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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胡马-第3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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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功劳算自己头上吧？
因此乃与姚弋仲商议。
姚弋仲沉吟少顷，建议说：“当请司马来，与之同谋。”
甄随摆摆手，说不必——“司马如何禀报大都督，乃是司马之事，何必与之商议？”
他平素最烦的就是军中司马，也没什么将兵作战的能为，却偏偏什么事都要知道，什么事都要上禀。甄随心说打我跟从老爹占山造反以来，所见晋军，虚报功劳，甚至讳败为胜、杀良冒功，不都是常事么？唯独大都督瞧不过眼，非要安排个司马来监军，单独核算功劳。
其实为了保证军队的战斗力，纪律略略严明一些，也是必要的；为了大都督可以彻底掌控军队，他将爪牙布置各军、各营，我也能理解，但有必要把军律定得那么严，把为将者的一点点小心思全都给堵死么？
我这回就讳报功劳了，摸摸大都督的底，看他底线何在。倘若不认我这份功劳，那就必须把功劳记在靳氏头上啊，这又岂如大都督所愿呢？
于是下令，将靳氏兄弟及所携亲信部曲、族内男丁，一律处死，剩下些妇孺，暂时押往安邑，等待以后处置。其实甄随的本意，小孩子也不必留，但据说大都督最忌讳杀害幼儿……至于妇人，将来赏赐有功将士可也。
当然啦，在此之前，等老爷我得胜归来，得先过过眼，看有没有值得自家留下的。
靳准兄弟还在懵然无知，只当甄随验看了首级之后，便会释放彼等。谁想姚弋仲去后不久，返归传令，随即那些看押他们的晋兵二话不说，挺起刀来，一刀一个，取了兄弟三人的性命。
靳准也算走运，糊里糊涂就完蛋了，不象刘粲，临死之前还要受内心识人不明，导致亲信背叛的懊悔和煎熬……
普通晋兵都非训练有素的刽子手，不会把犯人摆好姿势，然后再一刀断头，他们都是直接用长刀直刺三靳后心，然后再割下首级来，由姚弋仲携去，与刘粲的脑袋摆在一处。军中诸物齐备，甄随便命用石灰涂抹了，各自盛匣。
至于靳氏的亲信、部曲、家眷等辈，晋军杀了之后，连埋都懒得埋，直接把尸骨往乱草丛里一抛就算完事儿。
随即甄随再度唤来薛宁，对他说：“我曾允诺，若汝助我攻取安邑，便送汝往长安去拜谒大都督，谋求好职。即今将这四颗首级，还有几匣重宝，全都交付于汝，途中切勿有失。”至于都是谁的脑袋，木匣里装的是什么宝货，却并不肯泄露给薛宁知道。
甄随也不去找司马，即让姚弋仲按照自己的授意，写下一封文书，既向裴该推荐薛宁，也备悉言明今日之事，封好了，一并交薛宁带去长安。
……
那么平阳胡乱之时，裴该在长安又在做什么呢？
这一日非常罕见的，裴大司马盛排仪仗，亲自跑到去北门外去迎人。城内百姓及中下级的官吏都不禁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不知道是谁值得大司马如此地屈驾往顾——难道是洛阳有天使前来宣诏不成么？
有些看热闹的远远觇望，却见一乘驴车在几名兵丁的护卫下沿着道路，迤逦而来。裴该见了，亲自下马往迎，车帘一挑，下来一名老者，颤颤巍巍地便待向裴该行礼，却被裴该双手搀住。
有认得的，当即遥遥指点：“原来是文博先生，怪不得大司马如此恭迎……”
这老者正是中州大儒董景道，字文博，此前曾经为裴该编纂过《姓氏志》，但裴该几次三番请他出山相助，老先生却总是以自己醉心于学问，无意仕途给婉拒了。因为董景道也知道，当时裴该方致力于破胡定陇，根本没有精力弘扬儒学，则若自己往仕长安，不过是给人家充门面、抬声望而已，并不会有什么实际的任用啊。
但等裴该终于稳定了关中之政，暂时外无强敌，乃开始发展文教事业，为此而再请董景道出山，老先生却不便拒绝了。
因为裴该这回请老先生到长安来，是来搞教育的。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教育，传说时代暂且不论，起码从周代起，就建立起了原始的官学体系。根据记载，西周官学分国学和乡学两种，国学设在王都和各诸侯国都邑内，分大学、小学两级，乡学又名序、庠、校、塾等，则分置于王都郊外六乡之内——不过也有一说，所谓乡学，不过是乡老之类听政、议政的场所，跟学校毫无关系。殆至春秋、战国，又生私学。
秦禁私学，而广官学，不但在中央设博士官，在各郡也普设官学，名为“学室”，作为基础官吏的养成所。汉代的中央官学更为发达，不但有传统的太学，还有文艺专科学院“鸿都门学”，有外戚集团创办的贵族学校“四姓小侯学”，等等。
至于地方官学，汉初本不设学室，直到文翁治蜀郡，因为蜀地文化落后，乃选派官吏至长安向博士学习，归蜀后于成都市上辟学舍，不过数年，竟使蜀郡文风可比齐鲁。武帝有感于此，下诏“天下郡国皆立官学校”；逮平帝时，正式规定各郡国设“学”，县道邑设“校”，乡设“庠”而聚设“序”。
当然啦，那年月必然没有国民教育，官学都是为贵族子弟准备的……
第四十九章 校长
西汉之初，太学生不过五十人而已，但至东汉后期，人数则激增到三万，竟在洛阳城内形成了专门的太学区，但即便如此，总体而言，官学的招生面还是很狭窄的。
太学生因官吏推荐而得入学，多为贵族子弟，只有少量出身贫寒者——虽然财产不丰，但考其家世，其实也未必低了；至于四姓小侯学，那更不用说了，向来只招收樊、郭、阴、马四家子弟——没办法，因为就是这四家出资创建的呀。
说白了，中央官学主要招收贵族、官宦子弟，而即便地方官学，也不是对普通平头百姓开放的。因此逮至汉末，私学乃再度大兴，招生面广，以此填补官学的空缺。比如说郑玄在高密授课，贩夫走卒皆任其听讲；卢植在涿县，靠着织席贩屦为生的刘备都能拜入门下，由此即可得见一斑。
然而汉末乱世，不但遏阻了私学的发展，就连官学亦受到极大冲击。西晋初期的太学，规模比之东汉缩减了数十倍不止，但仍在其上增设国子学；到了惠帝元康三年，明确规定唯五品官以上子弟准入国子学，五品官以下子弟准入太学，就此学校成为了官宦子弟的禁脔，世家门阀更在教育上都享有特权。至于地方官学，寥寥无几，始终都没能兴盛起来。
原因很简单，理论上官学生都是公费的，只招收少量自费生，则当社稷紊乱，国家财政也濒临崩溃的时候，谁还有钱去搞教育啊。至于世家门阀，他们可以在自家内部搞族学嘛，自然也不肯掏钱出来资助公家。
裴该一心想要打破世族门阀对教育的垄断，唯此才能将更多寒门才俊吸纳进体系中来，扩大和稳固统治基础。想要扶持寒门，光靠考试制度是不够的，因为在缺乏足够教育资源的前提下，寒门庶族的文化水平普遍比世家子弟为低，就算总量庞大，沙中淘金，究竟能出几个人才呢？
裴该的用人理念基本上模仿曹操，主张不论身份高低，“唯才是举”，自不可能无条件地倾向于寒门，甚至于宁要寒门的草，不要世家的苗……
故此当关中政局大致稳定之后，他就耐着性子与群僚商议，尤其跟度部掾柳子高打擂台，又向郁翎等商贾贷款，好不容易才挤出了一笔教育经费来。虽说此前就要求雍州各郡国皆设郡学，如今这一政策也扩大到了秦州，但终究地方财政困难，就算应命，真把学校建起来，也不过虚应故事而已。裴该不打算把这笔教育经费普散地方——肯定不知道被挪作何用了——就计划着在长安城内，建一所规模较大的学堂，普招雍、秦、凉、梁四州子弟。
对，也包括梁州，虽然目前只有一个汉中郡为周访所据，但就理论上而言，也算是潼关以西，是他行台执掌之地。
学校的硬件设备好解决，长安城内本来就有很多空房子，随便挑几套相邻的，前后打通便可。况且裴该还“发明”了雕版印刷术——那玩意儿原理很简单，此前他不过三言两语，大致描述一番，徐渝很快就领着工匠们给搞出来了，与之相比，反倒是改良造纸术难度更大——先用《姓氏志》和《百家姓》开路，随即便大量印刷五经。
但是学校的软件却比较烦难，最关键的——你得先有老师啊。
其实老师也不是太难找，就目前而言，裴该还不打算搞国民教育，他也没有那个精神头儿，教材仍用儒家那一套便可，那么很多关西士人，也包括旧日官僚，裴该与之相谈，觉得毫无才具，唯能死读书的，就都可以往学校里塞。然而老师一大群，还必须得找一个有本事，有名望，镇得住场子的老先生来当校长，这事才算四面俱光。
自然而然地，裴该便想到了董景道。虽说董景道在当世为大儒，真搁到儒学史上，连浪花都翻不起一朵来——裴该前世就几乎未闻其名——但乱世之中，关西虽大，也就只有他一人差堪任用了。况且据裴嶷所说，董老先生“《三礼》之义，唯尊郑氏”。
其实裴该对于历朝历代的儒学派别，并无研究，也不大分得出优劣高下来。他光知道儒自董仲舒为一变，毫无节操地迎合统治阶级；到魏晋又一变，化为玄学，也就是沿着董老夫子的神叨叨愈行愈远；唐儒复归人事，宋儒化为理学，从此之后，这辆破车就越行越散架，终于彻底固化了国民思想，走向社会的反动面……
但就同一时期，儒学各派孰高孰下，裴该多半分不出好赖——当然啦，基于对理学的厌恶，他感觉南宋之时，浙学为上，虽说浙学和理学究竟有啥区别，他其实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
然而他知道，在这魏晋之际，主要的儒学流派就是王学和郑学，而且基本上郑学被王学按在地上摩擦，究其根由，王学的始祖王肃是司马昭的岳父啊，自然有官方给他撑腰。虽然仍为晋臣，但鉴于原本历史上西晋之亡和东晋之衰，裴该暗中秉持着一条原则，那就是：凡司马家提倡的，我就一定要反对，即便表面上不便表示异议，也一定要暗中设法，给他掀个底儿掉！
因此当初裴嶷推荐董景道，一听说此乃郑学大家，裴该便即往顾茅庐，再加上老先生也并不难说话，还给裴该出主意编纂《姓氏志》，则裴该欲用此老久矣。这回为了发展文教事业，再度遣使，盛情相邀，董老先生倒是不再推辞了——教书育人对于士人来说，那可是最光荣的职业啊，孔子不就是以“师”著名的么？
裴该亲自出长安城相迎，将董景道接至大司马府中，盛情款待，并且向老先生详细介绍了长安城内新建学校的情况。他说目前师资都到位了，打算您一履任，便即公开召生，我的计划是，不论出身，只要有志向学者，十五以上，四十以下，皆可入学。
之所以规定年龄，是汉代就有年逾六十，白发苍苍仍为太学生的，裴该觉得这完全是浪费教育资源嘛，那种老帮菜就算学出来了，还能做什么？我搞教育是为了培养基层官吏，还真不是玩儿慈善啊。
董景道沉吟道：“不论出身，皆可入学么？还须加以甄别，以免假意向学及作奸犯科者混杂其中……”
裴该点头道：“这是自然……”官学生自然学杂费全免，并且公费住宿，甚至公费吃喝，这些优惠条件一颁布，不知道什么阿猫阿狗都削尖了脑袋想要挤进来呢，我又哪儿有那么多的资源可以浪费？
于是对董景道解释说：“京师国子学及太学，只召官员子弟，即便汉代太学生，亦由官吏荐举，某以为，如此则闭了不少士人向学之门，有违夫子‘有教无类’之本意也。或云当使其长吏审核身份，出具凭信，证明向无作奸犯科事，始可入学，但吾恐官吏若存私心，则一郡一县士人难免蒙屈。
“因此将审核之权，尽付于先生，有何才具，须作何考试始可入学，入学后当遵学律，而学律如何制定，等等，请先生详细筹划，与我相商，以便具体行文。商议既定，条文既具，则无论招收、开革，权在先生，行台绝不掣肘。”
说到这里，裴该微微一笑，打比方说：“譬若某人曾犯国法，既已得赦，则先生若观其为可造之才，有悔过之意，亦可录用；设若我家子弟，身入学校而违律，只要证据确凿，先生亦可放心开革，我绝不为彼等说情。”
此外裴该还计划着，把教育经费全都下拨给董景道，由他自主筹划，包括召多少学生，怎么开饭费等等。以后行台也会按年统筹出一笔资金来，源源不断地供给，老先生只需要把账做好了，由行台派员前去核查即可。
董景道闻言，表面上不动声色，眼中却分明闪烁着欣悦的光芒，便即朝裴该拱拱手：“多谢大司马。”裴该笑道：“此为国家，非我个人之私，先生何必道谢？唯愿天下才士，咸出先生门下，他日为吏做宰，可以振兴社稷。”
随即二人乃开始就办学的细节问题，展开讨论。董老先生唯有一事不喜，但既然裴该已经开出了那么好的条件，基本上算是给钱给政策，让他独立办学，也便不宜再争了。何事不喜呢？就是“校长”这个名号。
长安行台办学，当然不能再叫太学、国子学，裴该即取汉代地方学、校、庠、序四级的前两字，称为“学校”——在老先生想来，必是如此来由。这倒是无所谓，可是为什么要叫我“校长”呢？
一则校在学下，我凭啥不能叫“学长”？二则“长”字用作官称，并不尊贵，譬如大县为令，小县为长，再譬如大司马三军中，队以下三级主官才称长，再上就称督乃至帅了。
所以老先生认为最合适的名称，应该为“学令”，再不济模仿中央，直接叫博士也成啊……算了，不跟大司马纠结这些细节问题了，我先做几年校长再说吧。
……
董景道与裴该大致商议定了，便即退归为他准备的精舍，去拟定办学的计划书。但计划书还没能报上来，裴该便即得到裴诜急报，说平阳内乱，刘粲已然挥师北上了。
于是急召幕僚们商议，大家伙儿都说，可以命甄随趁此机会夺占汾阴和闻喜，从而收复河东全郡。尤其是裴家那几个，早就想打回老家去了——虽说其实很多人打出生就没怎么回过老家——偏偏刘粲堵在临汾和绛邑之间不走，则为了大局考虑，只好先忍着，如今终于忍无可忍，不必再忍啦。
几名武夫想得更远，郭默当即建议：“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刘粲、刘曜相争不休，我军正好趁机北上，击其虚疲，直下平阳！”
陶侃也说：“譬如昔年魏武定河北，用郭嘉之计，先纵二袁相争，然后趁间取利——臣以为是其时也，当命甄随收复河东后，继续北上，寻机或可再克复平阳。”
诸将都说，平阳是胡汉根基所在，即便死马，也有几斤骨头，光靠甄随一旅之众，恐怕难克。就此纷纷请令，希望能够带兵上阵，增援甄随。
然而度部掾柳卓却连连摇头，说：“倘若粮秣物资充足，我军早便下河东而向平阳了，何待二刘相争啊？而今府库空虚，若非日前周士达遣人资供，早已入不敷出，恐怕我亦一头撞死在明公驾前了……岂有余力，再供输更多兵马北上哪？”
所谓“周士达遣人资供”，是指杨虎在汉中屯积了不少粮食，周访本来粮秣将尽，既得进入南郑，一下子就吃得满嘴流油。然而汉中虽然多年积聚，粮秣丰足，武器装备却比较稀缺，周访正在烦闷，杨虎献计，说咱们不如拿粮食去关中换兵器吧。
因为此前裴该利用郁翎等商贾，就跟杨虎做过买卖，虽然双方乃是敌国，而且还见过仗——杨虎曾经奉李雄之命，北出应援过杨难敌——不宜官方交往，但可以通过私商假做走私生意嘛。
周访因此便取出万余斛粮草，供输关中，解了柳卓的燃眉之急。不过周士达并没有明言交换，他派女婿陶瞻前来，自称是因为大司马此前派兵策应，又命上洛郡守裴轸送粮——虽然没派上用场——故而特意贡献以酬恩德。特命陶瞻与其父陶侃私见，备言汉中甲杖如何欠缺，不便抵挡巴氐的侵扰，陶侃会意，当即上禀裴该，请裴该以数十领甲、数千柄刀、数千支矛，及少量弓矢下赐。
然后当然也会说，关中正缺粮食，汉中若有，可再贡些来；关中兵器尚有余裕，汉中若乏，也可明打申请。
——这就对了嘛，同朝为臣，上下级之间，做什么生意啊？我们是正常的贡献和赐予关系。
因而柳卓今日提起此事来，陶侃就和颜悦色地问道：“既下闻喜、汾阴，搜其府库，及命县中大户供应，颇能得粮。但不知预估其数，及府库所有，可再出多少军啊？”
柳卓沉吟少顷，手指拢在袖子里盘算了一番，回应道：“最多五千军……闻喜、汾阴所有，难以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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