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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虽然说这一万五千人马并不算多，但到足以改变目前济南府的局面。因为现在双方都已经调集了自己几乎所有的兵力，在济南、济阳、章丘一带的战场对持，中华军在其他地方的驻守兵力很少，因此这支持军赶到之后，战局的天平也将立刻倒向清军的一边。

而且这还只是清军的第一支持军，谁也不敢保证，以后还会不会有其他援军陆续赶到山东来，毕竟济南是河南的屏障，京师的门户，清廷不可能不重视，而且清廷在北京周边还有二十余万的驻军，三个营的新军，如果要增援济南，绝不可能只有这区区一万五千人马，如果清廷真的出动大军来増援济南，那么仅靠山东军区的兵力，恐怕难以力敌了，还常要从南京増派兵力。

当然归根结底还是在于，中华军没能极时的攻占济南－兖州一线，如果能够攻占济南或兖州一地，那么再迎击清廷的大军，也就有把握多了。

但现在山东的局势明显严峻起来，这个时候周少桓还能够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并没有一味强攻，而是下令部队撤离战场。由第九军退守武定州，驻守济南府东北地区；而第四军则退守淄川、高苑一线；同时又给童大勇下令，让第五军、第十军暂时停止对衮州府的进攻，退守衮州府的东南地区驻守。

中华军撤军之后，阿巴泰、岳乐也都松了一口气，不管怎么说，这次总算是挡住了中华军的进攻，又得到了李国英的一万五千援军，也算是一个不错的结果。

直到这时，中华军对山东的进攻也暂时告一段落，整个战事从中华军增援淄州县的谢迁起义军开始，一共进行了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中华军虽然占领了济南府东北和衮州府东南的部份地区，但最重要的兖州－济南一线还牢牢的掌握在清军的手里，因此预期的战略目标并没有达到。

从战果上来说，清军损失的兵力约为二万七千人左右，阵亡一万八千余人，受伤六千余人，被俘三千余人。而中华军的损失在一万五千左右，阵亡九千多人，受伤近六千，不过被俘的人员并不多，不超过二百人。但清军损失的兵力大半是在前期，在后期就要明显少得多了，而中华军则正好相反。结果到了战事的后期，双方的损失大体相当，甚致可以说中华军还要略多一点。

因此从总体的结果来看，这一次山东战役，确实是中华军建军以来，少有一次全面的败阵。

这一战最后打成了这样的结果，也让整个山东军区都十分郁闷。虽然说中华军并不是没有打过败仗，当初南京失守的时候，造成的局面可比现在艰难得多，但当时全军也并没有气馁。因为在出兵之前，山东军区全军上下的心气都是很高的，想的都是一举扫平山东全境，为中华军全面北伐，建立奇功。但最终的结果和最初的预期目标形成了非常明显的反差，全军上下也都陷入了一个低沉期里。

山东军区的最高长官周少桓也同样陷入自责中，退守到淄川县之后，周少桓也下令，将山东军区司令部的主要成员都招集到淄川县来，开会讨论这一次失败的教训，以及下一次的作战计划。

而就在这时，统战部的最新命令和商毅写给周少桓的一封信也送到了淄州。

从山东青州府到南京的直线距离大约为六七百公里，以飞鸽传书的速度，一天的时间就可以到达，山东的战事进程，每天都要向南京汇报，因此山东的战事情况，南京统战部基本上都可以在第二天知道。虽然在发出新命令的时候，商毅并不知道周少桓决定撤军，但这次进攻山东战役的失利，商毅也基本可以预计到。

对于这次失利，商毅并没有太在意，因为这次山东战役，和以前的战斗不同，在以前基本都是清军进攻，中华军防守，等挫败了清军的进攻之后，才给清军以反击，而这一次，是中华军主动向清军发动全面进攻，这对中华军来说，也是一种新的作战方式，进攻的一方，总要比防守的一方难一些。另外山东军区也确实缺少打大战的经验，因此这一次战斗的失利，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第五卷　飞天篇　第二十章　北方大变（上）

而从整个的南北局势来看，这一次进攻山东的失利，对大局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因为山东军区虽然失利，但并未溃败，兵力损失并不算大，而且由于是主动进攻一方，自已的领土也并没被清军占领，相反还有所扩大。而且清军在山东的兵力也被进一步削弱，因此在中华军撤退之后，也无力发动反击，可以说山东的局势和战前相比，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甚致中华军还要略好一点，只要是总结好这一战的的经验教训，还可以再向山东发动进攻。

另外就在山东战役发生的这一个月的时间里，北方的局势，也发生了有利于南京政府的极大变化。

原来在北方各地的农民起义，原明官员反正爆发的十分频繁。

首光是在山东地区，继谢迁起义之后，在山东西南部与河北大名府交界一带的曹州、濮州、范县等地区也爆发了以任七、张七为首的农民起义，同时清廷的曹州守将，也是原明总兵刘泽清的旧部，李化鲸、郑隆芳、姚文昌等人也响影起义军，以曹州为驻点，起兵反正，举起了反清的大旗。

而在陕西神木县，也发生了高友才为首的农民起义，起义军声势大振，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连续攻取了陕北地区的十九个州县，并委任了巡抚以下的各级文武官员。同时原明将领，出任清廷的延安营参将王永强，也借着带兵赴神木、府谷等处平乱之机，起兵反正响应，占领了陕北的重镇榆林，杀死了清廷的延绥巡抚王正志、延绥总兵沈文华、靖远道夏时芳等官员，并自称招抚大将军。随后王永强又引兵南下，会同留守延安的原明将王永镇，占领了延安，杀死清廷的延安知府宋从心，以廷安、榆林两地为基础，与高友才的义军互相呼应。

与此同时，甘肃回族将领米喇印、丁国栋、黑承印等人也在甘肃地区发动了反清起义，连克甘州、凉州、肃州等地，清廷的甘肃巡抚张文衡、甘肃总兵刘良臣、肃州副总兵潘云腾、凉州副总兵毛镔、甘凉道林维造、西宁道张鹏翼等地方官员都被擒杀。接着米喇印、丁国栋等人引兵东进，攻破兰州，杀同知赵冲学、知县赵翀；连克临洮、河州、洮州、岷州等地。这一次起义，参与的不仅有汉族百姓，也有大量的回族百姓，也反映了甘肃等地区的回民对清廷的暴虐统治严重不满。

不过在北方各地的反正起义中，反清声势最为浩大，范围最广，同时也是对时局影响最大，还数在山西发生的原明将领，清廷的大同总兵姜瓖起兵反清。

姜瓖是陕西延川县人，原来是明朝挂镇朔将军印大同总兵。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大顺军攻克太原后，姜瓖投降了大顺军，李自成仍然让他镇守大同。同年五月，大顺军在山海关战败之后、姜瓖又发动叛乱，杀害大顺军守将张天琳，归附了清朝。姜瓖降清之后，仍然还是继续充当大同总兵，并且曾随英亲王阿济格西征，在镇压陕北大顺军高一功等部时，表现颇为卖力。

不过在姜瓖降清之前，因为并不了解清廷有入主中原的意图，因此在大同拥立了一个名叫朱鼎珊的明朝宗室为王，以号招人心，而这一事件也使清廷对姜瓖始终难以放心，对他多方质疑，并且还命姜瓖将长子送到北京入朝侍卫，实际就是充当人质。

姜瓖自以为不费清朝一兵一卒，把大同地区拱手献给了清廷，接着又在陕西榆林击败大顺军，不仅功高无赏，反而备受猜疑，因此也憋了一肚子怨气。

在北京暴乱发生之后，清廷虽然最终决定对百姓以安抚为主，但对手握军权的汉族将领猜忌益深，而大同地区的清朝官员又奉命征集粮草，急如星火，使百姓怨声载道，对姜瓖也多有指质其征催钱粮不力，怀有异心等等。

而就在这时，中华军的水军袭击大沽口，山东地区又发动对清的进攻，姜瓖本来就对清廷十分不满，这时也觉得机会来了，于是乘宣大总督耿焞等人出城验草的机会，突然关闭城门，下令易冠服，并自称大将军，公开揭起了反清的旗帜。

姜瓖在大同举义反正之后，山西各地的汉族官绅纷纷响应，原明大学士山西曲沃人李建泰，原明宁夏巡抚李虞夔等人也都在家乡积极策动乡绅共襄义举反正。

另外还有原明将领刘迁、万练等人也起兵响应，速度占领了宁武、岢岚、保德州、代州、繁峙、五台等州县之地。在山西东南，有胡国鼎、陈杜、张斗光等人起响应，攻克泽州、平顺等地。而在山西西南，蒲州到陕西韩城一带，也有虞胤、韩昭宣、李企晟等闻风响应，克陷蒲州及蒲属临晋等县。

结果在在很短的时间里，山西全省除了省首府太原和少数城池外，差不多都被反正的义军占领，同时姜瓖还派人潜入南方，和商毅联络，希望能够得到商毅的影响和支持。

在这一系列的起义反正中，最大的特点是，并不是像一般的农民起义一样，只有农民参与，或是以农民为主体。而且在农民起义爆发之后，很快就有大量的原明官员和将领广泛的参与其中，由于他们都居有相当的军政经验和能力，因此在短时间内，也将起义反正的声势造得非常大。

另外这一系列的起义反正表面上看来，还是北京爆乱的余波，但从根本上来说，是北方的汉族人对清廷统制不满的一次集体大爆发。

本来在明朝灭亡之后，由于大顺政权的施政不当，对占领地区的官绅地主实行的追赃助饷政策，黄河流域一带的汉族官绅一度受到大顺政权的沉重打击。因此在清廷入关，击败了大顺军之后，也公开表示，维护当地官绅的既得利益，北方的许多地区的官绅地主，也把清廷看成维护自身利益的新靠山。同时清廷打出的“代明剿贼”，“吊民伐罪”等旗号，也起到了一些收垄人心的效果。

因此在清廷刚建立时，在北方反抗清廷的基本是以农民起义为主，而汉族官绅基本都选择投靠清廷，并且积极帮助清廷攻击大顺军，以及镇压反抗清廷统治的农民起义。在这样的情况下，清廷才能够迅速的平定北方，连续击败大顺军，并逼迫大顺军南下。

如果清廷在这个时候能够抓住这一时机，稳定人心，完全可以使自己在北方的统治稳定下来，就算南征失利，也可以立足北方，形成南北对持的局面，但可惜随着清廷在北方统治稳定之后，错误的推行了一系列的错误政策，如剃发令，圈地令，逃人法，投充法等，而在政治上又推行民族歧视政策，重满轻汉，而在汉人之中，又重辽人而轻新附汉人。使北方官绅地主的尊严和利益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因此他们在政治态度上随之发生分化。

尽管还是一部分官绅忍气吞声的乞怜于清廷；但有相当一部分官绅在由依附清廷转变为公开、秘密反清活动，或者是反清的想法，包括有许多一开始公开投降清廷的原明官员。而在这时，南京政权也随之成立，也成为不少北方的汉族官绅的希望。

北京爆乱的发生只是第一根导火索，使许多在清廷并不得意的原明官员、武将，也都认为清廷实力有限，自己大可一试身手。也不少人由此而开始有了起事反正想法；而中华军攻破大沽口是第二根导火索，让人们见识到中华军完全有能力向清廷发动进攻；而中华军在山东发动对清廷的进攻以后，也让北方的汉人明白，中华军准备大举北伐了，因此反正举事起义的爆发也成为推倒的多米若骨牌，一爆而不可收拾。

当然从地理位置来看，山西紧靠京师，因此姜瓖在大同举义反正，对清廷的威胁极大。毅虽然知道，姜瓖本身不过是一个反复无常之辈，这次举兵反正，也并不是出于什么民族大义，纯粹是出于对清廷的崇满歧汉政策不满，自己在清廷不受重用，再加上现在南北局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清廷的统治并不那么稳定，因此才起兵反正，在这乱世中再投机一把。

但无论姜瓖举义反正的动机会如何，在客观上是有利用中华军对清廷的进攻，因此商毅和南京政府内阁、统战部经过商议之后也决定，向清廷发动全面进攻，于是统战部也正式下令，湖广军区的司令部，立刻出兵进取南阳，进而收取洛阳；淮南军区也马上出兵，向宿州、毫州一线平推，然后进取徐州；而南京军区做为预备兵力。

而山东军区，仍然继续岀兵，进取兖州、济南，配合另外两路的进攻。同时商毅又下令，让驻守海州的郑成功部，率军进入山东，增加山东战区的兵力，协助山东军区作战。

第五卷　飞天篇　第二十一章　北方大变（下）

同时统战部对这一次进山东的战斗计划提出了批评意见，认为这次战斗的失利，主要在于没有坚持执行商毅一惯提倡的机动灵活，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和先打弱小之敌，后打强大之敌的原则。

同时统战部也对再次进攻兖州、济南的战斗计划提出一些建议。认为在目前清军在山东地区的兵力比较雄厚，而且阿巴泰又在山东经营多年的情况下，想要一举击败清军，迅速攻取山东全境的想法并不可取，还是应该稳扎稳打，战术灵活多变。另外尽管清军的所有兵力都集中在从济南到兖州的狭小地区内，但由于清军要分兵驻守五六个地方，只要是有耐心，还是可以找到对清军进行分割包围歼灭的机会。

因此可以集中兵力先进兖州或济南其中的一地，或直接攻占城池，或围城打援，先歼灭山东清军的兵力，然后再逐步攻取山东全境。统战部的建议是首先进攻兖州府，一来是因为清军在兖州府的兵力相对较弱，而且在山东地区爆发的任七、张七农民起义，以及曹州的李化鲸、郑隆芳、姚文昌等人反正，都是在衮州府的西南地区。因此首先进攻兖州府，可以得到许多其他支持。

其实在撤军之后，山东军区司令部也对这一次出兵的失利原因作了深刻的反思。众人也都认识到，这一次出战进取山东失利的最大原因就在于，兵力过于分散。由于在岀兵之前的胃口太大，想一口就把整个山东省全都吞下去，而且又速胜心切，因此才同时对兖州、济南发动进攻，结果反而欲速则不达，相反造成了自已的兵力分散，而且进攻的目标也过于明显，在进攻章丘和泗水两个县时，清军都已经做好了充份的准备，中华军只能向清军发动强攻。这样的进攻计划，显然是不符合中华军一惯的战术特点。

因此统战部对山东军区提出的批评意见，十分准确，也让众人都非常心服，而提出再次进攻兖州、济南的建议，也都非常赞同，由其是周少桓，也才意识到自己和商毅的差距所在，虽然这份建议是以统战部的名议发出，但周少桓十分清楚，这绝对是商毅的意见。

原来周少桓在山东处处效仿商毅的作风，并且还因此而获得了一个“小督师”的雅号，虽然在商毅称王之后，周少桓也严令山东军区，不许再提“小督师”这个称号，但在私下里，心里也颇有几分得意，能够和商毅相提并论，也是十分光荣的事情。但现在看来，自己和商毅差得可不是一点半点。

而商毅以私人名议，给山东军区写的信，在信中，商毅鼓励山东军区，不能因为这一次失败而气馁，以致于一蹶不振。由其是以周少桓为首的司令部成员，一定要首先站起来。先打几个胜仗，又碰了钉子，然后又打几个胜仗，这种胜败的交替，是正常的战争规律，中华军建军以来，也是在胜败的反复中前进，而军官、将领的作用，就是在失败了，栽了跟头以后，带领着士兵站起来，走向胜利，而军官首先就要自已先站起来。

看完了这一封信，也让山东军区司令部的众人都十分感动，因为在现在的情况下，确实需要安慰和鼓励。而且在得知目前的时局所发生的变化之后，众人也都大为放心。在这样的情况下，清廷已经自顾不暇，根本就不可能再向山东地区増派兵力，而山东军区得到郑成功部的补充之后，兵力也有所加强，因此周少桓也决定，按照统战部提出的建议，首先集中兵力，向兖州发动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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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多尔衮收到阿巴泰的告急之后，也不敢大意，济南可是京师南面的屏障，绝不容有失。派出李国英增援山东，确实只是前部人马，因为李国英部就驻守在河间府，离山东最近。

在派出了李国英部之后，多尔衮本打算派遣英亲王阿济格亲自带队，统领八万大军，包括神工营的人马，再增援山东，出动这样庞大的兵力去増援山东，不仅要保住济南、兖州，多尔衮也希望能在山东打几个胜仗，以鼓舞清廷的士气，扫除前一阶段北京暴乱和大沽口失败的不利影响。

那知人马还没有聚集，就连续收到在山西、陕西、甘肃等地发生的起义反正。多尓衮得知以后，差一点又急得吐血。但叛乱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