人，杜甫属于透过时光的利箭而历久弥坚的老家伙。看吧，纵观唐朝乃至整个古代，谁能写出《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这样的诗歌一出，曾经的粉丝也就最终从文本上超过了那个时代的偶像和桂冠诗人。
文学青年王勃
有唐一代，诗人们把诗歌推向高潮，每个人都那么出色。所有的感情，被那个年代的人用尽了；所有的好诗，被那个年代的人写尽了。
本故事的主人公王勃，是开大唐风气之人。他力压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而为“初唐四杰”之首。尽管“烽火照西京”的杨炯不服，说耻在王勃之后，但无论如何，王是唐朝的第一个天才诗人。王勃的诗篇当然很好，但文章更好。早年，还不到二十岁，王勃曾为沛王李贤的侍读。其间，因一篇才华初露的戏作《檄英王鸡》而触怒了没有幽默感的高宗皇帝，随后将其逐出王府。
几年后，一篇即席而作的《滕王阁序》，充分展示了青年的无比才华。此赋一出，华盖古今，无出其右者。可以说，几乎到了句句珠玑的地步。
那是唐高宗上元二年（公元675年）秋，王勃去探望身为交趾县令的父亲。
他孤身一人南下：淮阴、楚州、江宁、浔阳，路过洪州也就是南昌时，正赶上重修的滕王阁落成，都督阎伯屿于重阳日大宴宾朋。王勃有幸受邀。开宴前，阎伯屿为向众人推出女婿吴子章，而叫吴提前写了一篇重修滕王阁的序，并叫他反复背诵，为的是在宴会上露一手。
宴会开始，酒过三巡，阎伯屿按事先设计的，请在座诸人现场作序。与会宾朋毫无准备，亦不晓得领导用意，故而皆推辞了。就在阎伯屿准备叫女婿现场“作序”时，看到正在独自饮酒的王勃，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后生。于是，阎伯屿无意地问了一句：“王子安，可否现场作一序？”
他以为小伙子会像其他人那样推辞，但没想到王勃振衣而起，叉手施礼：“敢不从命？！”
阎伯屿一愣。
王勃要过纸笔，沉思片刻，挥笔疾书。阎伯屿很郁闷，确切地说很气恼，但已经如此，又不好发作。就在王勃疾书时，离席去了偏室。但对王勃所写之序又感好奇，故而叫人出去观看，顺便进来禀报。
开始时，阎伯屿听人说，王勃开篇写的是“豫章故郡，洪都新府”。
阎伯屿冷笑道：“老生常谈，有何新奇？！”
他听到“台隍枕夷夏之郊，宾主尽东南之美”时，开始不语。
最后，当听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时，老阎不禁拍腿大喝一声：“此真天才也，当垂不朽！”
随后阎都督重返宴席，站在王勃身边，看着小伙子落笔千钧，最后把酒言欢。
王勃写《滕王阁序》，为席间即兴而作，文不加点，浑然天成，满座惊奇。其实，王勃这个本领，是早就具有的，而非盲打误撞。《酉阳杂俎》就记载了他蒙着被子打腹稿的故事：“王勃每为碑颂，先墨磨数升，引被覆面而卧。忽起，一笔书之，初不窜点，时人谓之‘腹藁’……”写作前，王勃先磨墨数升，后用被子盖住脸，躺在床上。灵感所来，忽地坐起，一挥而就，时人称之为“腹藁”。“腹稿”的典故就是这样来的。
对我们来说，“腹稿”是要反复修改的，但对王勃来说却是一挥而就的事，于是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能够在滕王阁上即兴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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