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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胡马-第4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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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港口引水、抽税，而无法再掌控海贸。裴该考虑到，即便零星海盗，暂时也还不敢上岸抢掠——况且从长江直到马訾水（鸭绿江），目前只在山东半岛的曲成、黄县有几个中继港口，其余地区沿岸十里内甚至更远处，除了有官军设防的盐场外，就少有村镇和居民，即便海盗上岸，也抢不到多少东西啊——则大力发展海军并无紧迫性，因而才转调卫循于巢湖。
一方面，卫因之好歹负责过海贸，对于舟船的建造和管理，颇积累了一些经验；另方面，他当淮海都督时间也不短了，又曾经跟苏峻打得火热，则不趁机换个地方，怕会形成割据之势。
——即便无土地、无兵马，但长期把持一个部门甚至一个领域，上下皆其私人，朝命难以贯彻，同样可以称之为“割据”。
曾经有官吏上奏，希望能够关闭黄县等处港口，禁绝海贸，以免资敌——因为绝大多数海商都来自于江南，尤以卫循出身的会稽郡为甚。对此裴该分析道：“海商取江南之货，转输辽东，复将东北之货，转归江南，确乎获利甚丰，倘若把持在司马睿或王氏手中，确实不得不加以制约。然而建康见不及此，或者虽有心而无力，则贸易所得不能尽为彼等所用，有何可虑啊？
“建康不过于海贸中抽些赋税罢了，我朝在黄县、曲成等处亦抽税，足可抵过。况乎江南豪族，相互勾连，各恃徒党，既不肯全受建康之制，复贿上欺下，隐匿财产，偷逃税项。据报，建康从中所得，尚不足我朝三分之一。则是海贸之利，我得其三，敌只得其一，如此好事，岂容废罢？
“再者，海商自南来，入于青州诸港时，必将建康内情，通报于我；而我将来定南时，也可以关闭青州诸港为要挟，使彼为我内应——此天然之间者也，何必拒之于千里之外？”
至于海上贸易的两个终点——交、广和平州、三韩，本来就很偏远贫瘠，还用担心他们靠着海贸能够很快富庶起来吗？根本不必加以考虑啊。
……
随着国家政权的逐渐完善，裴该得以彻底从细务中抽身出来，而只负责大政方针的制定和重要事务的督责，倒是比在长安时要轻松一些了。
好比说，他诏下工部，使规划长安新都的建设，工部尚书徐渝动作倒是很快，才开春后不久，便将图样草稿呈递了上来，裴该一连花了好几天的时间，逐一指出其中的不足之处，要他加以修改。
按照裴该的意思，这座新都乃是“仿造”唐长安城而建的——当然啦，除了他以外，没人知道唐长安城是什么模样、规制——依从汉、魏旧例，并设置宫城、皇城、外城三部分，宫城和皇城位于城市正北方。
最早可以考证的都城，乃是周代的镐京和洛邑，形制还很原始。所谓“城池”，初始与贵族庄院差相仿佛，不过是围道土墙，以保卫贵人及依附奴婢的起居处罢了，没有庶民的位置。其后庶民逐渐傍城而居，亦以栅栏自护，就跟今日的建康城似的。周有天下，始将其都建成小城大郭的形态，但都是依地势而布局，并无一定之规。
其后部分城池，尤其是都城的人口逐渐增多，规模也渐增大，但直到西汉朝的长安城，依然以宫城为核心，官署随处布设，既无皇城，外城占地也并不比宫城大多少。而且汉长安城秉持着西南为长者居的旧俗，基本上还是坐西朝东的布局。
到了东汉的都城洛阳，为了显耀皇权，方才改基本布局为坐北朝南，但宫城仍居城池中心位置。唯曹操建邺城，才将宫城移至城池北部中央。原本历史上，要等拓跋氏入主中原，营建新洛阳城，始将朝廷官署全都设置在宫城南面的东西两侧，并逐渐演化成了隋唐以后的“皇城”。
皇城的产生，主要目的是将主要官署聚集起来，便于日常政事的处理——不必要两个部门一在城东，一在城西，还得驾车来往才能相互沟通了——更方便统一警护。这个道理，自然对徐渝是一说就通。
但另外一个道理，就不怎么说得通了。此前的城池多采取里坊制，即将居民区和商业区（市）严格分别开来，并且居民区之间也相互隔离，入夜后关闭坊门，不使随意通行。这当然是为了方便管理，禁绝盗寇了，唐代长安城即为最规整和严格的里坊制。
裴该要求不设坊墙，且许商贾在通衢大道两侧，任意赁屋开店，这是徐渝所无法理解的。他说：“若不分里，则不易警护，易逼奸宄；不设市，亦不便管理，难以征税啊。陛下三思。”
裴该笑笑说：“不分里，为居民来往便利也，至于如何警护，防查奸宄，此警部之责，非关卿事。不设市，为便商也，至于管理和征税，此虞部之责，卿亦不必过虑。”随即召来虞部侍郎郁翎，问他说你站在商人的立场来考虑，是设市为好啊，不设市为好啊？
郁子羽回答说：“若以虞部吏而言，以设市为便；以商贾而言，以不设市为便。”
裴该说这就对了嘛——“我宁便民而不便官。民便则喜，必肯守律，而奸宄难生；官吏便，则民必怨，岂有民怨之国，而能长久者乎？”
不过裴该也考虑到，唐代长安城终究是数百年后的产物，推倒里坊制更近乎千年之后，以目前人口数和城市、商业规模而言，自己的想法未免有些超前了。所以他命徐渝设计的长安城，也比唐时规模为小，面积仅仅五十平方公里左右。趁机也可以避开城北最低洼潮湿之处，不必要跟唐太宗似的，被迫再于城北兴建一座大明宫。
第二十六章 治大国如烹小鲜
天子无私事，裴该的一言一行，皆有著作郎随时记录下来，以编纂《起居注》。这一制度可能是肇始于西汉武帝，或东汉明帝时代，但一直不设专职，要到晋朝，才确定由秘书监下属起居郎来负责——也算是司马氏对封建政治制度发展所做的少数几桩贡献之一了。
所以除非军国要务，严禁外泄，否则象规划新长安城之类的事情，根本就不可能瞒得了朝臣——且还有工部、虞部掺和呢。因而不数日后，便有多名朝臣上奏，以天下未定，府库未充之故，请求陛下暂寝修城之议。
裴该回复说我没打算这就修新都啊，不过预先做点儿规划而已，能够浪费多少人力、物力？裴嶷却反倒提出：“新都非旦夕可成，必须先期规划。且建新都有利于彰显天子之威，国家之盛，即便天下尚未底定，亦可因应形势，徐徐为之。”
御史中丞熊远和监察御史陈頵都上奏驳斥，不过熊孝文主要是质问裴嶷，倘若现在就营造新都，人力和钱粮打哪儿来啊？陈延思则表示，以洛阳为都城正好，何必再劳民伤财，计划西迁到长安去呢？
不必裴该开口，徐渝就主动跳出来跟两人辩论了——主要这是他工部接手的第一件大工程，岂容他人破坏？而且营建新都是有望留名千古的，就跟“器勒工名”一般，将来史书上多半会记一笔，长安新都的总规划师是他徐渝徐子垠。
徐渝首先上疏反驳陈頵，说：“朝廷以关中戎狄多而不易镇定故，乃设西京，此事既成定论，御史不宜再沮。则旧日狭迫之城，岂能为我朝之新都啊？即便天子仍居洛，而不时西巡，亦当建城……”
然后再回答熊远的问题，并且趁机提出建议：“今祖公于三台破羯，所俘近万之众，行将押来河南。臣以为，与其如诸公所言，设屯务农，不如予我工部，先期于龙首原南平整土地，以便钱粮丰足时，营建新都。
“从来俘虏最难安置，彼等既从羯，罪不可绾，唯天子仁厚，不忍加诛，然亦不可轻纵。彼等释耒耜已久，唯恃气力，与其务农，不如务工。工劳而死，前罪自赎，工劳而不死，始可赦之于垄亩之间，复为国家编户。总比征劳役，伤农人，为合宜一些吧。”
这年月是没有国家工程队的——私人工程队也不多，而且规模都很小——搞大工程都得要征召农夫充役，有可能影响到农业生产，所以历朝历代于此事都慎之更慎。徐渝就此建议，何妨如从前俘胡的旧例，把战俘充作劳役呢？开山挖矿的胡虏目前足够用了，新的战俘——不仅仅如今的羯赵，也包括以后可能逮着的南蛮——全都押去做工做到死，废物利用，不是很好嘛。
裴该览奏，颇为心动，但还是警告徐渝：“彼等多数本亦良善百姓，不过为羯贼所蛊惑或挟裹而已，卿勿急于事工，而浪执彼等性命。彼等既曾为兵，若唯死而已，振臂一呼，必然生乱啊！”你可别打着一定要累死他们的主意。
开国天子，权威还是很盛的，于是朝议最终认可了徐渝之言，也由此决定了这批河北战俘，以及日后所获战俘的命运。
或谓：长安城每块砖石下面，都掩埋着战俘的累累白骨……
当然啦，虽然裴该讨厌骈俪文，终究群臣旧习难改，所奏并非上述那些文字，而要雅驯（生涩）得多；至于裴该所下诏命，多由秘书润色，甚至于他只是说个大概意思，而由秘书拟稿，亦难免雕琢之态——顶多质朴一些，力求靠拢两汉文学、建安风骨罢了。
因为天子喜欢什么样的文字，或者说尚可忍受什么样的文字，秘书省郭璞、胡飞等人是再清楚不过了。
且说诏命既下，传达到御史省，御史大夫荀辏П悴唤孕茉丁⒊骂f等人发牢骚，说：“天子所信用者，多贪功近利之辈，国家未定，岂有肇建新都之理啊？分明彼等为邀宠于上，而罔顾国事。但我不料裴仆射竟也作此语……”
有人自然就有江湖，有政府自然就有党争，历朝历代这都是避免不了的事情，只看能不能限定在一个尚可容忍的范围内，尽可能形成良性竞争，而不是互扯后腿罢了。此前在晋时，朝中主要是荀党或称东党，和裴党或称西党，双方明争暗斗不休；至于祖氏，军权虽盛，于政治上却并不甚用心，导致集团小弱，根本形不成鼎足之势。
等到华朝肇建，东党乃趋势微，原领袖荀组受拜从一品少傅、宜都县公，荀邃受拜从二品特进、新息侯，但都没有实职，不过吃一份空俸而已，即便第三号人物荀辏В参茨苊性紫嘀弧�
大获全胜的自然是西党，只是西党也非铁板一块，掌权之后，其内部自然也会分出派系来。统而言之，可以称为儒臣派和吏僚派，或者说世家派与寒素派。
天下高门，无过裴、荀，所以裴嶷、裴诜等人就是儒臣派的代表，也包括了禅让功臣华恒、王卓等，残余的东党遂逐渐向他们投诚和靠拢。其与旧世家代表荀组叔侄的区别，不过是相对重视事功，而不喜垂手清谈罢了。
吏僚派则主要是裴该在关西时即授予实任，负责各方面具体工作的那些官吏，如今多数担任各部首长，或者实权副职。出身稍高一些的，多河东或关中的二流家族子弟，比方说柳卓、柳习、韦鸿、胡焱、辛攀、辛明等，低下者实为寒门出身，甚至出于商贾之家，比方说徐渝、郁翎、周铸、妫昇、蒋通等辈。
裴该想要扶持寒门，以平衡甚至于制压世族，但寒门虽不是阿斗，却也不是几道限田、设学、科举之类的诏令，立刻就能人才辈出，充斥朝堂的，世家子以其丰富的学习资源和深厚的文学功底，天然便压过寒门一头。但那些自关中追随裴该，直至改朝换代的寒门吏僚，既有从龙之功，于他们头顶是不存在玻璃天花板的，入相封侯并非痴心妄想，因而做事格外卖力。
当然啦，在儒臣派看来，即便是站在第三者角度来公允地评判，这些家伙都未免太急于事功，太急于邀宠了，不利于国家机构的稳定和社会生产于大乱之后的恢复。裴粹在关中，就曾经写信给裴嶷，说：“如汉初名相，萧、曹也，不闻有魏、黄……”
萧何、曹参的施政，秉持黄老之意，无为而治，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恢复；魏相、黄霸虽然也是一代名相，但执法过刚、施政过苛，唯有在太平时节、盛世之际，才能显身扬名啊。所以说——“愿文冀为萧、曹，勿为魏、黄也。”
裴嶷对此的回答是：“乱世用重典，国贫谋事功，且待天下大定，方能宽政无为。”你说得有道理，但还不是时候。
所以就目前状况而言，这两个派别尚能协作无间，但随着局势逐渐稳定下来，更多世家靠拢儒臣派，更多故晋小吏靠拢吏僚派之后，又会将政局导向何方，那就谁都看不清了。
不过裴该对此还是有所警惕的，他防微杜渐的应对之策，就是要逐渐削弱双方的力量，再利用科举制引入更多人才来加以平衡。其实枢密省之设，也同样是平衡儒臣、吏僚的一种手段。
汉初诸吕乱政，之所以失败，为有周勃在也。只要运用得当，则军功贵族不但不会干政擅权，反倒能够成为稳定朝局的一支奇兵。不过旧关中军诸将因枢密省之设，认定了天子重视武人，唯有陶士行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他曾经在给儿子陶瞻的信中写道：
“或谓晋乱之时，武夫跋扈，劝天子勿置枢密，可稍稍制约武人。然我以为，天子置枢密，非重武也，实限武也。古来出将而得入相，今我虽以枢使身份列名宰相，于政事堂中却为文臣所环绕，对政事几无置喙处。由此既加军衔，则与文政无涉，武夫势不能再干政也，前汉大司马大将军之任，无可复见。
“是以奉劝吾儿，早卸都督之任，唯取刺史、太守之职。否则如前汉公孙贺之后，武夫安得再有宰相之份啊？”
裴该的这份心思，其实从未对人明言过——即便是皇后荀氏——唯有裴文冀和陶士行等寥寥数人，能够从蛛丝马迹中窥见一斑。不过他在官吏选拔和任用上，以太学作为从九品制到科举制之间的跳板，这种想法，明晰的人就很多了。
关中曾开科举，但是规模不大，既已改朝换代，他就打算行之于全国，却遭到了儒臣们的一致反对。于是裴该重兴太学，暂时以太学的毕业考试，部分代替旧时的九品制和察举制——太学是只看学问，而不论门第，皆可入学的，而且管食宿，这套规章制度还是董老夫子昔日所创设。
长安新城遥遥无期，裴该估摸着即便天下大定了，也还得隔几年才有望还迁关中去，所以无论文校还是武校，全都自长安迁来洛阳——长安学校仍然保留，作为太学的分校，且将来二都并立，洛阳分校也将继续存在下去。
董景道已经快七十岁了，健康状况也不是很好，裴该特许他在身体允可的情况下，再自关中赴洛——这一等就等到了三月份。当听说董老夫子即将抵达的时候，裴该就打算亲往相迎，却遭到了宰相们的劝阻，说唯大将班师，天子才可郊迎，老校长虽然年高德劭，却还不到劳动天子的地步——
“以宰相出迎，以示朝廷重儒，足矣。”
就是这“以示朝廷重儒”几个字，最终使得裴该打消了亲迎的念头。实话说他对传统儒学并不感冒，仅仅因为这时代还没有其他足以与儒家相拮抗的学术体系，这才不得不表面上装模作样行周礼，用儒政。且董景道之所以得宠，仅仅因为属于郑学，跟晋代主流的王学不对付罢了。
从郑学到王学再到玄学，就学问而言是发展，是进步，但对国家社稷的正面影响，则正好反转过来。所以裴该何所爱于董景道啊？为郑学也；他又何所爱于郑学啊？在理论上方便改造，而在运用上还不至于太过糟糕罢了。
既然如此，则不便亲迎董文博老先生，免得他变成第二个董仲舒，其思想反过来再钳制社会的开放性，甚至于阻挠社会的发展。
老子云：“治大国如烹小鲜。”裴该自从坐上了皇帝的宝座，于施政更感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于改革也不敢再如从前那般，尽可能地放开手脚了，他希望能够在保证社会安定的前提下，逐渐地用天子的诏命来引导舆论，进而影响朝局，而不象历史上那些暴君似的，近乎以一人独治天下。即便真是远见卓识，倘若准备不足，施行操切，等到发现问题了再朝令夕改，那就变成王莽啦。
所以包括产业方面的新想法，裴该都先把皇庄当作试验田。
皇庄这个名词始于明代，但事实上自古以来，皇家即拥有部分山林池泽的所有权，收入不入国家府库——当然啦，秦汉以降的九卿制多由君主私属转化而来，本来皇家的和国家的，就区分得不是很清楚。
裴该明确家、国之别后，以皇后、太子的汤沐邑为名，接收了洛中内外和河东的十几处庄园——多半是抄没的罪臣家产——统一归少府管理。少府设卿、丞，前者由士人担任，负责皇家产业的经营和财税的出入，后者由宦官充任，负责宫廷事务的日常管理。首任少府就是才刚从江南逃过来的裴常——其父裴嗣则只领了一个微阳县侯的爵位，志得意满，安享晚年去了。
举凡新农具、新耕法，乃至新的农业协作方式的试行，新品种甚至新物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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