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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胡马-第2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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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这些堡垒全都完工,就大致可以挺进到刘曜鼻子底下去了,并且形成半包围之势。且看你刘曜敢不敢来打!
而在裴该心中,尚有另外一重谋划,即利用五到十年的时间,无论是关中晋民繁殖,还是从它处迁晋民入关,都可以陆续充实于堡垒间的地段——或许也加上少量西戎——如此则不仅仅将边境线北推,挤压胡族的生存空间,还有可能恢复两汉时代的实际疆域。
汉代在冯翊以北还有上郡、西河,乃至朔方、五原、云中等,直抵河套地区,只有真正控扼河套,才有可能阻止大的北方游牧行国的产生。裴该的志向,并不仅仅恢复西晋旧疆而已,他心心念念的,乃是恢复汉疆,甚至于提前建成盛唐一统之势。
二人正在埋头商议筑堡之事,突然间有后军哨探来报,说胡汉兵马正陆续向采桑津集结,看似有渡河来袭之意。裴该闻报,微微一愕,随即笑道:“终于来了。”
陶侃瞥他一眼,缓缓地说:“刘粲来得甚迟啊……”
胡汉所据河东、平阳、河内等郡,乃是黄河以北的膏腴之地,土地开发较早,加上又陆续从河南、关中掳去了不少的人口,就理论上来说,已然取代河南成为全中国最富裕的所在。若仅以纸面上的生产力来论,胡汉政权仍居天下首位,拥有兖、豫和司隶河南地区的祖逖排名第二,裴该的雍、秦二州,与石勒的冀、并二州,大致并列第三。
江南地区若非裴、祖北伐成功,大群南下移民纷纷北归,或许有机会跃居第三的,如今却只能与巴蜀并列第四。而即便裴该再加上遥远的徐州,石勒再加上新得幽州半壁,论传统耕地数和户口数,亦皆难与平阳、洛阳相拮抗。
所以平阳政权不可能始终窝着不动,而只知防守黄河天险。去岁并州大蝗,波及平阳、河东,加上刘粲、刘曜尽皆新败,被迫息兵养马,暂且蛰伏,犹有可说。今年蝗灾移去了冀州,平阳和关中一样,都为平年,那就不可能毫无动静了。
再者说了,刘曜南下侵扰,难道就没有平阳方面的授意吗?若无平阳之命,即便刘曜敢来,刘虎也未必肯动,这很明显是对关中地区发起进攻——即便不是全面进攻——的征兆。
只是,倘若双方配合密切,当彭夫护才入安定,刘虎方下冯翊之际,刘粲就悍然挥师西渡,则必然对陶侃的大司马后军造成强大压力。陶侃对此已有防范,早便拟定多份预案送到了裴该案前,还计划万一战事不利,便再次退归大荔,利用牢固的城防抵御胡师,再请裴该将生力军源源不断送至前线——甚至于调秦州诸戎从征。
然而实际事态却并没有发展到那一步,刘粲整比刘曜慢半拍,一直要等彭夫护和刘虎全都被击退,这才姗姗而来。这固然有通讯、交通不发达,相距遥远的两支军队很难密切配合之故,但其中,难道没有更深层次的缘由吗?终究刘粲也不是笨伯啊。
陶侃因此才说:“刘粲来得甚迟啊……”裴该则站起身来,背负双手,透过窗棂遥望室外景色,缓缓地,貌似是自言自语地说道:“秋之将尽,寒冬降临,即便百足之虫,不死也僵。”
……
刘粲还在做相国、大单于的时候,刚愎自用,独揽朝政,但当他终于得偿所愿,晋位皇太子之后,姿态反倒相对放低起来,肯于倾听诸多老臣的意见了。这主要是因为此前他主要的目标是挤垮刘乂,此事不可谋之于众,老臣们也未必肯帮忙出主意;而当太子宝座终于到手,眼瞧着皇帝大位也非遥不可及,似乎再没有什么人可以摇撼自己的权势了,刘粲才终于把主要精力从揽权转向了国事。
再加河南之败,以及刘乂“清君侧”,多少也给这个年轻人的雄心壮志兜头浇了一瓢冷水,使其骄焰渐息。
因此面对崭新的时局,刘粲便召太师刘景、太傅任顗、太保朱纪、大将军刘骥、大司徒刘励、司隶校尉乔智明等重臣商议对策,最终得出的方略是:
“东用石勒,西抚刘曜,北和鲜卑,南控大河,秣马厉兵,再谋河南、关中。”
为此,不但加封石勒为赵公,还拜晋阳守将石虎为征北将军,封上党县公,同时遣使北上,去尝试与拓跋鲜卑结盟。郁律对此明面上的表态是:“我为晋之代王,终不背晋也。”私下却暗示可在边境互市——因为刘琨的败逃,使得拓跋鲜卑很难再得到来自中原的物资供给,而他暂时又没有必胜石虎的信心,那就只好跟胡汉商量着讨要了。
由此可见,在局势基本不变的前提下,拓跋郁律不大可能再大规模挥师南下,且若局势向胡、羯方向全方位偏转,郁律也有许盟甚至于向汉称臣的可能。
北线既然暂时无忧,那就要尝试对南方用兵了。刘粲本人是主张自河内渡河,直取洛阳,或者从河东南渡,争取切断河南与关中的联系的,认为唯此才是掏心之策。他说:“若司马邺在长安,所在遥远,或不易取,天幸今归洛阳,与我止一水之隔。若能再破洛阳,或擒或逐司马邺,则南人之气必堕,皇汉复兴可期!”
但是其弟济南王、大将军刘骥却提出反对意见,拱手说道:“阿兄,今国中粮秣不足,各部人心不齐,不可奢望一战而败南军,只能徐徐侵削之。曩日之所以能破洛阳,为彼重臣不和,司马越、苟晞相争,且其时赵公与王弥尚在河南,则即便无宁平城之胜,我围洛阳,司马越等亦不克来救。今则不同,祖逖奄有兖、豫,削平割据,裴该镇守关中,出关而旬日可抵洛阳城下。则若我攻洛阳时,裴该来救,甚或王敦也自荆州北上,其势危殆……”
刘粲摆手摇头,说:“卿等尚以裴该为晋之纯臣么?我早便说过,彼归晋主而留台关中,是欲自王也。”
司隶校尉乔智明道:“其唯如此,方才可虑。倘若裴该拥晋主于长安,急受我攻,祖逖未必往救,而必请迁晋主,避之于洛。而今晋主还洛尚不足一岁,岂有还归长安之理啊?则若洛阳悬危,裴该必不肯袖手旁观。晋已下诏,使讨司马保,则司马邺败,裴该不能在关中复立司马保,司马家余人,声望也皆不足,彼又岂肯失此大义旗帜,而成为天下之共敌呢?”
刘粲垂首不语。
刘骥续道:“臣弟以为,与其攻洛阳,不如试取关中。如攻洛阳,须请赵公发兵兖州,作为策应,但闻冀州大蝗,赵公未必便肯发兵,则是我独当南军,胜算渺茫。若攻关中,则可使雍王南下,以击其侧……”
刘粲问道:“若祖逖往援,又如何?”
刘骥答道:“可命赵公佯渡河,以牵制祖逖。今晋主在洛阳,祖逖又岂肯虚其都而率主力西救啊?若攻洛阳,则如臣弟此前所言,裴该断无不救之理了。”
太师刘景也说:“今国家精锐,皆在平阳,河东、河内则坞堡纵横,多晋人世家,只是暂且羁縻而已。则若攻洛阳,必由河东、河内,路途遥远,倘若彼等晋豪骤起异心,恐怕会断我运道。而若攻关中,自平阳西向二百里即可渡河,途程既近且安……”
大司徒刘励趁机插嘴,说:“今岁料是平年,然臣预先计点,秋后所得未必丰盈,恐怕难支大军久征于外。是以臣赞同太师所言,与其远向河南,不如近向关中。”
乔智明道:“晋主前有诏,讨伐司马保,则今岁秋后,裴该或将西征秦州……”刘粲微微颔首,乔智明得此鼓励,就放心大胆地一口气说下去:“若彼不征秦州,则司马保将再断陇道,我若西渡,即凉州张氏也不能往救,敌势必蹙;若其往征秦州,我正好趁机攻取冯翊,冯翊下,一马平川,可抵长安。”
刘粲沉吟道:“我本意攻洛阳,是欲召石勒率师来合,然而大将军所言甚是,冀州大蝗,石勒或不肯来……”说着话,似有意似无意地从鼻孔里轻轻哼了一声——“然若攻长安,难道刘曜以丧败之师,便敢奉命夹击么?”
乔智明笑道:“臣有一言,或有冒犯,殿下勿罪。”
刘粲道你放心大胆地说吧,我不怪罪。
乔智明便道:“殿下此前因势所迫,封其雍王,则关中土地,本为雍王所有。今若殿下率师西渡,所得冯翊乃至长安,难道会拱手让与雍王不成么?他若肯来相合,尚有可说,若不肯来,正好罢雍王之封。如此情势,雍王也必然明白,是不肯按兵作壁上观的。”
太保朱纪也建议:“臣意可诏楼烦公(刘虎)南下,与雍王相合,先击冯翊,而我趁势渡河西进……”
刘粲在经过仔细考虑过后,最终还是接受了刘骥等人的建议,于是才刚入秋就开始核算收获,分派物资,调动兵马,打算渡河西进了。就此才有了彭夫护的侵扰安定,和刘虎的南下冯翊。
然而双方的配合极其糟糕,一直要等彭夫护和刘虎全都撤了,刘粲才姗姗来迟。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其实正如裴该所说:“百足之虫,不死也僵。”
第五十二章 虚兵
平阳胡汉政权的基本架构,基本上照抄晋制,并在其外又建单于台,以统驭氐、羌等所谓“六夷”——屠各本族乃至匈奴,不算为夷,是归大司徒而非大单于管辖的。如此两套制度,虽然貌似圆融,且主从有序,但实际运作起来,仍然诸多磕绊。
首先屠各、匈奴,虽然多数汉化,终究也有不少仍然游牧,且与旧晋人世豪之间矛盾重重,想用同一套班子总体管理起来,难度相当之大,起码无论刘聪还是刘粲,都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和耐心——倘若刘渊尚在,或许情况会略好一些。
其次氐、羌等六夷,如今其势大削,余者与平阳政权尤其是刘粲,亦多不相得了。
胡汉政权的民族架构,是以屠各为核心、匈奴五部为股肱,外抚晋、夷。也就是说,刘渊之所以能够壮大,首先是以屠各而御匈奴,继而与氐、羌等六夷,以及部分晋人世豪达成和解,结成同盟,如此才可僭号称尊、雄距一方。刘渊在时,初命刘聪为大单于,统驭六夷,刘聪继位后,改任刘乂,又改刘粲——这三任大单于当中,其实以前皇太弟刘乂最得氐、羌的拥戴。
缘由也很简单,因为刘乂父屠各而母氐人,而且其母族在六夷尤其是司隶、并州的各部氐人之中,权势和威望向来称尊。
刘渊第一任皇后乃是呼延氏,呼延为匈奴贵姓,此乃屠各与匈奴之间的政治联姻——其太子刘和,便是呼延后所生之子。呼延后去世后,刘渊晋封侧妃单氏为后,单氏先有一子,就是刘乂。
单后之父名叫单征,本是上郡氐酋,势力颇大——不弱于如今的虚除权渠——他在永嘉二年正式背晋而东渡臣从于刘渊,也是在这同一年,呼延后崩,单氏继立为后——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别有蹊跷,外人便不得而知了。
等到刘渊薨逝,刘和继位,欲图诛杀诸弟,刘聪起而相搏,就是靠着他当时大单于的头衔,得六夷之助,才能顺利击杀刘和的。但在政变成功后,刘聪却假模假式地推让帝位,欲尊其弟刘乂,缘由何在?一则刘乂虽幼,却是单氏所生的嫡子,而刘聪本张夫人所生庶子,尊卑有别;二则刘乂作为单征的外孙,虽然还未成年,却在六夷中威望很高,因此刘聪才不敢遽然跃居其上。
刘乂当时尚未成年,因此固让不受,刘聪遂得以践祚,尊单氏为皇太后,封刘乂为皇太弟,并任为大单于、大司徒。然而其后不久,刘聪便将大单于之位又转授其子刘粲,甚至于更进刘粲为相国,将汉、夷之政一以委之——刘乂、刘粲之失和,便自此始。
——还有一种说法,刘聪实烝单后,刘乂多次劝说单后自重,导致单后郁郁而终,刘聪和刘乂的兄弟感情才就此走向终结。
在原本历史上,刘粲多次通过靳准、王沈等奸人,恳请刘聪废刘乂而立自己为皇太子,遭到刘聪的拒绝。于是靳准等人设阴谋、下圈套,诬陷刘乂谋反,先杀其亲近大臣和东宫官属数十名,再废刘乂为北部王,最终将之谋害,并杀依附刘乂的平阳士众五千余人——其中泰半都是氐、羌酋长,由是“氏羌叛者十余万落”,几乎占到了六夷的一半儿……
而在这条时间线上,刘乂倒是先因情势所迫,与刘曜合谋,打算“清君侧”,杀靳准、王沈,结果被刘粲挫败,提前顺理成章地丢掉了皇太弟的宝座,遭到幽禁。刘粲等国内政局略微稳定一些以后,也便本着斩草除根之意,跟原本历史上一样,除去了刘乂,并杀其诸妻妾、子女。历史按其惯性发展,氐、羌多叛。
原本历史上,刘粲命靳准讨平了作乱的六夷,但在这条时间线上,因为北方太原郡已为石虎所得,故此叛羌、叛氐多数北逃,去依附了石虎。刘粲诏命石虎交人,石虎却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我都吃下去了,你还硬要我吐出来,世间哪有如此美事啊?
就此平阳政权可以实际控制的夷部几乎少了一半儿,剩下的也大多阳奉阴为,暗中阻挠刘粲施政。由此刘粲想要聚集兵马、物资,发动对关中的进袭,命令是下了,实际运作起来却阻力重重,导致迁延日久,这才没能赶上彭夫护、刘虎的进侵步伐……
裴该对于敌国内部的这种政治态势,是深有认知的——一则来自于裴诜等特务的探查,一则也来自于后世的见识。在原本历史上,胡汉之衰,最终导致刘粲为靳准所弑,其根由便可上溯到这场夷部大叛乱,而历史虽然已经很大程度被改变了,只要你刘粲在登基之前敢杀刘乂,想来结局也必然大同小异吧。
再加上河东的晋人世豪又以薛氏为首,早就与裴该暗通款曲了——刘粲打算秋后动兵的消息,最早就是薛涛遣人密报的。晋人豪门多数并没有得到出兵从征的旨令,但平阳想要发动大规模对外侵攻,是肯定会要他们出伕、献粮的,那么只须拖延这么几天,关中晋军就方便预作防范啦。
故此裴该才会说,平阳这条百足之虫,其运作机制其实已经彻底僵化了,不足为虑。
根据哨探来报,屠各和匈奴五部的兵马,正在陆续向采桑津方向集结,这倒并不出乎裴该、陶侃的预料之外。
冯翊郡与平阳政权相邻,黄河之上,有多处传统渡口,比方说蒲坂、郃阳和夏阳,河西岸皆为平原,方便涉渡。但这三处因为是传统的农业区,所以都有大城镇守,并在驱逐刘曜后,陶侃也围绕着渡口设置了多处堡垒,防御态势对晋军绝对有利。
由夏阳渡向北一百八十里地,别有采桑津,彼处河道狭窄,导致水流湍急,两岸皆山,其实并不适合大军涉渡。然而那里就已经出了冯翊郡界了,更在晋军的实际掌控范围之外,刘粲大可以花费较长时间来安安稳稳地渡过大军。而若晋军北出,欲图遏阻,甚至于击之半渡,则距离核心区域将会非常遥远,加之道路险狭,本身的运道也难保通畅。
故而裴该和陶侃原本就料算着,刘粲有可能会从采桑津西渡,且召刘曜来合,并力南侵。只是没想到刘曜先派刘虎来过了,估计刘虎这一趟,把高奴的存粮也吃得七七八八,则刘曜是否还敢来,就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啦。
倘若刘曜敢率新败而士气低落、粮秣也无继的高奴之兵,真跑去跟刘粲会合,说不定刘粲当场就把这支兵马给吞并了,刘曜也很可能沦为阶下囚徒。
然而胡军若从采桑津西渡,因为地形所限,是不可能沿着黄河西岸直接南下的,必须先迂回到梁山以西,经上洛水河谷南下——基本上就是刘虎最后战败的那条道儿,也是陶侃谋划前进筑堡的东路。这一趟大迂回不少于五百里地,才可能接近粟邑,除非可以一鼓而下粟邑,否则考虑粮运问题,大军最多停留十日,就被迫要铩羽而归。
由此推断,刘粲不可能从比采桑津更远的渡口过河,也不可能绕得比粟邑更远,去打北地乃至于安定。甚至于,他就不可能派出超过五千的兵马走采桑津、粟邑这条道儿!
除非能够得到高奴的刘曜,源源不断供应粮草,但那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刘曜九成拿不出来,而即便粮秣充足,也有八成不肯给。
所以胡军走采桑津的可能性是有,但是不高,更大可能性还是要落在南方三处渡口。裴该由此便问陶侃:“这会不会是声东击西之计哪?”
对于防范胡军西渡,陶侃早就拿出多道方略,禀报过裴该了,但因应情势的变化,不得不当面再详细分析一回。于是他手按地图,对裴该说:
“倘若刘粲大军自采桑津渡,乃可北召刘曜、刘虎,并取其存粮,谋图速克粟邑。一旦粟邑下,胡军即可入平,夺我乡野间新谷,可以长久维持。且由粟邑东出,可多道攻我夏阳、郃阳,乃至蒲坂之渡,只要打通渡口,再自河东输粮,不为难也。
“然而刘虎新败,刘曜也无力再战……”刘曜是派刘述率一千兵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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