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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之泣血残阳-第1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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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咚、咚。。。。。。”
  凭借鬼子机枪的枪口焰,锁定位置的十六团迫击炮在急速开火,
  “轰、轰、轰。。。。。。”一连串的爆炸之后,鬼子的机枪阵地被迫击炮炮弹摧毁,极据开火的迫击炮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转移,都快点!”吴兵着急的喊道,鬼子的炮击炮也不是吃素的,连续两轮的炮击让鬼子轻易的发现了十六团迫击炮的阵地,
  “杀死给给!”
  “咚咚咚。。。。。。”
  “轰轰轰。。。。。。”鬼子的迫击炮炮弹不断的在炮击炮小组的阵地上爆炸,已经用最快速度转移的吴兵还是没能完全逃脱,五门炮击炮和超过二十多个炮兵在鬼子的炮击中惨嚎着阵亡。。。。。。
  “冲!”炮击炮已经摧毁了鬼子的机枪阵地,何建业大吼着冲锋,
  “上!”杨小石和曾大就在何建业的周围,其余的弟兄在班排长的带领下,快速的通过最后的50米,不断的涌入战场。。。。。。
  “停下!”吴兵看着后面的弟兄被鬼子的炮火轰成了渣,急的嘴角直抽抽!
  “不跑了,立即反击!打掉鬼子的迫击炮!全速开火!现在是拼速度的时候到了!”吴兵立即命令道,
  侧向移动了50多米距离的炮兵弟兄迅速的开始架设迫击炮,还好迫击炮的阵地好构筑,在鬼子的炮火不断在周围爆炸的情况下还能保持稳定的战术动作,不得不说黄武军的训练很有效果。。。。。。
  “准备完毕!”一连长报告道,
  “开火!不用节省炮弹。打完炮弹就该我们上去刺刀见红了!”吴兵吼道,
  “咚咚咚。。。。。。”
  在15发/分的恐怖射速之下,普天盖地的迫击炮朝着鬼子的迫击炮阵地呼啸而去,从开始炮击到结束,不到两分钟就打光了所有的炮弹,吴兵也不管阵地上的迫击炮了,大吼一声,
  “上!”拔出腰间的盒子炮就朝着混战的阵地冲去,
  “杀鬼子啊!”其余的炮兵红着眼睛,有步枪的端着上好了刺刀的步枪,没有步枪的拿着挖掘阵地的锄头和铲子,跟着吴兵的步伐,怒吼着冲锋。。。。。。
  而鬼子的迫击炮阵地上,正在反击的迫击炮阵地倒了血霉,上百发60mm和82mm口径的迫击炮炮弹在阵地上不断的爆炸,最后引爆了阵地上的迫击炮,在轰隆的巨响中,阵地被爆炸的威力全部席卷,空中飘荡着鬼子的残肢断臂,迫击炮的零件随着爆炸的气浪向四周乱飞,幸好迫击炮阵地离着白刃拼刺的战场有点距离,否则双方拼刺的步兵都将伤亡惨重。。。。。。
  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薛岳已经喝了几壶水了,一直在踱步,每隔半个小时必然会询问有没有战报;
  “有第三师和155师的战况通报没有?情况怎么样了?”薛岳放下水缸,问着参谋;
  “十分钟前刚去电问过,还在激战之中!”参谋报告道,
  “都快到四点了?怎么还在激战?”薛岳感觉到情况不对劲,
  “具体情况不清楚;得等待第八军和第64军的报告!”参谋无奈的说道,
  “盯紧点,一有情况立即报告!”薛岳表情相当严肃,今天晚上出击的部队可是第九战区的精锐了,一旦在反击中伤亡惨重的话,恐怕对后续的作战计划就有严重的影响;
  “都快点,打扫战场,我们的弟兄一个不拉的给我找全乎了;鬼子都他妈给我补刀!”南昌铺阵地上,陈公侠气喘嘘嘘的吼道,
  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155师收复南昌铺,守卫南昌铺的145联队第二大队的鬼子大部被歼灭,一小部分鬼子趁着黑夜逃回了联队部;
  “师长,通讯兵上来了;你看怎么给军部报战果?”参谋拎着一口滴血的大刀问道,
  “通报军部,日军一个大队被我师在突击中击溃,击毙鬼子800余人,少部分趁夜逃跑,我155师伤亡1000余人;另:南昌铺阵地成为一片废墟,短时间内无法构筑战壕和防炮工事,只要天一亮鬼子的坦克、飞机、重炮一个攻击,多少人都的死光;如何决定请军部速做决定!”陈公侠说道,
  “是,我立即发电去军部!”参谋跑着离开了;
  “噗。。。。。。”一个鬼子的头被一个弟兄手上的大砍刀劈断了脖子,冒出的血水一下冲上了天空;
  “杀啊!”鬼子越来越少,以生力军加入战场的警卫连和侦察连砍瓜切菜般的攻击中一切视线中的鬼子。。。。。。
  凌晨5点,整个凤凰咀突然变得安静,解决对手的弟兄四处寻找,发现视线中已经没有鬼子的踪迹了。。。。。。
  “团长,团长;鬼子没了。弟兄们正收拢弟兄,给鬼子补刀呢。”兴冲冲的杨小石找到何建业说道,
  “收拢我们的弟兄,一个不拉的带回去;”何建业皱着眉头说道;
  “啊!不守吗?”杨小石问道,
  “你看看这里,全是浮土,怎么守?退回去!”何建业直接命令道,
  “抬上自个的弟兄,回去了!”杨小石吼道,
  “团长,伤亡的比活着的多,没法弄啊!”曾大报告道,
  “那也得带回去!先抬伤兵,战死的弟兄先收拢到一起,回去叫一营来抬!走!”何建业咬着牙吼道,
  “团长,师部已经催问了几次战况了;怎么报?”一回到团部,冷崎就催着问,
  “伤亡800余人,三营已经残了;鬼子一个大队全部阵亡,我们的迫击炮损毁过半,炮弹全都没了。”何建业坐在椅子上说道,
  “啊!你这手怎么啦?”冷崎拿起何建业的左手说道,
  何建业左手正往地上滴着血珠,脸色惨白。。。。。。
  “没事,就是鬼子的刺刀拉了一个口子。”何建业摆摆手,
  “来人,给团长包扎伤口。”冷崎吼道,
  “我去给师部汇报战况!”冷崎走到电话旁边,拿起电话开始摇动。
  关于抗战中的难民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野蛮的侵华战争,形成了华北、华中、华南等地的难民潮,难民,迁徙,安置等一系列的磨难是对中华民族的一场血与火的洗礼;尽管他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后面追击的日军铁蹄践踏之处,国土惨遭蹂躏,生灵涂炭。沦陷区人民为逃避日军的烧杀淫掳,纷纷携妻带子、呼儿唤女被迫离开世代居住的家园,辗转迁徙,奔向大后方和安全区域,这些坚强的中华儿女展示出了中华民族团结的精神;他们一路上互相帮助,挣扎着逃亡。形成了的这股巨大的难民潮,其人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在世界近现代史上是罕见的。
  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迁徙发端于战争,不仅衣食无着的下层民众参与其中,而且众多富有之家和知识分子也参与了迁徙。这一时期的难民大体分为三大类:富裕及曾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政治方面活跃人士或同情国民党政府的人;爱国者以及不甘受日伪压迫的人。其中,尤以商人、医生、工程师、教师、自由职业者和技术工人居多。他们大都是青壮年,具有一定的才能和职业上的经验,容易适应不同环境的生活。
  当日寇入侵时,众多难民被迫离开久居的家园。有的在条件允许时重返故乡,更多的人难以忍受种族与恶劣环境的压迫,一再迁徙,最后移居于西南或西北地区遥远的后方。抗日战争时期究竟有多少难民?鉴于其情况复杂,迄今尚无准确的数字。有的资料估计近亿或数千万。据统计,仅1937年7月至1938年3月已达2000万,到1938年7月受战争直接威胁的民众超过1亿人口。日军占领华北后,一些乡镇的逃亡人数已占当地总人口的50%左右。从难民逃亡的范围考察,既有北平、天津、上海、太原、郑州、济南、武汉等大城市,也包括河北、山西、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等省的中小城市和沿海村镇居民。从难民的形成分析,自东北到华北、江浙,再抵达安徽、山东以及福建、广东,乃至湖南、湖北,随着日军对许多城市的狂轰滥炸和对各地区的侵占,产生了一股股巨大的难民潮。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迁徙,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军占领东北,大批难民涌入关内,达数十万之众。他们或是原关内流向关外谋生的移民,被迫重返关内;或是东北籍军人、官员的家眷;或是具有强烈爱国热情的知识分子。许多难民入关后,散布于北平等大城市,生活没有着落,需要社会救济。以后,有的重新返回东北,有的随东北军迁至西北地区,卢沟桥事变后多数人融入全国性的难民迁徙潮流中。华北难民的大批流亡是从1937年8月初开始的。北平沦陷前两三个星期,城内的一些有钱人家,便携带细软举家外迁。平津沦陷后,大批市民为躲避战乱,或匿身附近农村,或迁居租界。更多的人扶老携幼朝两个方向逃难:从陆路迁徙的主要沿平汉和津浦铁路,以武汉三镇和上海为驻足之地;从海路则由天津直接乘轮船南下。不久,平汉和津浦铁路北段不能通车,他们多由天津乘船到烟台或青岛,再经陆路跋涉趋济南。10月初,日军占领德州。济南难民一部分折返青岛乘船赴上海,绝大多数挤乘火车、汽车、马车或推独轮车沿津浦路南下,致使津浦路拥挤不堪。以后,济南战事紧张,人们再次迁徙。济南原有六十余万人口,经过两次人口迁离,仅剩万余人,几乎成为一座空城。河北、豫北一带的难民,主要沿平汉路南迁,至郑州以后,有的继续迁往豫南和湖北,有的沿陇海路迁往陕西。山西雁北、太原等地难民没有经济条件和不愿意离开家乡的,纷纷逃往山里,能够迁徙者多数流入西北各省。华东地区的难民潮自淞沪会战形成。这场战火不仅殃及全体上海居民,也使大批流亡到上海的外地难民再遭厄运。据统计,战前上海市包括租界在内,人口超过三百万。“八一三”以后,约有二三十万上海难民逃到浙江一带。战争初期,每天约有三万人离开上海,然而,当时上海的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到三百五十多万。这是因为,随着上海市郊以及江苏等地的相继陷落,造成更多的人流离失所,而上海的列强租界,就成了上海居民和外地难民避难的场所,仅“八一三”当天就有6万中国人躲进租界。租界当局对于这些无家可归的难民,本欲拒之门外,但是,由于难民人多势大,无法阻挡,只得将一些学校和公共场所腾出来,辟为临时难民收容所。以后,随着战火不断扩大,各地难民源源而来,租界当局也无力全部收容。来得比较晚的难民就只能在弄堂口、马路旁人行道上栖身。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随即在长江三角洲一带进行追击作战,很快就把战火指向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从而京沪杭一带又出现了无数新的难民。京沪沿线的丹阳、常州、无锡、苏州等地难民,有的逃往南京,希望得到国民政府的保护,有的迁到内地,绝大多数暂时移至长江以北避难。江北如皋、靖江、南通三角地带,几乎每一个村庄都住了江南难民。丹阳移避江北者,多数迁往兴化,也有的暂居盐城、扬中附近。苏州连续遭日机轰炸,居民不得不到城外避难。然四乡盗匪蜂起,人们被迫相率逃往更远的地方避难,留在城内者只有5万人。江阴“稍富有的居民均预先向江北及四乡避难,西门及南门之居民,十有八九均逃往芙蓉镇、马甲河及泗河口一带。无锡原有居民30万,留下来的不过1万人”。战前,杭州约有人口六十多万,战争爆发后,约有三分之二逃到乡下。日军占领杭州后,全城一片恐怖,未及逃出的居民四处躲藏,两处最大的难民收容所共收容三千余人,已经拥挤得达到睡觉不能翻身的程度。宿舍、走廊、通道、阳台、楼梯、操场都挤满了难民。南京原有居民100万,沦陷前已有大批难民迁离,多数移往安徽和两湖等地。日军占领南京后,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死亡30万人,所余者只有20至30万人。华南地区的难民迁徙,出现稍晚。东南沿海被日军封锁后,福建、广东等地居民有的逃往山区和内地,有的到香港、澳门,也有的移居南洋一带。如,广州原有150万人口,至1938年6月初“仅有五十余万人”。迁离的难民少数疏散回乡,相当数量的难民流亡到内地一些城市。相比较而言,南方难民的迁徙情况比较复杂。难民多集中于各大城市,然后分别迁入西南各省。如,华东诸省的难民,多随国民政府西迁武汉,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又迁往四川等地。难民西迁大致形成三路:一路进入四川、陕西;一路进入贵州和云南;一路进入广西。四川的难民来源最为集中,除小部分来自北方外,绝大部分为东南各省市迁徙而来。难民在逃亡过程中,长途跋涉,历尽艰辛,经常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上海陷落后,日军进入南京,到处杀人放火,逃出的难民一路受到炮火袭击,不少人倒在侵略者的枪口下。1937年8月28日,日军出动两批共12架飞机轰炸上海南火车站,炸死正在候车的难民七百余人。12月10日,日军第18师团攻占安徽芜湖,当天“就在沿江一带抓捕了2000多名难民,将他们驱赶到江边,全部用机枪杀害”〔3〕(p。64)。再有,是饮食和住宿问题。难民都为匆匆逃脱,随身只能携带很少的衣物和钱,沿途还会遭遇盗匪的滋扰,除偶尔获得慈善机构的救济外,经常忍饥挨饿,甚至沿街乞讨。为争夺一小份食物,难民中往往发生流血事件。美国著名记者西奥多怀特曾如实记述逃亡路上难民的凄惨景象:“老百姓剥掉榆树皮,把它碾碎当食物吃。有的把新麦连根拔掉;在另一些村子里,人们把花生壳捣碎来吃。路上可以看到难民们把泥土(观音土)塞到嘴里,来填满他们的肚子”。〔4〕(pp。191…192)有的难民长期没有食物,只能卖儿鬻女。由于食物紧缺造成普遍营养不良,难民中常常发生流行病。至于住宿,更是一种奢望。由于日机狂轰滥炸,沿途缺少栖身之所,他们只能暂避于破庙内或断垣下,忍受饥饿、寒冷与疾病,许多人因此丧失了生命。妇女逃难的遭遇也很悲惨,据范长江《皖中战影》中记载:“许许多多战区被难同胞,妇女尤占比较多数,看衣服和面貌,逃难者多中人以上家庭,向日皆在家安闲自在,而今亦被迫在道途上转徙。交通工具是谈不到的,纵有,也不过独轮小车几辆,上面可以放些行李,甚而至于完全无代劳工具,重重的行李,通通自己背上。小脚老妇,黄发儿童,也得在地上徒步,红颜少女,多也执绳挽车。当然,他们一天不会走多少路,而且他们究竟走到什么安乐的地方,走到哪里去生活,他们通通没有把握。”〔5〕她们在逃难的路上,经常遭到日机轰炸,被日军杀害和强行掳去惨遭蹂躏的,也为数不少。最后,难民抵达某一目的地,仍可能受到日军的威胁。有的难民刚迁至一地,就遇日军的进攻,只能再次迁徙。不及迁离的,便成为日军屠杀的对象。因此,难民只有不断地连续迁移,甚至整个抗战期间一直在外地流浪。中日大规模开战,第一路经平汉路至郑州,再由郑州或者安置于河南境内、或者经陇海路西去陕西、或者继续沿平汉线南下湖北省境。郑州是这一路线的中心,“每日前方逃来难民不下三千”,仅来自河北省的难民,“麇集汴郑,已逾五万”,成为难民的集散之地。吴宓记述,郑州车站“时小雨迷蒙。车站月台上,人多如山,拥挤充塞,喧哗纷扰,盖皆难民及流氓,以及各路旅客”。
  第二路经平绥路西迁。一部分往大同、包头,一部分再由大同沿同蒲线至太原,并以太原为主要汇集地,进一步向陕西迁移。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北平即有人西迁,吴宓1937年7月28日的日记中提及,“宓谓同人多有由平绥路赴大同、太原者。苟K(编者注:“K”为此母女姓氏缩写)母女愿出京,只此一途”。平绥路难民救济专员孙显卿致赈委会的电文也说到,“现冀察晋各战区难民来并(编者注:“并”为山西省省会太原的简称)者络绎于途”。这些到太原的难民再经同蒲路运走,至潼关转车,他们“多去西安,去豫鲁者少数”。又有一些难民是经平绥线西至包头的,“以九月杪(编者注:“月杪”,即月末)平绥路难民络绎逃跑,现在五百余人”。值得一提的是,经平绥路迁徙的难民以学生与低级公务员居多,如住在太原难民收容所的200余人中,“多为学生与低级公务员”。
  华东区以上海为中心,在战火燃至上海之前,上海即已风声鹤唳。据竺可桢记载,1937年8月6日早晨至上海北站,发现“站上行李山积,出口处亦有行李堆积,致行人甚难出入,脚夫忙甚”。雇车至沧洲饭店,至则发现房间已满,“闻上海搬家者日来甚多,大抵由闸北、南市搬至租界,租界屋均人满”。
  该地区的难民,主要分三路迁往后方。
  第一路北上至苏北等地。上海、昆山、嘉兴、常熟等地的难民或乘火车,或搭轮船帆艇,或徒步去往吴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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