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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火重生之大宋中兴-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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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华夏英雄们以自己的行动为中华大地谱写了一曲壮丽的悲歌。朝廷投降了，他们便拥立新帝，组建行朝；他们对已降太后的招降诏书置之不理，对已降皇帝的劝降无动于衷；明知投降不仅免死，而且高官厚禄，他们还是选择忠诚与坚持，即使千刀万剐、粉身碎骨也无怨无悔！他们特立独行、光彩照人，是历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是什么使他们如此的与众不同呢？
其一，宋、元之间的战争不是普通的朝代交替，而是征服与反征服、侵略与反侵略的民族战争，对异族侵略者的仇恨、对异质文明的排斥，容易激发出“血战到底”的反抗意识，以及“宁死不做亡国奴”的民族尊严。
其二，南宋中后期，教育发达，学术氛围宽松，允许人们有自己独特的思考，士人们从小深明大义，弘信笃志，明辨是非，爱憎分明，敢作敢为，知道什么是礼义廉耻，什么叫有所不为。
其三，在宋朝的行政制度中，朝廷起草的诏书，皇帝、太后盖上玺印，要丞相、六部官员联合署名才能生效，南宋朝廷降元的诏书缺少丞相及部分官员的署名，不合宋朝祖制，陈宜中、张世杰组建新朝，李庭芝、张钰、文天祥拒绝投降有据可依。死亡有多可怕，没有直面过的人永远也不会知道，已是俎上鱼肉，却被诱以锦绣前程，这样的诱惑有多大，我们更加难以体会。
宋末的英雄们，面对死亡的威胁，有“鼎镬甘如怡，求之不可得”的从容，面临巨大的诱惑，有“而今而后，庶几无愧”的抉择。可以想见，在他们的心中，一定有比政权与世俗更高的价值标准，有比生命与利益更崇高的人生追求。他们的坚持来自对山川故土、亲友宗族炽热的爱恋，对本民族信仰、文化、血统深切的认同。面对异族的屠刀，有人识时务，选择背叛、选择生存、选择荣华富贵，也有人为民族之繁衍生息，文化之继往开来，以及做为一个人起码的自由与尊严抗争到底。而只有那些在国家危亡之际挺身而出，守死善道，百折不挠的仁人志士。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当宋之末，元之兴，四海动荡，神州各地风起云涌，英雄辈出。许多和平年代怀才不遇、茕茕孑立的士人，报国无门、郁郁寡欢的武人，沉沦世俗、默默无闻的凡人，在纷纭的乱世中粉墨登场，或以忠义、或以气节、或以行事、或以文章，尽情展示着独特的人格魅力，让自己的名字常留史册，成为后辈心中永远的英雄。岁寒然后知松柏之青葱，雪落然后觉梅花之芬芳，雨过然后见彩虹之绚丽。不经历腥风血雨，沧海桑田，又岂能真正认清人性的美和恶。小人攻于心计，擅长作伪，巧于迎合，柔美的言词、温顺的举止、圆滑的处事中布满了陷阱，总在算计，总在钻营，利之所在，不怕背信弃义，隍论礼义廉耻！君子光风霁月，诚正无邪，刚毅木讷，笨拙的言词、随意的举止、自然的处事中充实着真诚，不愿算计，不屑钻营，义之所在，情愿舍己为人，何惧烈火焚身！可惜，世人并不晓得实质性的东西是眼睛看不到的，识人目光短浅，做事急功近利。虚伪做作，巧言令色的小人往往比真诚无私、直言不讳的君子更容易得到人们的认可，真、善、美被假、恶、丑掩盖、混淆甚至取代，长期以假乱真，假的反而成了真，长期以恶为善，恶的也就成了善，于是，国之公器，逐渐落在小人手中，人民道德每况愈下，社会风气一蹶不振，直至万劫不复。
蒙古入侵是中华的劫难，但对于那些生在混沌不清，是非颠倒的“和平年代”里，壮志难酬、悒郁不平的君子来说，未尝不是一个机遇，只有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下，真诚、勇气、道义这些本真的东西才能放射光芒，让一切的懦弱、虚伪、卑鄙无所遁形！唉，历史就是这样充满无奈，永远会在兴亡交替时重复着类似的故事“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
四、代有才人伤往事，不变崖石伴海潮
公元1279年，崖山，夕阳西下，一颗巨大的陨石落在南宋行朝的附近，声震如雷，久久不歇……
自从陈宜中、张世杰等在福州组建行朝以来，宋军屡战屡败，由福州撤到泉州，再到秀山、井澳。宋朝皇帝赵昰在井澳乘船时，遭遇突如其来的飓风，被掀落海中，惊悸成疾。加上连日航海颠簸，身体虚弱，几天后竟在冈州病逝，死时只有十一岁。群臣大多想就此解散行朝，陆秀夫道：“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将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以成中兴者，今百南宋行朝沿海南迁，直至广东新会的厓山。厓山在新会县南八十里的大海中，与石山隔岸对立，从前曾有镇戍。张世杰认为有天险可守，便在此建行宫、葺军屋。造舟楫，制器械，休养生息，以图进取。当时行朝共有官、民兵二十馀万，大多住在船上。
蒙古方面，忽必烈任命江东宣慰使汉人张弘范为蒙古、汉军都元帅，赐上方宝剑，以李恒为副将。统领水陆之师两万，分道南下。李恒在清远大败宋广东守将王道夫、凌震，进驻广州。张弘范麾下先锋张弘正（张弘范亲弟）于五坡岭，擒获宋丞相文天祥。张弘范亲自为文天祥松绑，以客礼相待，而文天祥一心请死，张弘范由潮阳港乘舟入海，至甲子门，擒获一将，获知行朝所在。于是会合全军进逼厓山。有幕僚对张世杰说：“北兵以舟师堵塞海口，则我不能进退，不如先行占据！幸而胜，国之福也；不胜，犹可西走。”张世杰道：“频年航海，何时能已？今须与决胜负。”于是尽焚行朝草市，将千艘大船，用铁索穿连，一字排开，碇列海中，四周建起楼栅，如城堞一般，供宋朝的小皇帝及朝廷官员居住。厓山的君臣将士都已抱定必死的决心。
张弘范水军由山东转南，逼进厓山，入大洋时，与张世杰的军队相遇，元军以奇兵切断宋军供汲线，点燃载满茅茨，涂满膏脂的小船，乘风冲向宋军。张世杰已有准备，战觇都涂满灰泥，绑着水桶，火势虽旺，却始终无法烧及船身，张弘范对此无可奈何。只好派部将韩某，也是张世杰的外甥，三次劝降，晓以祸福。张世杰不从，道：“吾知降，生且富贵。但为主死，不移也！”他在给张弘范的回信中历数古代忠臣，做为答复。张弘范又让文天祥写信招降张世杰，文天祥道：“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张弘范以武力威胁，文天祥遂提笔写道“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张弘范无奈摇头苦笑。他又派人向崖山士民喊话：“陈丞相逃了，文丞相被捉了，你们还能干什么，不如尽早投降！”士民亦不为所动，无人背叛。
张弘范占据海口，将宋军困在银州湖。宋军被迫吃干粮，饮海水，海水又咸又苦，宋军喝过大多上吐下泻，困顿不堪。张世杰为了突围，帅领苏刘义、方兴等昼夜大战，僵持不下。几天后，李恒由广州率兵在崖山北与张弘范会合，决议正面对宋军发动总攻。
张弘范分兵四路，与诸将道：“敌东附山，潮退必南遁，南军急攻勿失之。西北军闻吾乐作，乃战。”又道：“敌有西南舰，闻其将左大守之，必骁勇也，吾自当之。”不一会儿，厓山西面黑气弥漫，张弘范认为是吉兆，下令进攻。元军来势汹汹，张世杰不敢怠慢，率领精锐水师，殊死抵抗，银州湖内矢石蔽空，硝烟弥漫。中午时，海水涨潮，元南路军顺流进攻，腹背受敌，宋军愈加奋战，双方伤亡惨重。张弘范见势下令奏乐，宋军以为元军将进午餐（闻乐进食是元军的惯例），稍稍懈怠。此时，海水退潮，水流南泻，李恒率兵从北面顺流冲击，张弘范以主力舰队进攻左大的栅营，战舰用布障蒙着，将士手持盾牌埋伏在船里，左大下令放箭，矢如雨下，全部射在布障、桅杆上。张弘范度其矢尽，下令撤下布障，伏兵四起，矢石俱发，一举夺下左大的战舰。接着，又一鼓作气，连夺宋军七艘战舰，元军士气大振，诸路军并力进击，呼声震天。宋军坚持了几个时辰，直到有一艘战船的桅杆倒下，一个接一个的桅杆跟着倒下。张世杰心知事不可为，将精兵抽调至中军，预备撤退。
日暮时分，斜风细雨，昏雾四塞，咫尺不能相辨，张世杰派人来接小皇帝。形势纷杂，陆秀夫既怕被人出卖，又怕被俘受辱，坚决不肯登船。小皇帝的乘船很大，且与诸舟连在一起，元军四出，杀声溃耳，烈焰熊熊，陆秀夫忽然感到天地虽大，已无路可去，于是，他将自己的妻儿推入大海。对小皇帝赵昺说：“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说罢，背着小皇帝，跳入茫茫深海，赵昺时年九岁。后宫诸臣，见皇帝跳海，个个心如乱麻，万念俱灰，他们中的大部分便跟着跳入海中。宋朝兵将、自发前来助战的义民见此情形，也都乱了方寸，战局本来就呈败势，经此巨变，瞬间便已溃不成军，绝望的士兵、百姓纷纷跳海，一发而不可收拾。张世杰见大势已去，率领余部，在昏雾中夺港溃去。
硝烟散尽，银州湖上只剩八百余艘残破的战船仍留有宋朝的痕迹，不久后，也尽被张弘范掠获，换上元朝的旗帜。七天后，十馀万宋人的尸体浮上海面。元军发现其中一具尸体，幼小白皙，身着黄衣，怀带诏书之宝，于是将宝物上献。张弘范命人去寻尸体，竟不可得。只好以宋广王（小皇帝旧日的封号）溺死上报元廷。宋杨太妃闻之，抚鹰大恸：“我忍死间关至此者，止为赵氏一块肉耳。今无望矣！”于是投海而死。张世杰将其葬于海滨。宋军残部随张世杰顺海南下，在南恩之海陵山，遭遇飓风，将士劝张世杰登岸，张世杰道：“无以为也。”他登上柁楼，焚香祷告：“我为赵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复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几敌兵退，别立赵氏以存祀耳。今若此，岂天意耶！”言罢，风涛越来越大，张世杰堕水溺死。宋遂亡。
正是：
碧血涤波情未尽，
激浪穿空起怒涛，
代有才人伤往事，
不变崖石伴海潮
宋、元之间的战争，以最惨烈的方式结束了。十数万不屈的宋人用生命，奏响了古往今来亡国的最强音。崖山之后，神州陆沉，残存的宋人再也无力反抗，只得忍辱偷生，做起大元的下等奴隶。中华大地静静蛰伏，等待凤凰涅槃，飞龙在天！。
尾声：
七百多年过去了，宋亡了，元也亡了，一切恩怨情仇已作轻烟散尽。回顾这段历史，我们知道，胜利不能代表正义，侵略不是统一，屠杀不是民心所向，奴役不是融合，为蒙元侵略唱赞歌的汉人就是背祖忘宗的贱货！
谨以此文献给七百年多前，为国为民，战斗到最后一刻的爱国者。难忘他们“亡命徒”式的努力和苦心，难忘他们抛头洒血、粉身碎骨的惨烈，难忘他们痴心不悔，生死以之的执着。难忘他们无法无天、孤心泼胆的壮志豪情……
认清蒙古这只“狼”建立的元朝
一、元朝不是封建社会而是奴隶社会
元朝不是封建社会，而是更接近奴隶社会。元朝所处的历史阶段撑死了算半封建半奴隶社会比起一千年前的秦朝的封建文明阶段来说都是大大的落后。和宋朝人民自由的经济商业社会更是大大的落后，至少落后几百年的文明进程。
元朝统治实行领主分封制、工奴制这些都是典型的奴隶社会特征。元朝大量“驱口”（奴隶）极其普遍的存在，证明元朝是奴隶社会。在开设的“人市”可以任意买卖驱口。在元朝一个中等官员就可能有人上百个驱口，一个大使长（奴隶主）的驱口往往成千上万。忽必烈宠臣阿合马就有七千多个驱口。
驱口就是奴隶没有人身自由，是主人的私有财产。驱口既要向使长缴租，也要向政府纳赋。元朝法律规定“驱口与钱物同”。主人可以随意买卖或馈赠。主人杀死无罪驱口杖八十七，良人打杀他人驱口杖一百七。杀一个“驱口”与私宰牛马的刑罚几乎相等。元朝佃户地位也极其低下，元朝法律规定：主人打死佃户只杖一百七。在元朝曾是自由之身的农民再度沦于农奴的命运。
元朝不止用法律的形式赤裸裸的宣布各族人的不平等，也赤裸裸的宣布同种人的极度不平等。元朝这个由低级原始民族游牧部落建立的朝代使中国又回到了奴隶社会。
二、元朝不是中国历史上武功最强的朝代
目前许多中国人认为元朝是中国历史上武功最强的朝代，这是一种误解，是大大的认识错误。元朝成立于蒙古大扩张之后，元朝灭了南宋后迅速腐化堕落，其腐化堕落的程度与速度比满清的八旗子弟有过之而无不及。忽必烈很窝囊，对日本、瓜哇的讨伐皆力不从心，死时很窝火。忽必烈以后更是一代不如一代，所以现在吹嘘蒙古的人只有吹嘘铁木真，而铁木真死时根本就没有统一中国，也没有什么“元朝”，别说南宋就是金朝都没完全攻占。元朝对外战绩可谓其差无比。
元朝自占领中国后，其对外战争几乎是次次失败。众所周知忽必烈于公元１２７４年（至元十一年）、公元１２８１（至元十八年）两次发动对日本的远征，皆以惨败而告终。从此日本人开始从仰视中国到蔑视中国。公元１２８２（至元十九年）、公元１２８８年（至元二十五年）元朝军队两次征伐安南（今越南北部）最后的结果还是都以惨败告终。公元１２８４年（至元二十一年）元军远征占城（越南中南部），公元１２９３年（至元三十年）远征瓜哇（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又是均以失败告终。忽必烈抱着遗狠耿耿于怀而死，忽必烈之后元朝谈不上对外有什么战绩。历史再次证明，擅长掠夺贫穷的流氓强盗，喜欢不劳而获的原始游牧民族再抢到富贵的学者文明人的财富，享受到舒适后，它们往往表现得更贪生怕死。
元朝成立后对外战绩是其差无比的，不仅根本没有给中国增光，反而给中国丢尽了脸。
三、倭寇之祸是从元朝开始的
许多国人大概都以为“倭寇之祸”始于明朝，其实“倭寇之祸”是从元朝开始的。公元１３０８年（元武宗至大元年）倭寇在庆元“城郭，抄略居民”。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倭寇欺负中国的记载。元政府对倭寇入侵表现得无能为力。公元１３０９年（元武宗至大二年）七月，枢密院臣言：“去年日本商船焚掠庆元，官军不能敌。”１３１１年（元武宗至大四年）十月，以江浙省尝言：“两浙沿海濒江隘口，地接诸蕃，海寇出没。”枢密院官议：“庆元与日本相接，且为倭商焚毁。”元朝统一中国后不到三十年已经被日本人欺负了。
元朝末年倭寇更是日益猖獗，红巾军起义时占领辽东的金、夏二州后，“倭人攻金夏州，杀红军据其州者，即奏遣人往赏赉而抚安之。”此时元政府竟然无耻到派人加赏倭寇。
四、元朝用法律形式规定妇女不许改嫁
公元１３１１年（元武宗至大四年）元政府颁布的法律明令规定“命妇夫死不许改嫁。”这是中国历史第一次用法律形式明确禁止妇女改嫁。在《元典章》记载着“不改嫁誓状”、“失节不封赠”、“奁田需听夫家为主”等等压迫妇女权益的法律。宋朝妇女改嫁比比皆是，宋朝在法律上从未限制妇女改嫁，在关于妇女改嫁的法律上比唐朝还要宽泛、自由。可是中国有些竟认为宋朝不许妇女改嫁。很奇怪怎么能把元朝的行为怪在宋朝身上呢？。
五、率先闭关锁国实行海禁的是元朝
率先闭关锁国实行海禁的不是明朝而是元朝。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施行海禁的政府，元朝前后一共搞了四次海禁，四次关闭市舶司，禁止平民出海贸易。
第一次海禁从公元１２９２年（世宗至元二十九年）到公元１２９４年（世宗至元三十一年）止。第二次海禁公元１３０３年（成宗大德七年）到公元１３０８年（武宗至大元年）止。第三次海禁从公元１３１１年（武宗至大四年）到公元１３１４年（仁宗延枯元年）止。第四次海禁从公元１３２０年（仁宗延佑七年）到公元１３２２年（英宗至治二年）结束。后来由于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实际元朝已经失去对沿海的控制能力，所以以后再无力实行海禁。
元朝禁止出口的货物远比宋朝多，不仅包括铜钱、金银铁、粮食、弓箭、马匹、兵器连中国传统的重要出口手工业品丝绵、缎匹、销金绫罗等也被列为禁止出境货物。元朝出海的限制、要求远比宋朝严苛，出海凭证也远比宋朝繁琐复杂。元朝实行的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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